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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秋李渭思想对比研究(二)

2017-9-2 13:13| 发布者: 武陵君| 查看: 70| 评论: 0|原作者: 黎斌

摘要: 田秋、李渭是明代贵州的两位先贤。本文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与间接研究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多维研究方法,对两位先贤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和比较研究。
       (五)教育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教育思想
   
   田秋一生热心教育事业,致力于贵州的请学、建学,开发贵州文教,从制度上解决贵州教育问题。
   
   (1)强调“教育”为本,重视教育与人才
   
   田秋认为教育是“本”,是“三本”之一,这在其《侍御申佑传》中已管窥。同时认为,教育对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非常重要,在其《思南府志·序》中云:“昔者,先王之御世也。立典式而观民。职方之典,孔子述焉,大都为民治设也……人物以征教化,见仪表也。”
   
   田秋除重视教育外,还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并认为人才来自教化、教育和培养。在其《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云:“窃惟人才之用虽有多寡之殊而赋于之。自天原无彼此之异,特以教化之所及有先后、深浅,而人才系之焉耳。自古圣王皆致谨于庠序之教有由然也。”在其《开发贤科以宏文教疏》中云:“远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此外,田秋在其《椅子山》、《香炉滩》《吊节妇石氏》等诗赋中也表达了他对教育、学校、学生的崇拜与重视。
   
   (2)积极“请开闱”、请学、建学,从制度上振兴文教。
   
   一方面,他积极“请学”,建议在贵州独立开科。贵州在明代独立开科前,其科举考试依附于云南布政司。田秋在做“谏官”期间,认为国家应在全国广泛设立学校,使全民都能接受教育,同时,应在各省独立开科,以方便考生科考,同时增加科考名额,以激励学子,振兴文化教育。对此,如前所述,他撰写了《开发贤科以宏文教疏》,积极建议在贵州独立开科,并最终得到了批准。《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云:“贵州并云南科,途远赴试,跋涉甚艰,请另开选闱,且增科额,碑记复囊,液疏之功,公之有功于英才也。”
   
   另一方面,田秋还倡导“建学”,在州县兴建学校,从制度上解决教育场所和设施问题。他在《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云:“臣秋谨题,为乞恩建学,以新化机,以广文教事……”田秋的建学主张,最终也得到了皇上批准,这为贵州州县教育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3)在教学内容和重点上,主张儒学正统教育,强调“孝忠”
   
   田秋尽管生活在儒、释、道、易、理等诸学兴盛时期,但从其著述和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田秋对儒学情有独钟。对此,他在请学、建学中积极倡导正统儒学,他在《思南府儒学记》中云:“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讲论圣道。”; 在《开发贤科以宏文教疏》中云:“生儒赴试,其苦最极。”;在《香炉滩》一诗中云:“唉乃沧浪歌儒子”;在《吊节妇石氏》中云:“儒家诗礼应无忝”。
   
   在学习重点上,田秋主张重点学习儒学的“孝忠”。儒学内容丰富,田秋尤其倡导“孝忠”。如前所述,田秋还以自己的言行诠释他的“孝忠”思想。
   
   (4)在学习态度上,主张读书不应为了名利,而重在修身、振德、涵养气质和“抚世酬物”
   
   田秋在其《西麓训子》中云:“读书,不止于应举,取科第。内则以之涵养气质,薰陶得性,外则资之,以抚世酬物。若修身慎行,不辱先人,虽不能大有成名,亦为贤子。”在其《思南府儒学记》中云:“他日继侯而守者,尚克盖砥砺而振德之。”田秋认为,读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考试和取得文凭,更重要的是为了修身养性,提高素质,用所学知识回报国家和社会。田秋一生积极请学、建学,忧国忧民,淡薄名利,廉洁奉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学习看法和主张。
   
   2、李渭的教育思想
   
   李渭不仅是明代中晚期的理学家、易学家,而且是教育家。李渭在教育上,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而且还积极倡学、建学和讲学。他是中国理学家中少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儒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融合儒、易学并予讲授的教育家。他在儒学教育方面的著作和教材有《大儒治规》,理学教育方面有《先行问答录》,易学教育方面有《易问》,文学教育方面有其大量诗赋。
   
