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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鸾塘书院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担当

2019-2-16 16:24| 发布者: 武陵君| 查看: 18628| 评论: 0|原作者: 黎世高

摘要: 猜想鸾塘书院的前世今生 ...

    

 

   2017年11月7日,笔者有幸应邀参加铜仁市第六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暨2017贵州沿河第八届乌江山峡百里画廊文化旅游节,其间开幕式上再现鸾塘书院的开篇视频2对家乡文化传承的深深思考。由此引申,2017年12月31日,首届春晖行动沿河鸾塘奖学金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或因提法新颖而得到了众多沿河籍在京同乡的积极支持和参与;2018年12月30日,第二届北京春晖行动沿河鸾塘奖学金颁奖典礼再度举办,似又因奖金提速而赢得了更多铜仁籍在京人士的广泛关注与赞誉。然而,鸾塘书院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与鸾塘奖学金如何续写黔世京生新篇,于我而言,则是横亘于心、亟待疏解的重大课题。2019年1月16日,笔者得隙与《春晖视界》融媒体中心主编吴枫、编辑冯宇迂道往访鸾塘书院旧址,浮光掠影之后,查阅一些资料,粗成三点浅见,就教于阅者诸君。

 

  猜想鸾塘书院的前世今生

 

  当日下午,在沙子街道办事处大漆片区肖建高书记的召集下,明星村委几位村干部陪同我们寻访了鸾塘书院所在地。在据称书院旧址入口处,一堆乱石下隐约可见几块大小、长短、厚薄较为整齐划一的包耳型石牌。石牌长约一米八左右,宽约五六十厘米,其一面刻有花纹,另一侧较为粗糙,据说是当年“鸾塘胜院”大门石柱两边的附属物。据明星村支书何德贤介绍:这片荒芜的菜地,就是当年书院旧址,早些年已被征收,现在地里还能发现一些残缺青砖,可能就是当年书院所用;见到过完好的砖块,长约三十厘米,宽约二十厘米,厚约十厘米,也有稍小一点的,呈深灰色,非常坚硬;以前这里有几家老屋的后墙全部用这种青砖砌成,有时也会发现一些残碑断柱。鸾塘寨上一位老人在旁叹惜道:可惜老辈子们传说的那块石碑,在这里挖了好几回,到处都冇(当地方言“没有”的意思)找到!

  设立在旧址入口处的两块宣传栏,其中传达了鸾塘书院尘封的信息:“南宋绍兴年间,少庆府治彭水县(即今天的沿河县)境内便建起了鸾塘书院。随后贵州行省建立,中原文化大量涌入,书院在贵州才蓬勃兴起。”“鸾塘书院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书院设立时便拥有一定田产,书院日常开支主要靠田租和同乡人的捐款来维持。此后因为朝代更替,在元明两朝这里都没有成文的记载,不知书院是否有人使用。清康熙年间,举人朱可熹、朱可颐兄弟是由鸾塘书院所出。到了雍正年间,大量书院改为学堂,鸾塘书院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这些文字,基本是《思南府志》所载内容的翻版或拓展,据《思南府志》记载:“沿河建书院始于宋代,主授‘四书’、‘五经’,习‘八股文’。主持人称山长,就读者分内外生童,一般每月集中两次上课,其余由生童个人攻读,经费由田租收入和捐款支付。宋绍兴年间(1130-1162年),在城东25公里建鸾塘胜院,清康熙癸酉(公元1639年)举人朱可熹、朱可颐兄弟就读于此。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废,石碑尚存,为贵州最早的书院之一。”其中,“主持人称山长,就读者分内外生童”与“经费由田租收入和捐款支付”,等等,与同时代书院规制基本一致,也即“鸾塘书院”兴废的历史沿革。

  以上所称“少庆府治彭水县(即今天的沿河县)境内便建起了鸾塘书院”,似乎说明“鸾塘书院”所在地的归属演变,也涉及“沿河”何时归属“思州”的历史变迁。关于沿河县域书院发展历史,笔者曾请教过张体珍先生,了解到沿河书院史上曾有过鸾塘、鹤鸣、竹溪三大书院。关于鸾塘书院创建时间与沿河史称思州之界定,笔者曾就“鸾塘书院,因思州而有,先贵州而生”联对问题请教过何立高先生。据何先生研究认为:鸾塘书院创建于北宋;沿河称思州不是起于唐代,查中国历史地理图便知;书院在先,思州在后,晚了几百年;鸾塘书院先贵州是确切的;作为对联,称“思州鸾塘”没有问题。欲嫁接“鸾塘书院”与“思州”之关系,何先生的观点,似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毕竟从挖掘“鸾塘书院”的创建时间着眼,已从通常所说的“南宋”向前推进到了“北宋”。

