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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贵州小说关键词

2018-12-17 11:31| 发布者: 武陵君| 查看: 9430| 评论: 0|来自: 贵州民族报

摘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小说家,比如何士光、叶辛、伍略...

 

 

作者简介

   颜水生,1980年生,湖南衡阳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出版专著《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现代中国文学的叙事诗学》,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获贵州文艺奖1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小说家,比如何士光、叶辛、伍略、龙志毅、余未人、李宽定、赵剑平、石定、苏晓星、戴绍康、谭良洲等,《乡场上》《蹉跎岁月》《孽债》《麻栗沟》《绿色的箭囊》《遮荫树》《娘伴》《省城轶事》《女儿家》等小说作品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贵州涌现了一批较有实力的中青年小说家,欧阳黔森、冉正万、王华、谢挺、戴冰、肖江虹、肖勤、唐玉林、杨打铁、龙潜、曹永、李晁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从蹇先艾到何士光,贵州作家长期扎根于乡土叙事,并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世纪贵州小说创作继承了中国乡土叙事传统,成为新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蹇先艾和何士光等作家奠定了贵州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优秀传统,《断河》《敲狗》《树上的眼睛》《杀跑羊》《丹砂》等作品延续了这种传统,而《傩面》《百鸟朝凤》《村长唐三草》《暖》等中篇小说可以说异军突起,显示了贵州作家在中篇小说创作方面良好的发展趋势,《非爱时间》《绝地逢生》《桥溪庄》《花河》《花村》《银鱼来》《天眼》《困豹》等作品代表了贵州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重要成就,长篇小说的崛起显示了贵州作家在新世纪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进展。总体而言,人性、历史、文化、形式是改革开放40年来贵州小说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贵州小说研究不可绕过的关键词。

 

人性   描写人性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近40年贵州小说的重要内容

 

   何士光无疑是20世纪末期贵州小说的一面旗帜,在《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远行》中,何士光以小见大,深入挖掘农民的美好人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人性美、人情美与自然美和时代美形成了统一。叶辛《蹉跎岁月》描写了知青一代的汗水和眼泪、艰辛和痛苦、理想和追求,描写了知青一代在青春年华中的岁月蹉跎,表现了知青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叶辛《孽债》描写知青返城后的生活和感情经历,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叶辛习惯把知青经历处理成悲剧,不同于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等知青作家的“青春无悔”叙事模式,但他们都突出了对人性的揭示以及对理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何士光和叶辛使贵州小说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美好人性也一直是欧阳黔森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他的《敲狗》《扬起你的笑脸》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比如何士光认为《敲狗》“对人性作了一次深深的审视”。肖江虹《傩面》《百鸟朝凤》也都体现了对人性善良的向往,肖勤《暖》和曹永《捕蛇师》等作品也表达对人性美好和人间温情的追求。贵州小说也表现了对人性恶的反思与批判,诸如欧阳黔森《水晶山谷》、赵剑平《困豹》、王华《花村》、肖江虹《当大事》等小说揭示了人性的异化与丑恶。


   贵州作家的长篇小说显示了描写短时段历史内容的创作追求,比如欧阳黔森的《非爱时间》和《绝地逢生》表现了近三十年的时代变迁,不仅有对现实的深刻关怀,更有对历史发展的透彻理解。冉正万《银鱼来》叙述了从民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百年历史,主要以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范、孙两家人物的命运兴衰,《天眼》讲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真实故事,通过故事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王华《花河》叙述了从民国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近百年历史,主要以土地改革为背景讲述了地主王虫及妻妾们的命运兴衰。贵州作家既描写了历史发展的波澜壮阔和宏大气势,也讲述了历史过程的荒诞与悲剧;他们既有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描绘,又有对个体人生命运的讲述;即使如此,贵州作家应该在历史进程中透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生命运的本质和世界存在的真谛,小说的历史哲学应该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追求。

 

历史与文化   贵州小说表现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

 

   欧阳黔森、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代表了贵州小说在文化表现方面的重要成就。红色文化是贵州文化的重要内涵,欧阳黔森描绘了贵州浓厚的红色文化底蕴,通过人民伦理和文化地理表现了对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的思考,表达了对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歌颂,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原则。贵州处于边远山区,山高路远,贵州文化是典型的山地文化,尤其是巫文化成为贵州小说发展的深厚源泉,冉正万《银鱼来》、王华《傩赐》和肖江虹《蛊镇》等小说是表现巫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银鱼来》描写四牙坝、银鱼和蟒蛇时,都表现了鲜明的巫文化色彩。《蛊镇》中的巫文化在蛊镇代代相传,一直都是蛊镇村民的精神寄托。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把这些文化活动都当作狂欢节进行描绘,这种狂欢活动给村民带来短暂的快乐和生命的激情,让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艰难。巫文化可以说是前现代世界的重要代表,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倾力表现贵州丰富的巫文化资源,复现了前现代世界的魅力,尤其表现了村民在巫文化中保存下来的生命激情与活力,然而,现代性的发展又使巫文化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困境。新世纪贵州小说表现了文化传承的困境,肖江虹《百鸟朝凤》中的唢呐在无双镇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像身体里的血液一样,吹唢呐在无双镇各种活动中都不可缺少,唢呐匠在村民中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人。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唢呐匠都前仆后继地奔向城市,吹唢呐的人越来越少,游家班解散了,甚至于唢呐在无双镇陷入了即将失传的困境。正如王华在《傩赐》中认为美丽的传说既留下美丽的节日,又遗传下一个严酷的现实,巫文化的无穷魅力仍然无法挽回它的消逝命运,这也成为现代性的内在悖论。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身处现代生活的大漩涡中,痛心于前现代乐园的消失,他们指责现代性的破坏力量,却对巫文化缺乏必要的反思,表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文化描绘与思考不仅发掘了贵州小说的深度,而且拓展了贵州小说的广度,也呈现了贵州小说的限度。

 

形式   贵州小说在文体实验和形式创新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

 

   小说文体对人生与世界的描写在理论上有其广度和深度的无限可能性,欧阳黔森借鉴诗词、散文、音乐、传奇等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和形式创新,通过小说的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音乐化、小说传奇化,表现了小说文体具有包含小说以外各种文体的可能性。风景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在何士光的小说《种苞谷的老人》中,开篇那几段风景描写也具有浓郁的诗意,是一个典型诗意化意境。这种诗意般的意境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而且对表现小说主人公刘三老汉的心灵世界和生活追求都有重要作用。肖江虹在《傩面》中关于雾景的描写也是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风景。欧阳黔森从感觉出发,描写了神奇的风景、牧歌体风景、荒原体风景和灵性的风景,表达了他的民族国家立场、反思现代性意识、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和对生命的尊崇以及对自然的热爱。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真谛是探索世界的复杂性。欧阳黔森通过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景描写,不仅批判了人性的贪婪与丑恶,而且在审美或想象层面上对人类现代化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反思,这也就是说,贵州作家在风景描写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在冉正万《银鱼来》《天眼》等一系列小说中,既可以看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技法,又可以看到魔幻、荒诞、反讽等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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