   (1)在教育观和人才观上,重视教育,积极“倡学”、“建学”和“讲学”
   
   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云“道学之传自先生始也……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矣!”。李渭告老回乡后,致力于在家乡思南和黔东地区倡导教学,兴建书院,并亲自讲学达20年。他在思南讲学于“为仁堂(为仁书院)”、“普济亭(中和书院)、”“川上学舍”等,又在“点易洞”讲《易》,“远近问学者以千计”。“嘉靖以来,儒教大兴,郡人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李渭《重修学记》云:“吾郡邑士彦迩共渭,明孔学于川上学舍,躬庸德之行,笃信底理,彬彬然近仁。”受李渭先生在思南倡学、讲学的影响,临近地区的教学也随之兴盛起来,比如印江县也建有“依仁书院”。对此,以思南为核心的黔东地区一时成为儒学在贵州传播的又一中心。
   
   (2)在教学内容上,提倡正学、儒学,排斥佛学、道学
   
   李渭生活的时代,虽然佛学、道学比较昌盛,理学、心学也发展较快,但他十分重视儒学的正统教育。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可以证明:一方面,李渭的著述主要以儒学为主,比如《大儒治规》、《大学》、《中庸》、《易问》等。另一方面,李渭的倡学、建学和讲学也主要是儒学。“嘉靖以来,儒教大兴,郡人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 李渭《重修学记》云:“吾郡邑士彦迩共渭,明孔学于川上学舍。”
   
   有学者认为 “李渭之学是心学。”对此,笔者认为“李渭之学是儒学”, 准确地讲是在儒学基础上创建的“行学”。贵州省社科院原院长蒋南华先生也认为:“不能给李渭先贴上王门的标签。李渭上承孔孟,中承司马,下承程朱,是中华儒学一脉相承在思南的杰出代表。”
   
   (3)在教学重点上,强调“学仁”、“为仁”
   
   李渭不仅崇尚、提倡儒学正学,而且强调教学内容应以儒学为主。同时,更强调学习孔学之“仁”,正如他在其《重修学记》中曰:“孔子学,学仁也。”李渭对孔子之“仁”有其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孔子之“仁”不是简单的“仁爱”、“仁德”,而是一种胸怀天下、大公无私、言行一致、利益社会之“仁”。不是形式上的仁爱之礼,而是内容上的“仁爱”;不是口头上、表面上的“仁”,而是行动上、实质上的“仁”;不是谋求私利之“仁”,而是“生人人”、使人类社会生生不息之“仁”。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李渭的《重修学记》中一一管窥。在这篇学记中,记录了李渭与思南府知府田育庵等贤达在“玄岳观”中论学的情景。论学中,田知府认为“孔子倡导的学说,不过是学习仁爱之礼而已。”同时,在场人员也是按长幼顺序排坐,答问也遵循长幼顺序,讲究礼节。李渭看到这些便说:“即此,‘仁’何以加诸?”意思是说,就这些表面上的礼节,凭什么就说是“仁”?接下来,李渭以孔子带着学生不畏艰辛到处传道为例,阐述了“仁”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和“怀抱古今天下”的精神,更是一种实践,一种可贵的行动,他说:“孔子四方千古之心与。盖载大德,并之无二已。”同时,他还指出了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追名逐利,看重外表,重书本轻实践,言行不一”等学风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将带来的社会危害。可见,李渭之“仁”是一种“胸怀天下、大公无私、言行一致、利益社会”之“仁”。
   
