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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秋李渭思想对比研究(一)

2017-9-2 13:02| 发布者: 武陵君| 查看: 75| 评论: 0|原作者: 黎斌

摘要: 摘要:田秋、李渭是明代贵州的两位先贤。本文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与间接研究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多维研究方法,对两位先贤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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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秋
 
 
   摘要:田秋、李渭是明代贵州的两位先贤。本文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与间接研究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多维研究方法,对两位先贤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和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1、田秋、李渭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二人的思想均源于正统儒学;2、田秋、李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伦理、政治、教育、易学、文学等六个方面;3、田秋、李渭的思想,既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比如在教育上,田秋是“请学”、“建学”,而李渭是“倡学”、“讲学”; 5、田秋、李渭思想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主要新发现和新观点:1、田秋、李渭都重视教育,田秋侧重于制度,李渭侧重于教学;2、田秋、李渭都主张儒学,强调正统儒学教育;3、田秋、李渭不仅有其丰富而独特的教育思想,还有其丰富而独特的哲学、政治、儒学、文学、易学等思想;4、田秋不仅是一位教育家、儒者、孝子、清官,更是一位爱国者、诗人。田秋之功重在教育,田秋思想贵在“忠孝”;5、李渭不仅是一位理学家、清官、教育家,也是一位易学家、诗人。李渭之功贵在讲学,李渭思想贵在“先行”;6、李渭并非“王学”再传弟子,而是发展了“王学”;7、李渭之学并非“心学”,而是儒学、理学与行学。李渭之学贵在“行学”;8、田秋人文精神贵在“爱国爱民,心系教育,勤政廉政”。李渭人文精神贵在“好学重学,仁义和谐,行知合一”;9、思南是“西南剧郡”、“思想南国”。
   
   关键词:田秋,李渭,思想,对比研究
   
   一、引     言
   
   田秋、李渭作为贵州历史上的两位先贤,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思想。过去人们大多只关注其教育思想,而对其哲学思想、儒学思想、政治思想、易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等,却很少有人问津。
   
   对田秋、李渭思想的研究,过去学术界虽然有所研究,但总体上研究较少,大多是一些零星研究和单项研究,在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方面还处于“空白”。主要原因:一是二人的多数著作已失传,无法直观地管窥其思想;二是一些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限,局限于文献研究法。一旦文献缺乏,便制约了研究;三是田秋、李渭的思想均涉及到易学,这对缺乏易学知识修养的学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在此,笔者作为一名易学研究者,力求创新研究方法,综合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研究与间接研究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多维研究方法,从田秋、李渭的现有著述、诗赋、碑文、题字等,以及二人的师友、弟子、追随者的相关文献视角,去系统管窥和比较二人的思想,以期填补当前这块研究的“空白”。
   
   二、田秋、李渭的生平与著述
   
   (一)田秋的生平与著述
   
   田秋(1494~1556),字汝力,号西麓,贵州思南府(今铜仁市思南县)人,是明代贵州教育先贤,贵州科举考试之父,贵州文教的振兴者,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诗人。田秋于弘治甲寅(七年1494)生于思南府城(今思南县城原老法院办公楼处),于明正德五年(1510)以易中庚午科云南乡试举人,正德甲戍(1514)进士,登唐皋榜,从此步入仕途。历任福建延平府推官、直隶河间府推官、吏科左给事、户科左给事中、广东左布政使(嘉靖十九年1540夏)等职。嘉靖丙辰(三十五年1556)十二月,田秋在家病故,享年62岁,葬于思南府昔乐溪(今思南县昔乐溪)。田秋逝世后,家乡诸生为了纪念他,在云南总督舒凤翼、贵州抚院王有能的奏请下,获准在贵阳明远楼建了田秋祠。
   
   田秋著有《西麓奏议》传世,此外,据《思南府志》记载,田秋还撰有《陈愚见以备遗策疏》、《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思南府儒学记》、《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侍御申公祐传》等。
   