  而关于思州及故城所在地之争议,大抵都依据《思南府志》之所载:“元志云,去今思州百八十里,即今镇远府;然考之事实,云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名克昌(660-714年)者,陵巴峡,卜筑于思州;又按,宋庆正亦云游涪陵,因黔中访黄鲁直旧游处,每闻士友言田氏世济忠义,则此城疑近蜀中,恐在今武隆、彭水之地,或即沿河司所谓城子头是也;又云在务川。三说未详就是。”又按“沿河司城子头”,“在司北五里高山广野之处,垣门土垒存焉,不知为何城,或云唐置务川宁夷郡在此地;又云即思州古城也。未知孰是。”

  文献故有不足,杞宋难以征信。学界有“先有思南府,后有贵州省”之说,而民间亦有“思南思南,思州之南”之论,在“三说未详就是”与“未知孰是”的情况下,当下沿河着力打造“思州”历史文化品牌,借“志有此说,故为之说”为据,或以“鸾塘”曾属“彭水”、“彭水”故称“思州”为凭,“鸾塘书院,因思州而有,先贵州而生”之观点,似亦可谓“源流剖明”。

  另据《思南府志》云:“务川,齐地,图田氏者,田齐之后也。昔汉高祖用娄敬策,徙齐楚大姓实关中,田氏与焉,因名所居曰齐地。至宋,田祐恭(1075-1154年)又自京兆徙于思,其子孙不忘厥先,因以名其居,今地惟田氏居之。”

  此说“田祐恭又自京兆徙于思”,似与“鸾塘书院”创建有关。史传田祐恭“未受命间,闻靖州失警,代父而往”,自此曾征黔州、充思州、策泸南、讨晏州、定播州,任职荣州、建筑思州,授泸州兵马钤辖、加忠州团练使、加贵州防御使、差充成都府路兵马都监,驻扎利州、蜀赖以安,迁通侍大夫、知思州军州事,再赠开府仪同三司、少师、思国公。

  史志所载,田祐恭早在宋高宗时期即已归顺宋朝,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政和间(1110-1118年),蕃部长田祐恭被召入觐,举止不类远人,徽宗异之,问其故。曰:‘臣门客夏大均实教臣。’上悦,厚赐之。拜大均保州文学。”宋徽宗厚赐祐恭,授予思州宣抚使官职,统领思州疆土。当是之时,关中、京兆、蜀中、播州、黔州及思州区域,或因田祐恭这位“思国公”与“保州文学”的“文治武功”而人口迁徙异常频繁,经济文化大为发展。而《思南府志》所称“宋绍兴年间(1130-1162年),在城东25公里建鸾塘胜院”,也大致与祐恭晚年思州安定时期相当。

  由此似可猜想:正当南北宋交替之际,由于中原巴蜀人才南迁或因东部江右文化西进,鸾塘书院的应运而生似是顺理成章之举。

  据鸾塘村民介绍并查阅相关资料,鸾塘亦名黑虎寨,相传早在宋朝年间鸾塘黎姓祖先就已定居于此,在大漆完小黎朝文老师提供的鸾塘黎氏族谱上,“鸾塘”也写作“鸾潭”。又据其族谱记载:“黎錞(生卒年未详,1043年中进士),宋朝英宗皇帝钦点状元及第,时人称人中俊杰,及第简雍同科一探花。”黎錞、简雍是同胞兄弟,双双赴京夺魁,简黎二姓因故是一家,其族谱中所称“简黎二姓不准开亲”似有由来,且在黔东黔北地域的黎姓,确有此“金科玉律”般的“约定俗成”,历来视家传为信史,未曾有此破例。黎姓“京兆堂(郡)”一系,郡望堂号源于唐代两任京兆尹之黎干,黎干戎州人(今四川宜宾),其后世居四川或多迁江西。据广安市井河龙马黎家坝“黎氏邦祥祠堂”石碑记载,黎錞实系北宋建隆初年自江西饶州入蜀鼻祖黎嵩之孙,这应是不争之史实;广安黎氏谨厚淳朴,黎錞由进士官朝议大夫,以诗礼传家,书香克继,诚为巨族。