   (4)在教学学风上,重视“躬行”、实践,反对“虚浮”、“虚妄”之风
   
   李渭不仅在其著述、讲学中阐述了他的学风思想,而且还以其实际行动诠释了他的学风思想。首先,从其著述中来管窥学风思想。在其《重修学记》中,他说:“今委蛇胶序间,读孔子遗书,展袠逐墨,拜心而赴时。父师见其诵读勤劬,不少悖谬,师可之,父兄以至朋戚皆称可,不以为非,彼亦怡然自许也……果为仁,即日展袠,日逐墨,日日学孔,也否。”李渭在这里批评了当时学校学生的不良学风,要求学生们改变表面读书、言行不一的学风,学习孔子胸怀天下、大公无私的精神,诚心诚意地领悟使人新生的“仁”学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实践。同时,李渭也指出当时学校教师的不良教风,要求教师们要认真履职,对学生的错误不能放任,以免误人子弟,危害社会。
   
   其次,我们从行动和实践角度来看李渭的教学学风。李渭不仅在学习上倡导良好的教学学风,而且还以其一生的讲学“躬行”践行了良好的教学学风。在家乡20年的讲学生涯中,他始终以一位笃实的儒者、一名“躬行者”,往返于“为仁堂”、“中和山普济亭”、“川上学舍”、“点易洞”等,将自己毕生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出了一大批弟子。
   
   (5)在学习态度上,强调“立志”、“勤思”、“勤学”
   
   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李渭传》中记载,李渭小时候在其父“毋无敬”、“思无邪”的教育下,曾“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这说明李渭从小就勤于思考。
   
   李渭在学校读书时,由于学习勤奋,最终以良好的成绩中举,成为贵州开科考试以来首批“进士”。进入仕途后,李渭坚持边从政边学习,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王学弟子和传人,使自己的儒学、理学思想不断完善,为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架构提供了支持。
   
   李渭不仅勤于思考,勤于学习,而且在学习中立下“必为圣人”志向。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李渭传》记载了他在麻城与楚侗先生论道后,立志要“必为圣人”的故事。思南府印江县知县杜昌堉在《印江尹公祠碑记》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其云:“李公,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遂锲‘必为圣人’四字。”
   
   李渭以其言行诠释了他“立志”、“勤思”、“勤学”的学习态度。江右王学大师耿定力(号楚侗)在为李渭题写的《墓志铭》中,称李渭为“好学君子”。
   
   (6)在学习方法上,提倡“毋意”、“先行”,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李渭在学习方法上,提倡“毋意”、“先行”,反对为学习而学习,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李渭的“毋意、先行”的学习方法,不仅可以从其《毋意篇》、《先行录》等著作看出,而且还可以从相关人物的论述中看出。比如:清朝思南府知县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记》中道:“且李同野先生独非此邦人士乎?其学以毋意为主,其功以先行为归。”;思南知府在《仲夏为仁堂即事》中道:“巡皋晨爱出东冈,来坐先生旧讲堂。……西南正学原毋意,仰止何须在句头。”
   
   如前所述,李渭主张以“毋意”作为“求仁”的方法。他认为“仁”是道的本体,它常青常明,不增不减,所以学者无需着力在生灭上下功夫,无需刻意安排,毋意为功即可。李渭还主张在学习上“先行”。认为学孔为仁,贵在先行。如果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先行其语,才是真行。他反对学习孔学一味地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强调行动,强调先行,强调“行在知先、以行达知”。
   
   3、田秋、李渭教育思想比较
   
   相同点:(1)有着共同的教育思想渊源。二人的教育思想均源于正统儒学;(2)均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田秋“请学”、“建学”,李渭“倡学”、“讲学”;(3)在教学内容上,二人均提倡学正统儒学;(4)在学习态度上,二人均主张淡薄名利,为国为民。
   
   不同点:(1)重视教育的角度与方式不同。田秋主要是从体制上重视教育,积极“请学”、“建学”。而李渭则主要从教学上重视教育,积极“倡学”、“讲学”;(2)在教学内容侧重点上不同。田秋侧重于儒学中的“孝”、“忠”、“德”,李渭侧重于儒学中的“仁”,倡导“学仁”、“为仁”;(3)在教学学风上,田秋无明显观点,而李渭提倡笃实、躬行,反对虚妄风气;(4)在学习态度上,田秋主张读书不仅仅在于考试,还在于涵养气质,薰陶得性,并借此立身、利国,李渭主张要立志、躬行,要有“必为圣人”之志向,以及“不舍昼夜”之勤学精神;(5)在学习方法上,田秋无明显观点,而李渭主张“毋意为功”、“毋意致知”,提倡“先行”,先实践,在实践中汲取经验与知识。
   