   (二)李渭的生平与著述
   
   李渭(约1514-1588):字湜之,号同野,生于思南府城(原思南县百货公司处),明代著名理学家,王学(王阳明)在贵州的三大传人之一。明嘉靖十三年(1534)中举,先后任华阳县(今四川成都)知县、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高州府(今广东茂名县)同知、韶州府(今广东曲江县)知府,后升广东副使等职。隆庆年间升云南左参政,未久辞官还乡,在家乡思南建立书院讲学,开一方学风,讲授儒学、理学和易学,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李渭卒后,万历中,朝廷准于郡署为李渭建乡贤祠,明神宗赐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耿定力(号楚侗)在李渭的《墓志铭》中称李渭为“好学君子”。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
   
   李渭一生的著述颇多,有《先行录》三卷、《毋意篇》一卷、《诗文》三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规》三卷、《易问》等。
   
   三、田秋、李渭的思想与比较
   
   (一)思想渊源与比较
   
   田秋生活在明代初、中时期,这一时期是儒学、理学、易学比较兴旺时期,同时也是王阳明心学形成、发展时期,作为官宦弟子和朝廷官员,其思想大多源于这一时期的儒学、理学、易学和心学。田秋早期思想(从政之前)主要是受正统儒学和易学的影响。步入仕途后,虽受“心学”的一些影响,但主要还是秉承正统儒学。
   
   田秋的思想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家庭教育阶段(13岁以前)。《西麓训子》曰:“吾初承父兄之教,十三岁廪于学”。可见,田秋十三岁之前,接受的是家庭教育,接受的是其父亲、兄长的教育。其次是学校教育阶段(13-21岁)。《西麓训子》曰:“吾初承父兄之教,十三岁廪于学,十七岁荐于乡,十八岁下第,始毕姻,二十一登进士弟”。从中可以看出,田秋在13岁至21岁期间,主要接受的是学校教育。再次是仕途教育阶段(21-48岁)。此阶段,田秋在思想上秉承了正统的儒学与易学。
   
   李渭与田秋是同乡,在年龄上比田秋小20岁。李渭生活在明朝中晚期,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这一时期,除了正统儒学外,理学、心学也发展较快。李渭思想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青少年时期。从明嘉庆 1514年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主要在家乡思南接受庭训,接受其父“毋不敬”、“思无邪”等儒学思想教育,以备科举求仕;第二时期是从仕时期,也是李渭理学、易学思想发展时期。此时期,李渭在“从政”的同时,潜心学习儒学、理学和易学。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蒋信、湛甘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罗近溪等王门(王阳明)著名弟子。同时,与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门弟子也保持着经常友好的往来和思想交流。李渭通过广泛求教,博采众长,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汲取了丰厚的滋养;第三时期是晚年返乡讲学时期。此阶段,李渭通过讲学实践和与人论道,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理学、易学思想。
   
   对比田秋、李渭的思想渊源,有其共通性,也有其差异性。其共通性在于:二人的思想均主要源于正统儒学与易学;其差异性在于:田秋受易学、理学思想影响较小,而李渭则相反,受易学、理学的影响较大。
   
   (二)哲学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哲学思想
   
   (1)“人性之善得于天”的“天本体”观
   
   田秋的哲学世界观是以“天”为本体的。“天”是田秋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其最高范畴。他在其《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中云:“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在这里,田秋认为人的善性得于先天,在先天上每个人的善性都是一样的,只是后天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不同,使每个人的善性就有差别了。
   
   此外,田秋在其《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也云:“窃惟人才之用虽有多寡之殊而赋于之。自于原无彼此之异,特以教化之所及有先后、深浅,而人才系之焉耳。”在这里,田秋认为,人才在先天上无彼此差异,只是后天教化的先后、深浅,使之作用呈现出了大小不同。田秋以“先天”为体,以“后天”为用,体现了一种唯物世界观。
   
   (2)“教化”的易学变化观
   
   田秋认为,万物是变化的,人性也是变化的,人的善与恶,人才的多与少,人才作用的大与小,关键在于“教化”。对此,他在其《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云:“窃惟人才之用虽有多寡之殊而赋于之。自于原无彼此之异,特以教化之所及有先后、深浅”。在这里,田秋强调“教化”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才来自后天的“教化“,人才作用的大小也与“教化”密切相关。田秋认为“教化”是君王的第一要务,教化可以带来许多好处,他说“再照学校教化之本源,教化王者之先务,教化行则风俗美,可以措刑罚,可以寝干戈……然事关教化,未可委之乏用也。”此外,田秋在其《思南府志·序》中亦云:“人物以证教化,见仪表也”。他认为,一个人的教化情况体现在其仪表。田秋的“教化”思想,体现了一种哲学发展观。
   