  由此似可猜想:宋绍兴年间,在(沿河)城东25公里所建鸾塘胜院,虽不能断定是祐恭时期徙自京兆或蜀中的黎氏所为,但可以肯定现在鸾塘的京兆黎氏对发扬光大鸾塘胜院有功。

  鸾塘胜院择处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白泥河畔。白泥河又名甘龙河,在此蜿蜒流淌,曲折有度,形成粼粼波光,悠悠潭影;岸边古树参天,如今尚有数棵千年乌杨排列于书院前方,疏密有间,老树虬枝,常年引来多种名贵禽鸟嬉戏水间,翔集栖息;书院后山缓坡起伏,据称古时有堪舆家沿着起自酉阳的红沙土,追踪形似五条蟠龙之五龙山,寻龙访脉,来到龙头结席之鸾塘,命之曰“渴龙饮水”,堪称风水宝地,映衬“鸾凤和鸣”之景。如今倘佯在河之洲,眺望水天山色,畅想胜院盛况,仿若澄怀观道,令人思绪万千。

  从某种角度讲,就贵州书院文化发展历史而言,早在汉代就已初见书院端倪。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牂牁郡毋敛县人尹珍(字道真,79-162年),就曾赴洛阳向许慎学习“五经”,学成归来,设馆讲授,始开黔学之风。尹珍为黔地文化的奠基人,其所设居家讲学之所,自号“务本堂”,实际已具书院雏形之功能。相传在永兴年间,尹珍又曾赴武陵郡往拜太守应奉为师,学习图纬;时称武陵郡在今之湘西北与黔东地区,其范围似与现在的酉秀黔彭大致相合。自尹珍开黔学之风之后,贵州道真县自称尹珍故里,以尹珍之字命名为“道真县”,黔北正安、绥阳与黔南独山、都匀等县亦自称为尹珍故里,都曾分别建有“尹珍讲堂”、“务本堂”、“尹公祠”、“尹公堂”等古迹。且唐代将印、藏、讲、读之所命为书院之后,黎平府即有了创自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龙标书院,堪称贵州最早的书院。而作为唐宋贬官谪居之所的古思州及周边地区,或为迁客骚人途径乌江通道、南来北往的过化之境,理当延续了尹珍所开的黔学之风,为鸾塘胜院的诞生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钟灵而毓秀,人杰方地灵。再后,朱可熹、朱可颐兄弟出自“鸾塘书院”,其所建树的“建安遗风”,更是书院人文精神在此互通交融所孕育的千年积淀,是古思州学术流风为黔东大地留下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历史的厚度与高度,也必将焕发出时代的生机与光芒。

  由此似可猜想:在广泛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提振文化自信,强调时代担当的今天,作为“因思州而有,先贵州而生”的“鸾塘书院”及其“建安遗风”,完全可以通过“思州文化品牌”的铸造,使之历久而弥新,再现昔日荣光。

 

  鸾塘书院旧址旁的宣传栏

 

  乌江一级支流白泥河

 

  鸾塘书院“山门”前伫立的乌杨树

 

  试想鸾塘书院的名正言顺

 

  造访与“鸾塘书院”谐音的“銮塘书院”,完全是此行的意外发现。当我们离开“鸾塘书院旧址”,本是绕道去对岸观看“旧址形胜”,正在欣赏白泥河美景并畅想“鸾塘书院”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时,却在朱可熹、朱可颐兄弟祖居地“官坝”途中忽见“銮塘书院”指路牌,读其《銮塘书院简介》,方知此中另有隐情。肖建高书记一边联系大漆村支书,一边带着我们入村察看《晓谕流芳》石碑等古迹。当我们返回村口时见到了村支书朱小龙。谈及为何将指路牌和《简介》写作“銮塘书院”时,他表示: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探讨当年的书院究竟在哪里?