   (六)文学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文学成就与思想
   
   田秋不仅是位教育家、政治家,而且还是位诗人,至今流传于世的诗作约有10多首,这些诗作辑入了《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黔诗纪略》。田秋的诗作虽然不多,但其文学思想却较独特而丰富。明朝中前期,在文学领域盛行着一股复古思潮,田秋没有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他在诗文创作上立足于叙事、咏史、怀古。
   
   田秋毕生勤奋学习,勤政廉政,热心教育事业,秉持忠孝,忧国忧民,乐善好施。同时,他淡薄名利,余事为诗。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他“诗文自娱,琴鹤怡情”。田秋的诗有七律,也有五言,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泛,有山水纪游之作,也有怀古咏史之篇,还有抒写归隐情怀的作品,更多的是忧国忧民、尊师重教、崇文尚德的诗篇。
   
   田秋“忧国忧民”,他将这种情怀写入了诗中,在其《万圣山》一诗中,他写道:“青崖斗绝竞崔嵬,曾为邦人捍大灾。今日承平皆陇亩,千家东面看楼台。”据嘉靖《思南府志·山川》记载:“万胜(圣),在府治前一里,一名顿(屯)岭,四面斗绝。红巾之乱,郡人避兵其上,多得全活。”对此,田秋在诗中记忆了这段历史,并抒发了对乡民安全的忧虑和庆幸,以及对和平的热爱。
   
   田秋“尊师重教”,他在诗中灌注了对儒生的崇拜、对文化的重视、对教育的关心。在其《香炉滩》中他写道:“滩心洲屿平如砥,齿齿白石清可扪。唉乃沧浪歌儒子,凄凄芳草怨王孙。”田秋在这首诗中,以“唉乃沧浪歌儒子,凄凄芳草怨王孙”之千古绝句,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儒学、儒子的崇拜,以及“淡薄名利”的情怀。
   
   田秋“崇文尚德”,他在《吊节妇石氏》一诗中写道:“盛年夫丧洗红妆,白首同归志愿偿;双壁不殊龙剑合,贞松羞共野桃芳;儒家诗礼应无忝,宦族绮纨谁与香;采史今朝旌礼下,若堂封畔吐虹光。”田秋在这首诗中描述了一个年轻妇女盛年丧夫的悲凉故事,抒发了自己崇文尚德的情怀。
   
   2、李渭的文学成就与思想
   
   李渭不仅是明代的理学家、易学家,而且与田秋一样,也是一位诗人。《黔诗纪略》辑录了他10首诗,《思南府志》也辑录了他的部分诗赋。另外,相关史料还辑录了与李渭有关的10多首诗赋。
   
   在李渭的诗赋中,有五言,也有七律。他的诗主要是咏怀诗、咏物诗,并借此写景抒情,咏物言志。同时,作为一代易学家,李渭的诗除了具备一般诗赋韵味外,还别有一种易学韵味。在内容上,李渭之诗也较广泛,有山水田园之作,也有咏怀言志之篇。其诗的主题思想涉及览胜求贤、立志励志、倡导教育、求学勤学、崇文尚德、抱朴守拙、天人合一等内涵。
   
   李渭重“求贤、求教”,他在《嵇公泉》一诗中写道:“吾与二三子,览胜求前贤。嵇公昔垂钓,传闻于此泉。披云寻往事,流水不知年。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眠。”李渭在诗中不仅表达了他的求贤之情,而且还表达了他独特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尤其是“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眠”这一千古绝句,更是给人一种洞达人性的空灵、寂然、高洁之美。
   