   (3)“忠孝廉”的道德认识论
   
   田秋对“忠、孝、廉”的推崇,源于他对“三本”的理解。他在其《侍御申公祐传》中云:“先民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师教之,天下之三本也。”对此,他围绕“父母、君王、教师”三本,致力于践行“忠、孝、廉”三德。
   
   首先,在“忠”德上,田秋之“忠”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忠诚于国家。他在其《侍御申公祐传》中云:“噫!以公之前事观之,则仗节死义之忠,固有素抱,不持取决于土本矣。”他在文中对申佑的忠义壮举十分赞赏,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田秋的对国忠义、忠诚思想。二是忠于职守。田秋在任官为政时,严格要求自己“居官持廉皆深刻”(《西麓训子》),对此,他“请开科”、“请建学”、“查腐败”、“重边防”、“疏交通”,最终因“佐郡有声”获得了皇帝的敕命,因“谏垣有声”(《黔诗纪略·田布政秋》)、“谋断之忠”(《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而赢得了后人的赞颂。
   
   其次,在“孝”德上,田秋认为“孝”是“忠”的基础,“孝”为根本,做官要先从“孝”做起。田秋之“孝”包括“自孝”和“他孝”两层内涵。一方面,他认为“百善孝为先”,自己要带头敬孝。他中进士在户部“观政”(实习政务)时,为了孝敬年迈的双亲,毅然决定推迟拜官,疏请返家敬孝,并在此后的八年间,一意敬孝双亲,为双亲煎药煮粥,后来成了家乡远近闻名的“孝子”。另一方面,他极力阻止社会有伤孝道的行为,敦促社会广泛“尽孝”。他在京城做“谏官”时,对城效大规模肆意迁冢、有伤孝道的行为,大胆疏请停止,这体现了他对“孝”德社会价值的理解与重视。
   
   此外,在“廉”德上,田秋认为“居官持廉皆深刻”,他认为做官不仅要勤政,而且要力求做到深刻;不仅要为官清廉,而且要做到深刻。对此,他“居官虽二十年,历俸未及九。”(《西麓训子》),并要求子孙们也要“居官持廉皆深刻”。同时,他在任礼科左给事中时,对朝中的腐败现象,敢于直谏,奉命清查御马监、太常寺、光禄寺等部门的经费开支。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公始而奉敕清查御马等监,则裁缩至七万,夫食至七万石,寻奉查光禄、太常仓厨,力役裁去二千四百余夫。”可见,田秋以自己的行为践行了其“居官持廉皆深刻”的廉德思想。
   
   2、李渭的哲学思想
   
   (1)“中和”、“乾坤”的易学变化观
   
   有学者认为李渭之“中和”即儒家之“中庸”,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无论从李渭的知识结构看,还是从李渭本人的著述、行为看,李渭之“中和”都不是单一的“中庸”方法论,而更多体现的是易学的变化观、和谐观。
   
   李渭不单是一位儒者,更是一位“嗜易成癖”、有着厚实易学修养的易学者。他在思南府城中和山上题写了“中和”二字,对此,他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解释,以至后人难以管窥其“中和”的本义。然而,笔者在对李渭的一首诗(《中和山》)进行研究后,猛然发现“中和”二字蕴藏的并非单一的儒家“中庸”之道,而是蕴藏着“变化”、“天人合一”气息的易学之道。李渭在这首诗中写道:“霜洲木落意踟蹰,兰纫秋风满客裾。共道吴门如白练,可能赤水拾元珠。袖中明月人何似,曲里青山调自殊。寒暑空悲双鬓去,乾坤还借一身扶。”该诗记述了李渭晚年秋季登中和山的情景,他在诗中深深地感悟到了万物的变化。特别是当他悟到人如袖中明月难以保留时,更是感叹“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人参天地”、“道法自然”之理。特别是“乾坤还借一身扶”一句,同时涉及到了“天(乾)、地(坤)、人”三才,体现了易经“天人合一”、“天地人合一”的理念。
   