  擅长摄影的冯宇一路同行,他对白泥河在“鸾塘”与“官坝”自然弯曲形成“负阴抱阳”之“太极图景”,大加赞赏;擅长文旅产业创意策划的吴枫先生则对“銮”“鸾”之说不以为然,他建议应该摒弃分歧,将书院人文资源作为整体共同挖掘开发。

  也正是带着探明“銮塘”与“鸾塘”关系之问,笔者与朱小龙支书互加微信,并于之后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流,也为他积极探索文化兴村的精神所感动。分析朱小龙支书所提供的图文资料,参照关于“鸾塘书院”的有关文献记载,基本可以溯清“銮塘书院”与“鸾塘书院”的历史源流。

  我们先看看《銮塘书院简介》的内容表述:銮塘书院位于贵州省沿河县沙子街道大漆村官坝学堂堡,它前拥绿水、后坐官山、环境清幽,是当地不可多得的风雅之地。书院创办于南宋绍兴年间(1136-1162年)。当时,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中原文化借黔涪相通的乌江水道源源不断地涌入,书院也由黔北向黔中推进逐渐渗透深入,銮塘书院成为贵州有书院之始。明正德年间王阳明谪黔悟道龙场讲学,时学者讲学之风大盛,办书院、传儒学、导理学,銮塘书院(时称銮塘胜院)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清康熙年间,中邑人孝廉朱可熹和胞弟朱可颐也在此读书。据考证,銮塘书院经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间有延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省、地政府多次到鸾塘察勘,但收效甚微,实则被该地名所误。据查证,史书记载的此“銮”非彼“鸾”,且历史时期“鸾塘”所辖范围一直有变,官坝“学堂堡”贯穿始终,当为朱可熹等人求学之地。

  按该《简介》中所称,“据查证,史书记载的此‘銮’非彼‘鸾’”,对此,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思南府志》的记载与《晓谕流芳》的碑文:

  这里再录《思南府志》文字记载加以说明:“沿河建书院始于宋代,主授‘四书’、‘五经’,习‘八股文’。主持人称山长,就读者分内外生童,一般每月集中两次上课,其余由生童个人攻读,经费由田租收入和捐款支付。宋绍兴年间(1130-1162年),在城东25公里建鸾塘胜院,清康熙癸酉(公元1639年)举人朱可熹、朱可颐兄弟就读于此。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废,石碑尚存,为贵州最早的书院之一。”

  这可能是目前所发现的关于“鸾塘胜院”最早、最权威的记载,其中并无“銮塘胜院”之说,且也标明清康熙癸酉举人朱可熹、朱可颐兄弟就读于此。且《简介》称:“明正德年间王阳明谪黔悟道龙场讲学,时学者讲学之风大盛,办书院、传儒学、导理学,銮塘书院(时称銮塘胜院)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清康熙年间,中邑人孝廉朱可熹和胞弟朱可颐也在此读书。”按“朱氏族谱”推算:一世祖朱元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奉敕来黔”,先“择居于(沿河司)西岸坨街”,到第三世应鸾祖时方落业官坝。这说明朱氏在明正德年间(即从1506年到1521年)尚未居住到官坝,当时的“鸾塘书院”不可能“时称銮塘胜院”。

  由此试想:这是不是因为“鸾塘胜院”创建于宋代,而“銮塘胜院”之说可能出现在《简介》中表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由于时间的先后问题,《思南府志》中没有也不可能有“銮塘胜院”一说呢?而《简介》中,“明正德年间……銮塘书院(时称銮塘胜院)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清康熙年间,中邑人孝廉朱可熹和胞弟朱可颐也在此读书。”“时间差”也很大,是表达不缜密所致呢,还是有意牵强附会?