   李渭“志存高远”,除立下“必为圣人”之志向外,在其诗赋中也可以管窥。他在《桐崖鸣凤》中写道:“碧桐琴瑟材,离离立高岗。上栖凤鸟雏,有道仪朝阳。不入虞人罗,所谋非稻梁。提扶不易闻,一鸣兴圣王。”李渭在诗中借喻凤凰,表达了一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的思想和志向。
   
   李渭注重正统儒学教育,强调“为仁”,他把自己的这一思想也灌注到了其诗赋中。在其《圣岭春耕》一诗中,他写道:“去草培嘉禾,两者不并存”;在《三台丛桂》一诗中,他写道:“三台何蜿蜒,上有丛桂芳。植彼月窟中,移来山之阳。本仁以种之,灌溉元穆浆。寄语天台人,天根毋目伤。”这些诗赋表达了李渭“重仁”、“为仁”、的情怀。
   
   3、田秋、李渭的文学思想比较
   
   相同点:(1)二人均好诗赋,主张以诗“言志”、“体情”;(2)二人的诗体内容均属抒情诗,诗体形式均为中国传统诗之格律诗(五言、七律);(3)在诗风上,二人均反对形式主义、摹仿主义和主观主义,主张情志并举、任法自然、率性而真的诗风。
   
   不同点:(1)诗体内容侧重点不同。田秋之诗主要是咏史诗、怀古诗,而李渭之诗主要是咏怀诗、咏物诗;(2)从山水诗视角来看,田秋之诗侧重于山水田园的风景,而李渭之诗侧重于山水田园风景背后的宇宙本体、人性本体的深度思考;(3)田秋之诗侧重于歌颂儒学之“忠孝”,李渭之诗侧重于倡导儒学之“仁”;(4)在意境上,田秋之诗显得较直白,而李渭之诗显得深邃、空灵,更具易学韵味。
   
   (七)易学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易学思想
   
   田秋是一位易学爱好者。首先,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公田氏,讳秋,字汝力,号西麓……十七正德庚午(五年1510)科以易中云贵乡式……虽筮仕而才,猷老练,每事如就,路轻车当道荐剡交上。” 这说明田秋从小就热爱易学,并以优异的易学成绩中举。其次,田秋在《思南府儒学记》中云:“议既克协,乃卜吉于神,度材于所,潺工于国,布日于民,民乃太和会绳,绳子来,罔或告劳,启蜇八日而戒,事盖龙见而就绪焉。”田秋在这里记述了修建“思南府儒学”的情景,也记述了易学的应用情况。
   
   2、李渭的易学思想
   
   相比于田秋来说,李渭对易学更情有独钟,更有建树。李渭一生不仅好易、学易、研究易,而且还致力于讲授易。李渭从小就热爱易学,并以易中举。《思南府·县志》(第439页)云:“李渭,水德江人,嘉靖十三年(1534)以《易》中式。”长大后,李渭更是“嗜易”成癖,甚至到了“忘言”的境界。清代郡人符克闾在《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云:“怀人千载前,嗜古久成癖……得意几忘言,深山常蓦蓦。同野古达人,点易丹霞谷。”该诗描述了李渭在“点易洞”中悟易、研易的情景,也展示了他“嗜易”成癖,学易“忘言”的情形。
   
   李渭不仅学易、嗜易、研易,而且还讲授易、著述易。郡人肖嗣昌亦在《为仁堂即事》一诗中云:“朋来旧迹又重辉,熊轼翩翩下讲帷。楹树朱程留太极,庭悬周孔见几希。”可见,当年李渭在“为仁堂”讲学时,不仅讲授周孔的儒学、朱程的理学,而且还讲授太极和易学。李渭在易学方面的著作有《易问》,虽已失传,但可从他的儒学、诗赋和关联文献进行管窥。经笔者研究,李渭的《易问》应主要涉及易经之《乾》、《坤》、《剥》、《复》、《无妄》、《履》、《节》等内容,其易学思想也与之密切相关。
   