   从这首诗还可以看出,李渭之“中和”是一种广义上的“天地人”大和谐,是一种宇宙大和谐。强调人要自觉遵守自然规律,参和到天地中,与时偕行,与天、地保持和谐,不违天道、地道和人道,以达到自然和谐、身心和谐和社会和谐的“大和谐”境界。同时,李渭之“中和”观,并非“执中”的思维方法论,并非简单的“站在中间”,而是“天人合一”视角下的“融入其中”。这种宇宙观建立在儒学、易学之上,而非单一的儒学;这种宇宙观视“自然”为本体,视宇宙为一有机整体,倡导“天、地、人”大和谐;这种宇宙观不是强调掌握哲学上的“度”,而是强调易学上的“合”。
   
   综上,李渭之“中和”、“乾坤”,体现了一种易学变化观,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宇宙自然“大和谐”的理念。
   
   (2)“毋意”、“先行”的实践方法论
   
   在李渭的哲学思想中,最为可贵的是他的“毋意”、“先行”这一实践论、方法论。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是他在躬行中,在带着“问号”的求索中,在儒学与易学的融合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可贵思想。
   
   李渭的《毋意篇》、《先行录》著述,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方法论思想。然而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据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之《李渭传》载:“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明兵部侍郎耿定力在《李同野先生墓志铭》中道:“公之学,自却妄念以至谨,一介取予去拘,士岂远哉!道林先生破其拘挛,余伯兄谓之有耻,仲兄直本心,近溪先生喝其起灭,卒契毋意之宗。”可见,李渭从最初的“妄念丛起”到“自却妄念”,再到“毋意”,经历了庭训、师友训导、自悟等过程。这其间的思想渊源,除了儒学外,更重要的是易学。李渭的“毋意”观应源于《周易·无妄》之“不生妄念”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他从“心”转向“行”的认识过程。
   
   李渭生活在“王学”兴盛时代,“王学”主张“知行合一”,而具有“毋意”思想的李渭,更重视“行”,主张“行在知先”、“先行践履”、“笃实践行”、“行知合一”。李渭在《世侯安绍南荣受封典序》中云:“履官初即锐意便民”。邹元标在《先行录序》中也写道:“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李渭对邹元标说,学习(读书)哪能只是争辩,躬行就够了。邹元标最初对李渭的“先行”观持有异议,他说“未与子躬行为是”、“学之不讲,徒日躬行”,并以“到燕地去”为例,说明必须先了解道路情况,才能够顺利到达燕地。对此,李渭反驳到: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即先实践自己的话再去推广,当一个人在了解燕地道路情况时,其实他已经在践行其言了。李渭还说“先行其言”是孔子在教育子贡时说的话。通过李渭的解释,邹元标最终接受了“先行”观点,并表示“今以先生躬行为正,盖各有攸当未可以膜说为也。”(《黔诗纪略》卷三)。笔者认为,作为“嗜易成癖”的李渭,其“先行”思想不仅源于孔子的“先行其言”,源于自己的实践,还源于易经思想。易经之《坤》、《履》,均强调脚踏实地,强调践履和践行。
   
   综上,李渭的“毋意”、“先行”论,是一种“实践论”,体现了一种哲学方法论思想。
   
   (3)“学仁”、“为仁”的道德实践认识论
   
   李渭哲学在认识论方面,既有正统儒学的背景,更有易学的背景。李渭的认识论思想是在正统儒学与易学的相关论题的讨论和实践中来阐发的,以“仁”和“行”为重要的认识对象和本体。正统儒学倡导“仁、义、礼、智、信”五德,尤其重“仁”德,而“仁”字源于易经之“天、地、人”三才之道。
   
   从儒学角度来看,李渭的认识论首先是一种道德认识论,其宗旨在于通过道德修养来成就人的高尚人格。李渭在《重修思南府儒学碑记》中云:“孔子学,学仁也。”李渭认为,孔子创立的学问,主要在于学会仁爱的的至理。对此,他毕生重“仁”,主张“仁”,倡导“仁”,讲授“仁”,并在家乡思南创建“为仁堂”(后改为“为仁书院”),题写“为仁”二字。
   