  再来看看《晓谕流芳》的碑文记载,其全文如下:祖籍肇自江南,继及北平,敕封来黔,视黔中士习端方,民风淳厚,因于沿邑择里而居也。一世祖朱元,田氏,择居于西岸坨街,公生子朱震乾,祖妣余氏,生三子:长应龙、次应凤、三应鸾。佳城四间,俱葬沿邑坪凤山是墓也。龙祖,罗氏,乏嗣,葬淇滩沙坨。凤祖,舒氏,落业皂角水一庄,乏嗣,后被兵川蜀亡故,葬城子头,公、妣俱有碑记。应鸾祖,何氏,落业官坝,创业难艰矣;公生四子:邦华、邦泰、邦祈、邦珍,祖墓葬本庄官坝紫金沟,妣墓葬沿邑西岸坨街,长、二、三兄被兵变出营冀地,存亡未卜。珍祖一周岁丧父,十五岁丧母,孤伶无依,赘入思城岳父处倚住,及壮成人完配,祖妣谭氏。置府门口街基民屋五间,入籍开科府庠生,守成不易矣。公生五子三女,五世祖:长可大,淳氏,公搞史;次可熹,廖氏,癸酉科举人,甲戌拣选知县,赴部候选,殁于京都,癸未年搬枢葬本庄皂角水竹林堡,包砌为茔;三可曾祖,张氏,庠生;四可颐,陈氏,庠生;五可绪,萧氏,俱庠生。五子三婿皆列科名,吏府曾赠“建安遗风”四字。沿邑坨街基业,被张姓强占,屡经控理在案,后仍归官坝住居。河道鱼栈被黎姓侵占,屡经省控府县控数十余案,后立息和议,以抵河心为界,鱼栈原系朱宅所置。被贾姓古葬阴地,力阻未葬,亦经有案。两庄基业,五子均分,有分关为凭证。其河道、鱼栈、阴宅未分,五房公共同理管,如遇强人侵占,念系创业守成,各存孝义之心,勿以途人相视也。留思城铺户,每岁租银,以励后世考岁科资费之望也,使后世子孙联芬科甲,及第荣升。有捏不肖之辈,读者有益,耕者可益焉,不特失于前代祖贻后裔也;从以城铺户,乃数百年功绩,豁达难以考证已矣。后新例鸳鹰撒网取鱼,与黎姓合议鱼栈,角挨股均分例外。无奈前岁突遇黎姓侵占取鱼,股分规例欲鱼,合族等公议:上体前代之祖功宗德,下念同气之情,勿准野勾外连,同心力阻。去岁又被黎姓等估卖我吾族坟山(木柏约),均经两庄合议同心,遇文讲文,遇武拒武,合族力阻。今春被田姓古葬阴地,寅时夜晚,寻更力阻,后约理剖断,未葬。族等公义上石碑,佐以谕前代之创业守成,恕赖杞宋湮没无闻,爰系世世相传,一一叙历,祝先祖闻知,以妥以佑,以界景福,使后世得传,千秋不遗,万古不冀矣。

  ——光绪贰拾叁年岁次丁酉(1897年)季春上浣清明节初四日

  《晓谕流芳》为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朱氏族人所立,是研究“官坝朱氏”及分析此“鸾”彼“銮”最重要、最可信的文献资料。且看这其中自豪地提及“五子三婿皆列科名,吏府曾赠‘建安遗风’四字”,却只字未提及五子读书处的“銮塘书院”。

  由此试想:作为对“嘉言善行”进行树碑立传的《晓谕流芳》,记事以述志,明德以晓世,如果所说“銮塘书院”真在官坝,是不是应该有所体现呢?如此重要的文献对“銮塘书院”只字不提,又是不是因为朱氏兄弟当时的读书之所确实就是在鸾塘寨(亦名黑虎寨)的“鸾塘胜院”呢?

  诚然,此“鸾”顾名思义,用之随意;彼“銮”色彩鲜明,用之有别。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前的封建专制时代,“銮”之字似应为皇家专享,如“金銮殿”、“銮舆”、“銮铃”、“銮驾”等等,皆指皇家所居所用。设若宋元时期在贵州尚未设置行省之际,如有一个叫“銮塘”的地方建有一处名为“銮塘胜院”的读书之所,或许在当时就已惊“銮驾”而震“銮殿”了——好在可能一直都是写作称为“鸾塘胜院”。迨至明清,按《晓谕流芳》中所说“官坝朱家”“由北平奉勅来黔”,就算朱家曾经享有皇室特权,但因他们当时处在“失意于朝,逃避在野”的困境;且至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历来视“反清复明”为祸根,在此等背景之下,对“銮”字之用与对“銮”事之兴,或许审之又审,慎之又慎,惟恐避之而不及。

  由此试想:在“惟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官坝朱氏有可能去兴办“銮塘书院”作为读书之处吗?即便那时将“鸾塘官坝”写作“銮塘官坝”,怕也只是为了避讳祖上“朱应鸾”尊者之名吧?