   李渭的易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毋意论”的易学“阴阳”本体观。《易经》以阴阳为世界的本体,李渭的“毋意论”及其易学实践,反映了这一本体观。《周易·无妄》强调不妄念,李渭的“毋意”观契合了这一思想;二是“中和”、“为仁”的易学“三才”观。李渭的“中和”体现了易经“三爻”思想,以及“天、地、人”三才思想。《周易·坤·大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李渭之“为仁”契合了易经“重德”思想;三是“先行论”的易学方法论。李渭的“先行论”,不仅源于儒学,而且也源于易学。《周易·坤》强调脚踏实地,《周易·履》强调践履,李渭的“先行论”体现了这些易学方法论。
   
   3、田秋、李渭的易学思想比较
   
   相同点:(1)二人均好学、学易,并以易学中举;(2)二人均将易学与儒学融合起来,并注重易学的运用。
   
   不同点:(1)田秋好易,而李渭“嗜易”;(2)田秋是学易,而李渭是研易;(3)田秋不讲授易,而李渭在学堂讲授易;(4)田秋无易学著作,而李渭有《易问》著作。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通过前面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田秋、李渭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其思想均源于正统(传统)儒学,而非心学;2、田秋、李渭均有丰富而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广泛体现在哲学、儒学、政治、教育、易学、文学等六个方面。3、田秋、李渭的思想既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4、田秋、李渭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包括人文精神价值、文化教育价值、文化旅游价值等。5、田秋、李渭均主张和倡导正统儒学,受心学影响很小;6、田秋、李渭都重视教育,田秋侧重于制度,李渭侧重于教学;7、田秋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一位儒者,一位孝子,一位清官,更是一位爱国者。田秋之功重在教育,田秋思想贵在“忠孝”;8、李渭并非王学再传弟子,李渭发展了王学;9、李渭之学并非心学,而是儒学、理学和行学。李渭之学贵在“行学”;10、田秋人文精神贵在“爱国爱民,心系教育,勤政廉政”。李渭人文精神贵在“好学重学,仁义和谐,行知合一”;11、思南是“西南剧郡”、“思想南国”;12、田秋、李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反映在文化教育上,还广泛反映在哲学、伦理、政治、易学、文学等诸方面;13、田秋、李渭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包括人文精神价值、文化教育价仁和文化旅游价值等。
   
   鉴于当前田秋、李渭研究文献的缺失,未来这块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本文的研究还较粗糙,权且作为后续研究的一块“垫脚石”,希望能有益于后续研究者。
   
   参考文献:
   
   [1].明嘉靖《思南府志》,1962年1月,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本景印。
   
   [2].清道光《思南府续志》,清道光二十年思南知府夏修恕等主修,四川省图书馆藏刻本。
   
   [3].嘉靖、道光、明国《思南府·县志》,1991年4月第一版,思南县志编纂办公室编,铜仁地区人民印刷厂印装;《铜仁府志》、《松桃厅志》
   
   [4].《贵州通志·前事志》,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5].《贵州通志·人物志》,冯楠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6].《黔诗纪略》,辛亥冬月筱石氏刊于京师。
   
   [7]、郭子章《黔记》、田雯《黔书》
   
   [8]蒋南华,黎斌,《梵净武陵中华文明之源初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9]蒋南华,黎斌,《中华人文稽考》,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
   
   [10].汪育江, 《思南与乌江文化》(贵州省思南乌江博物馆编);《田秋文史辑》(贵州省思南县文物局编)。
   
   (本文作者黎斌:贵州省思南县人,文化学者,高级经济师,“多维易学”创始人,现任中国工商银行铜仁分行党委宣传部部长,贵州省易经研究会党支部副书记、执行理事长,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副会长,贵州省社科院易学与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城市金融学会导师。已发表各类论文200多篇,其中,金融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荣获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城市金融论文评选“优秀奖”(三等奖),2016年论文《易经文化与乡村文化旅游》荣获贵州省社科“三等奖”。已出版著作有:《梵净武陵中华文明之源初探》(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与推算举要》(上海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文稽考》(人民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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