   从易学角度看,李渭的认识论又是一种实践认识论。李渭的认识论,是以“行”为本的认识论。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孔子“先行其言”的理解上。他在与邹元标论道中云:“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寥寥数语,恰好体现了李渭“行学”的轨迹。即强调“行”的客观本体地位,认定“先行”才是“学仁”之至,“行”才是至“仁”的功夫。同时,李渭还在《重修思南府儒学碑记》中,针对当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学仁”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应重实践、重行为。此外,李渭的“学仁”、“为仁”,既强调“学”,又强调“为”;既强调学习,又强调实践,体现了一种哲学实践认识论思想。
   
   综上,李渭的“学仁”、“为仁”体现了丰富的哲学认识论思想,不仅是一种哲学道德认识论,而且也是一种哲学实践认识论,更是一种哲学道德与实践融合的认识论。
   
   3、田秋、李渭哲学思想比较
   
   相同点:(1)二人均有正统儒学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2)有着共同的唯物世界观;(3)有着共同的易学变化观;(3)有着共同的道德认识论。
   
   不同点:(1)易学对田秋哲学思想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李渭哲学思想的影响却较大;(2)田秋的哲学方法论不够明显,而李渭在这方面却有其完善的思想;(3)田秋的哲学认识论是一种基于儒学的道德认识论,而李渭的哲学认识论则是基于儒学、易学的道德实践认识论。
   
   (三)儒学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儒学思想
   
   田秋一生十分重视儒学,他积极请学、建学,主张正统儒学,撰写《思南府儒学记》,在传记中歌颂忠臣,在诗赋中歌颂儒子、节妇,在训子中采用儒学。在儒家主要思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田秋的“忠孝廉”思想尤其突出。
   
   (1)“仗节死义之忠”、“正当输忠”、“心系北上”的忠义思想
   
   田秋在其《侍御申公佑传》中曰:“先民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师教之,天下之三本也。”并对文中主人公申佑舍身救皇帝的忠诚行为大加赞赏,他说:“噫!以公之前事观之,则仗节死义之忠,固有素抱,不待取决于土本矣。夫岂猿鹤沙虫同时俱化者比哉!”。
   
   田秋对国家的忠诚思想,还体现在他的奏疏上。他在《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中曰:“臣请开科之后,二省各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之激劝,则远方幸甚。”在《请设婺川 安顺印江学疏》中曰:“乞敕下礼部,果如臣言照州县建学立师,庶菁莪之化不问于一方,遐远之才咸沾乎乐育,边方幸甚!生民幸甚!”。在《陈愚见以备遗策疏》中也曰:“臣待罪言官,有此一得之愚谨以上,赐采纳施行,则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可见,田秋在做谏官时,胸怀天下,胸怀边疆,胸怀生民,积极向皇帝建言献策,兴办教育,巩固边防,体现了了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忠诚。
   
   田秋晚年仍“系心北上”,系心国家,系心国家治理,并希望修志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他在其《思南府志·序》中曰:“秋也,才浅力薄,学疏识陋,况岁月既深,系心北上,于是录也。”
   
   (2) “我以少年孝养,非我职乎”、“而轻发朽骨,伤孝子之本意”、“古之孝子固有冒百刃而赴亲之难者”的孝道思想
   
   田秋“孝忠得于性”,一生不仅在思想上主张和倡导孝道,孝字为先,而且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孝道。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公观政户部,喟然叹曰:双亲暮年,二兄外官,彼之老成,正当输忠。我以少年孝养,非我职乎。”在这果,田秋为了能让两位年富力强的兄长更好地效忠国家,自己主动地承担起孝养双亲的义务。
   
   田秋不仅自己践行孝道,还积极倡导孝道。他在京城做礼科左给事中时,对城效屡屡大量迁坟、浪费而伤孝道的情况十分反对,因而上疏皇帝曰“都城村万冢鳞次怀土,重迁天人常情,而轻发朽骨,伤孝子之本意”。此外,田秋在《侍御申公佑传》中云:“古之孝子固有冒百刃而赴亲之难者”,他对古时候孝子“冒死救亲”的行为十分赞赏。
   