  另据《沿河县志古迹志》(九六卷)记载:“銮塘胜院院址在官坝,前临河畔,即朱可熹、孝廉读书处,今房楹倒塌,旧址犹存。”这或许就是《简介》中所说“据查证,史书记载的此‘銮’非彼‘鸾’”的主要依据。但该记载却与《思南府志》按语既相似又相左:“鸾塘在司东溢口乡距城四十里,与官坝隔溪相望。前临绿水,后拥青山。为朱可熹、孝廉兄弟读书处。”

  推测“当代文字记载”如《沿河县志古迹志》(九六卷)之类或将“鸾塘书院”写作“銮塘书院”的原因,笔者以为:当“鸾塘胜院”从“石碑尚存”至于“无碑可寻”之后,曾就读于“鸾塘胜院”的举人朱可熹、朱可颐兄弟及其后人,即是考证“鸾塘胜院”史实之“仅存硕果”;而实地考察调研,离不开听取朱氏后人之陈说,考证过程中,或被“奉勅来黔”、或被“册封官坝”、或被“避讳尊者”所左右,所以极有可能将“鸾塘书院”写成“銮塘书院”,而导致有当下的“鸾銮不分”之“流变”。

  如“陈亮考证·朱国豪整理”就有以下文字:

  “五子三婿皆列科名,吏府曾赠‘建安遗风’四字。”这是官府重视,对朱家的册封,所以銮塘当坝被吏府封为銮塘“官坝”。几百年过去了,銮塘当坝改成了现在的“官坝”。解放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省、地考察鸾塘书院,则被现在鸾塘地名误导,把鸾塘黑虎寨黎公旦家出现的石柱、青砖说成是“銮塘书院”的遗址。然而,史实与文字资料载明,原官坝“学堂堡”雕梁画栋的木屋,才是朱可熹等学子读书处的“銮塘书院”,其他一切想象推测意断,都是不科学的。”

  这段文字中,“五子三婿皆列科名,吏府曾赠‘建安遗风’四字。” 出自《晓谕流芳》,这应该是不争的史实,但“銮塘当坝被吏府封为銮塘‘官坝’”值得商榷。“建安遗风”四字,应该是“精神鼓励”而不是“资产赏赐”,更不是“吏府册封官坝”的依据,如果真是“册封”,同样也会在《晓谕流芳》中有所记载。关于“当坝”改“官坝”之说,笔者以为:或因“当坝”后山形如“古代官帽”称“官山”,“官山”之前的“当坝”自然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官坝”;当然,后来这里朱姓做官的人较多,也有可能慢慢地就被称为“官坝”了。

  由此试想:如果“銮塘当坝被吏府封为銮塘‘官坝’”,这是朱家的荣耀,是大事喜事,怎么没有在《晓谕流芳》中加以彰显呢?如果真是吏府册封“当坝”为“官坝”了,又怎么还会出现《晓谕流芳》中所说“河道鱼栈被黎姓侵占”和“贾姓、田姓古葬阴地”等侵扰之事呢?

  再看“官坝‘学堂堡’贯穿始终,当为朱可熹等人求学之地”与“原官坝‘学堂堡’雕梁画栋的木屋,才是朱可熹等学子读书处的‘銮塘书院’”之说。“学堂”应是清朝晚期“书院改革”与“西学东进”的产物,是废除“科举”与创办“新学”的尝试与探索。据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洪波先生在其《保守与激进:王先谦与谭嗣同的书院改革实践》一文中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其家乡浏阳实行书院改革,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乙未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通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中提出:“饬令各直省督、抚臣,会同学臣于各直省书院‘添课西学’,随时加意培植。”又提出具体措施:“自光绪二十二年始,凡遇岁、科、优拔等试,除考制艺外,均考西学一门。” 同期,王先谦(同治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在“岳麓书院”发布订购《时务报》手谕,意在“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书院引向近代改革做思想准备;1897年7月11日,又发表《岳麓书院月课改章手谕》,引入西学课程,全面实施涉及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设施,以及有关招生、考试、师资等方面的近代化进程。贵州的情形落后一些,官坝在1897年办“学堂”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学堂堡”一词在1897年所立《晓谕流芳》碑文中同样没有出现。《晓谕流芳》尚且强调“留思城铺户,每岁租银,以励后世考岁科资费之望也,使后世子孙联芬科甲,及第荣升”,可见朱家对传承“建安遗风”的重视,但在其中却只字不提用作“学堂堡”“学堂”的“办学之资”,这大概也是因为当时的“学堂堡”并无“学堂”吧。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官坝自1897年以后曾在“学堂堡”创办过“学堂”的史实。

  由此试想:“鸾塘胜院”自创建起三百年后朱氏才来到鸾塘,五百年后朱氏五子三婿才为“鸾塘书院”增光添彩,七百五十年后官坝“学堂堡”才可能出现“学堂”,时间先后如此,“学堂堡”又如何能够贯穿“銮塘书院”的始终呢?