   (3)“居官持廉皆深刻”的廉政思想
   
   “廉”是儒家思想内容之一。田秋一生不仅主张“廉洁”,而且还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这一思想。田秋在其《西麓训子》中云:“居官持廉皆深刻”,他教导子孙们要勤政、廉政,并要力求做到最好。田秋本人在廉政方面以身作则,为官清廉。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田秋“入官满二十年,历奉不过九载。”另据《黔诗记略》记载:“西麓(田秋)在谏垣有声。云南差镇,内官恣虐,首奏劾停之。内府监多冗食,太常寺多冗役,光禄多不经之费悉请裁汰,御马监用财无节酚嬴缩为之程,岁省费钜万计。”田秋在朝廷做谏官期间,作为一名五品小官,不惧权贵,直言敢谏,对一些部门和官员的浪费、腐败行为进行了大胆上疏,并收到了良好的惩治效果,以行为捍卫了自己的反腐倡廉思想。
   
   2、李渭的儒学思想
   
   儒学思想是李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大儒治规》、《先行录》、《修思南府学碑记》、《学田记》等著述和诗赋中,包含着较为丰富的儒学思想。其中,不乏对正统儒学的解读,也不乏自己的创新观点。
   
   (1)“学仁”、“为仁”的伦理道德观
   
   在儒家“五常”中,李渭推崇“仁”。他在《修思南府学碑记》中道:“孔子学,学仁也,尧、舜、禹、周,莫不以此生人。” 李渭认为孔子创立的学问就是要学会仁爱的至理。古代圣贤尧、舜、禹、周文王,没有一个不是凭借此之道使人们得以生生不息。
   
   李渭不仅学仁、求仁,而且还专门建“为仁堂”,题写“为仁”,并讲授“仁”。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㷡也……于孔门曰:‘思南李先生’”;李梦松在《登中和山怀同野先生》诗中道:“名臣正学源流远,古刹残碑日月悬。教孝不参仙佛语,当仁肯让对贤肩。”;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思南知府泰和周在《思南府续志》序中道:“余履任未久,访知城东北,旧有乡先生李同野为仁堂颓废已久,急出俸重修堂构,为诸生肄业所”。可见,李渭的儒学思想以“仁”为宗,主张“学仁”、“求仁”和“为仁”,重视“仁”这一伦理道德。
   
   (2)“慕孔孟,排释老”的正统儒学观
   
   李渭生活的时代,虽然佛学、道学、理学、心学兴盛,但他始终主张和倡导孔孟正统儒学,排斥佛学与道学。据《思南府志·县志》记载:“旧志:嘉隆以来,儒教大兴。郡人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
   
   有学者认为,李渭受“王学”思想影响较大,属于王学再传弟子。但笔者通过研究,未发现李渭在其著述和诗赋中运用心学理论。相反,他还针对王学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提出自己的“先行论”、“躬行论”,将“行”放在突出位置。李渭之所以有自己的这一创新思想,笔者认为,主要得益于小时候的正统儒学教育。尽管李渭小时候曾“执求本心”,并“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但后来通过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蒋信、湛甘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罗近溪、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学弟子和传人,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最终还是形成了有别于王学的独特的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可见,王学是心学,李渭是行学;王学“致良知”,李学重“躬行”;王学“知行合一”,李学“行知合一”;王学“格物致知”,李学“先行践履”。
   
   (3)“毋意、先行”、“中和”的儒学方法论
   
   李渭的“毋意、先行”方法论,不仅体现在他的《毋意篇》、《先行录》等著作中,以及“中和”题字上,而且还体现在相关人物的论述中。比如:清朝思南府知县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记》中道:“且李同野先生独非此邦人士乎?其学以毋意为主,其功以先行为归。”;思南知府在《仲夏为仁堂即事》中道:“巡皋晨爱出东冈,来坐先生旧讲堂。……西南正学原毋意,仰止何须在句头。”
   
   李渭主张以“毋意”作为“求仁”的方法。他认为“仁”是道的本体,它常青常明,不增不减,所以学者无需着力在生灭上下功夫,无需刻意安排,毋意为功即可。对此他专门著了《毋意篇》。他认为:“孔子毋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著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无意脉路,即日夜千思万索,亦是无意;知无纤毫人力脉路,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减者,可与言学矣。”(莫友芝:《参政李同野先生渭传》,《黔诗纪略》卷三)。李渭的“毋意”求仁方法,强调不刻意,顺其自然,才是通往“本体”的真途。 李渭的“毋意”思想,得到了孙应鳌的高度称赞。孙应鳌在《晤李同野》一诗中道:“南云媚归辔,春日晓风遒。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
   
   李渭主张“先行”这一儒学方法。认为学孔为仁,贵在先行。如果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先行其语,才是真行。他反对学习孔学一味地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强调行动,强调先行。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既有共通处,也有不同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先知后行、格行致知”,而李渭的“先行”论强调“行在知先、以行达知”,这在哲学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此,李渭还专门著了《先行录》。笔者认为,李渭发展了王学,创建了崭新的行学。
   
   3、田秋、李渭的儒学思想比较
   
   相同处:(1)二人均重视儒学;(2)二人均倡导正统儒学;(3)二人均以行动践行儒学;(4)二人均重儒学之“廉”。
   
   不同点:(1)田秋重儒学之“忠孝廉”,而李渭重儒学之“仁”;(2)李渭提出了自己的儒学方法,而田秋未明显阐述。
   
   (四)政治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政治思想
   
   (1) “郡学泮宫”、“开科”、“建学”的政治制度思想
   
   自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来,由于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等,使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层出不穷。对此,在朝知识分子纷纷出谋划策,以兴利除弊。田秋所主张的是“郡学泮宫”,希望通过振兴文教、培养人才来兴利除弊,维护明王朝。他在其《思南府儒学记》中云:“古者,自国郡以至闾巷,莫不有学,而天子辟雍,诸侯泮宫,其大者也。自罢侯置守,则郡学即泮宫之制欤!”在这里,田秋认为郡学是维护国家统治的一项重要制度。
   
   基于这一思想,面对当时郡学“制度草创”,田秋向皇帝疏请在贵州“开科”,在各郡县“建学”,完善国家政治制度。对此,他先后撰写了两篇疏文,即《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请设婺川安顺印江学疏》,请求在贵州“开科”,在各州县“建学”,均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使贵州自此得以独立开科,各郡县得以建学。
   
   (2) “死义之忠”、“正当输忠”、“谋断之忠”、“克懋忠尽”、“心系北上”的政治追求思想
   
   作为一名儒者,田秋秉承儒家先贤的教诲,并将这些教诲落实到他的政治思想中。他在其《侍御申公佑传》一文中,不仅认为“父生之,君治之,师教之”是天下之“三本”,而且对文中主人公申佑舍身救皇帝的“死义之忠”十分赞赏,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愿为国家尽“死义之忠”的思想和愿望。
   
   田秋之“忠”,不仅是自己的一种政治追求,而且还积极协同家人共同向国家输忠。《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了田秋在户部实习政务时,为了使自己经验丰富的两位兄长安心地为国家输忠,自己主动疏请推迟拜官,返乡承担孝养年迈双亲的义务。在这里,田秋以自己的高尚行为间接地向国家输送了忠诚。
   
   田秋在做官期间,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国家忠诚的政治思想。他把自己的这一思想诠释在了疏请“开科”和“建学”、谏言惩治官场腐败、献策巩固边防、整治乌江航道、发展边疆经济等方面。田秋的“输忠”得到了明王朝和社会的认可,《礼科左给事中田秋敕命》云:“联恒以非人为优,尔礼科左给事中田秋,奋登甲第,佐郡有声,乃兹简抡人居,禁密官箴,克懋忠尽著闻。”《黔诗记略·田布政秋》亦云:“西麓(田秋)在谏垣有声。”
   
   田秋晚年仍不忘为国家“输忠”、“尽忠”,他力所能及地积极撰修《思南府志》,并希望以此能为国家治理带来益处。他在其志序中还表达了“系心北上”、为国尽忠的思想。
   
   (3)“教化”、“振德”、“敬孝”的匡世观
   
   明代,从正德年间起,国力日渐衰弱,至嘉靖年间,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作为当时的一名官员和儒者,田秋清醒地认识到了时世的危艰,他把自己的匡世主张更多地体现在其“教化”、“振德”、“敬孝”等方面,并希望通过教化,使人们“向学”、从善、振德、敬孝,营造一种有利于国家稳定的社会人文环境。
   
   “教化”方面,田秋在其《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中云:“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在其《思南府志·序》中云:“人物以征教化,见仪表也。”在其《请设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云:“窃惟人才之用虽有多寡之殊而赋于之。自天原无彼此之异,特以教化之所及有先后、深浅,而人才系之焉耳。”在其《西麓训子》中云:“读书,不止于应举,取科第,内则以之涵养气质,薰陶得性,外则资之以抚世酹物,若修身慎行,不辱先人,虽不能大有成名,亦为贤子。”在这里,田秋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每个人的差别不大,但后天的教化至关重要,教化使人心向善,使人有一个良好的仪表;教化出人才,使人有能力“抚世酹物”,匡正世道。
   
   “振德”方面,田秋在其《思南府儒学记》中云:“今日庙貌一新,堂序改色,固庆学之有成。他日继侯而守者,尚克益砥砺而振德之。不惟泮水青衿之才,皆岩廊公辅之极,亦且以风定四国,约其夸毗,消其顽戾。俾淳庞载振,俾邹鲁化行,俾我思永有弦歌之声,斯则学道之有成。”在这里,田秋认为,文庙的装修一新,有益于“振德”;有益于辅助国家,改变风俗;有益于限制谄媚之风、消除顽固的恶习;有益于孔孟教化的推行,有益于思南士人学业有成。
   
   关于“敬孝”,如前所述,田秋不仅在其《侍御申公佑传》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敬孝”思想,而且,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他的这一思想,践行了自己的“匡世观”。
   
   2、李渭的政治思想
   
   (1)以儒家之礼为政治制度准则
   
   李渭生活在日渐衰落的明王朝中晚期。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忠臣义士纷纷为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出谋划策,李渭便是其中一员。面对当时各种思想潮流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作为一名儒者和地方官吏,李渭主张用儒家之礼来加强国家治理,达到治国安民。对此,他专门著了《大儒治规》一书。
   
   李渭始终笃信儒家的政治理念,一生极力推崇儒家之“礼”,并将之作为构建政治制度的准则。对此,他不仅积极倡导儒家之礼,而且自己还以身作则,恪守儒家之礼,希望通过重建、修复、倡导儒家之礼来整饬纲常秩序,使当时的社会能够有序运行。
   
   李渭关于“礼”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思南府学射圃记》中。在这篇记述文中,他说:“我国家考昔为治天下,寻有学皆设射圃……呜呼!射以教让也。”在这里,李渭认为,射圃在于教人礼让,有益于国家治理;在于教育人们反省自己,而不是与人争胜负;在于以此祛除暴戾和恶行,而不是与人争斗。同时,也反映了他力图以礼制来调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思想。
   
   (2)以“学仁”为最高的政治追求,以“为仁”为最高的社会政治价值
   
   李渭作为一名正统儒学传人,在他看来,最高的政治追求在于“学仁”、“为仁”。对此,他毕生对“仁”情有独钟,极力倡导“仁”,强调“仁”。除了在著述中反复强调“学仁”外,他还创建了“为仁堂”,题写“为仁”字,并在讲学中突出讲授“仁”。
   
   李渭关于“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修思南府学碑记》,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仁”解释的几层含义:首先,李渭认为“学仁”有益于“治国”。他说:“孔子学,学仁也。尧舜禹周莫不以此生人人。”其次,李渭认为不仅要“学仁”,更要“为仁”。他在《修思南府学碑记》中,以孔子带着学生不辞辛劳地奔走于齐、卫、陈、蔡、宋、楚等诸侯国之间传道为例,强调“学仁”不仅要有远大的理想,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做到理想与行动合二为一。“为仁”不是为了追逐私利,获取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成为国家真正的人才,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
   
  3、田秋、李渭的政治思想比较
   
   相同点:(1)二人均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2)二人均重视以教育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
   
   不同点:(1)田秋侧重于用儒家的“忠”、“孝”思想治国,而李渭则重于用儒家的“仁”、“礼”思想治国;(2)田秋侧重于从教育制度上治国安民,而李渭侧重于从教学实践上助力国家治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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