  “此‘銮’非彼‘鸾’”之说,大致出于官坝朱氏“一家之言”,因此,依据朱氏所建《晓谕流芳》碑文分析,也许更能释疑解惑,更为客观公允。《晓谕流芳》中通篇没有“銮”字,更无“銮塘胜院”或“銮塘书院”之说;《晓谕流芳》树碑之先,在朱氏的两修族谱中,除“应鸾祖”名字外,虽然都将“鸾”字写作“銮”字,但同样没有“銮塘胜院”或“銮塘书院”之说。真正的“銮鸾之争”,应该大致起于“解放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省地考察鸾塘书院”(据陈亮考证·朱国豪整理)之后,至多也不会早于1897年创立《晓谕流芳》之前。

  由此试想:如果要说是因为“銮”字“不宜用”或“未敢用”,而导致当时的《晓谕流芳》与“两修族谱”均无“銮塘胜院”和“銮塘书院”之记载,那又如何理解朱氏来到官坝之先已存在的“鸾塘胜院”或“鸾塘书院”呢?这其中,应该还是朱家“为尊者避讳”,将地名“鸾塘”写作“銮塘”,出现“此‘銮’非彼‘鸾’”之说而导致的“銮鸾之争”吧?

  由此看来:称“銮塘朱氏”、“銮塘官坝”都可以,但将“鸾塘胜院”称作“銮塘胜院”,或将“鸾塘书院”称作“銮塘书院”则不妥!——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建安遗风”是“銮塘朱氏”开创的,但同时也是“鸾塘书院”建树的;“鸾塘书院”虽在明星村的“鸾塘”,同样也应属于大漆村的“官坝”。“鸾塘书院”既然是贵州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它就应该有理由谱写贵州文化自信的新篇章,也应该有底气承载贵州文脉传承的时代担当。当然,这需要有关方面合力做到: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借此,说说“北京春晖行动沿河鸾塘奖学金颁奖典礼”期间笔者所作对联:第一届时撰联“思州鸾塘开一鉴,竹溪鹤鸣闻九皋”,此联上联化用朱熹《观书有感》中“半亩方塘一鉴开”诗句,下联化用《诗经?鹤鸣》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句;第二届时,考虑到颁奖是在北京举行,将其改为“思州鸾塘开一鉴,竹溪鹤鸣闻九天”,又撰联“甲第金榜,鸾塘书院,因思州而有,先贵州而生;寸草春晖,古风新韵,奖铜仁之子,状同仁之贤”,虽然联对不甚满意,但能表达设奖初衷。当时,网上查知有“銮塘书院”之说,也觉得写“銮塘书院”和“沿河銮塘奖”较为切合在“帝都颁奖”之含义,如今看来,未将此“鸾”写彼“銮”,既尊重了历史,又避免了“鸾銮不分”的误导与遗憾,真是应该感谢“鸾塘书院”厚重的历史文化给予的灵感与启发。

  “銮塘书院”指示牌

 

  官坝“銮塘书院”简介

 

  官坝“晓谕流芳”古碑

 

  官坝入口

 

  甲第京榜对联 

 

  设想鸾塘书院的文化传承

 

  当晚回到沙子街道办事处,与谯乔主任交流探讨,从他分享的《乌江湿地公园发展规划方案》电子版中,得知《鸾塘书院复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此举令人为之高兴。然而,其中《复建》部分的文字介绍,均写作“鸾塘书院”,而所设计的书院大门匾额,却又在图示上写作“銮塘书院”四个大字,可见“鸾銮莫辨”之影响的确不小。作为贵州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鸾塘书院”之复建,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对此,似应对“鸾塘书院”的“正名问题”加以重视。

  当然,我们坚信鸾塘书院的复建是审慎的,通过复建书院也是能够增强文化自信并赢得预期成效的。当今书院众多,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有591所实体书院,其中,官方建立142所,民间兴起449所,书院的重生,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此,笔者怀揣浅陋谈谈“鸾塘书院复建”与“沿河鸾塘奖”在践行“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几点“设想”:

  设想之一:小题大做。指要因时因地制宜,使复建的鸾塘书院,要能承载贵州乃至中国的书院发展史,要能传承理学心学及国学精神,并能挖掘沿河作为古思州的优良传统和地方文化。按《鸾塘书院复建》的设计图示来看,复兴书院的共性已备。但“鸾塘书院”毕竟是区域遗迹书院,在功能定位与文化传承中应富有地方特色。为此,似可采取“内设三堂外建三廊”以彰显其复建优势,即在整体布局中增设“三堂三廊”:三堂指理学堂,心学堂,思州堂;三廊指在书院内外设计建造三个文化长廊。略说如下:

  理学堂:“程朱理学”谓之直接孔孟,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亦是书院文化与教育建制之重要缔造者,其对儒学文化的传承与陆王心学可谓殊途同归,表里合一,且“銮塘朱氏”有“建安遗风”,又与明代“朱家天子”与“圣配朱子”皆有渊源,加之研究朱熹及其理学的重要著作《朱子语类》的作者黎靖德与“鸾塘黎氏”同出一系,此黎朱二姓之于“鸾塘”及“书院”之渊源,从考证所知皆有关联,对于挖掘与建设“鸾塘书院”文化元素,文化就地反哺,似又不可或缺,为此,设置“理学堂”对发扬光大传统“理学”似有必要,也利于融入当代书院建设与发展主流。

  心学堂:“鸾塘书院”作为贵州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应该承载贵州思想文化发展历程,“真三不朽”王阳明在贵州悟道,既是阳明之幸,更是贵州之福。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高峰,在思南、贵阳及整个贵州流布很广,且有很好的复兴基础。“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在贵州提出的光辉理论,是认识论与实践论的高度统一,也是留给世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共产党人是‘知行合一’的光辉典范”,在复建的“鸾塘书院”设立“心学堂”,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阳明心学”,尊德性以道问学,实践“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对于指导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思州堂:中国传统文化对“家与家庭”有其独特理解和建构方式,“书香门第”家庭建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借鉴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复建的“鸾塘书院”设立“思州堂”,弘扬和传承家教、家训、家风、家学文化精髓,重塑“建安遗风”,再造文化高地,研发非遗文产,培育乡土专家,搜集和建立“古思州”或黔东沿河的人文档案,动态性积累和挖掘利用“思州堂”的文化遗产和人脉资源,发挥内引外联作用,彰显传帮联带精神,让古思州大地人文蔚起,培育和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家乡发展,反哺家乡建设,提升家乡影响力,彰显家乡美誉度。

  外建三个文化长廊:即以“鸾塘书院”为中心,在连接“公园入口”与“銮塘官坝”所形成的环形公路或白泥河边适当区域,设计建造三个文化长廊:一是壁画式的书院文化长廊(也可在书院围墙内外),图文并茂地再现书院发展史上的文化名人,彰显中国书院人物志;二是碑刻式的书院文化长廊,以碑刻书院楹联牌匾的形式,展示全国著名书院的楹联匾额,传承中国书院文化史。书院人物是书院文化的化身,书院楹联是书院办学的体现,中国书院人物志与中国书院文化史构成中国书院发展史,基本可以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壁画长廊”与“碑刻长廊”的建设,相当于利用“鸾塘书院”的复建,建造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国书院博物馆”,既能增加书院文化品位,又能提升文化旅游价值。三是作坊式的非遗文化长廊,挖掘和聚积黔渝湘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乌江流域土家苗汉文化,在“銮塘官坝”或适当区域建设一个展示和开发“非遗产品”的作坊式文化长廊,让“鸾塘书院”复建项目更加富有区域优势和民族特色,通过提升旅游项目的文化含量,实现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进而反哺复建书院的健康成长。

  设想之二:大题小做。如果说把“鸾塘书院”硬件复建成中国书院博物馆式的新型书院是“小题大做”的话,那么“互联网+鸾塘书院”,则可谓之“大题小做”。

  在“鸾塘书院”复建过程中,先行建设网上“鸾塘书院”,把历史上、建设中和建成后的“鸾塘书院”搬到电脑和手机屏幕上,力求在“小题大做”的硬件设施筹建和建设阶段,尝试性地将“内设三堂外建三廊”在网上进行模拟演练,整合各项资源要素、社会资本和人文价值、专家队伍以及各方智慧,使复建成的鸾塘书院既有传统书院的精神内蕴,又有当代书院的使用价值。在“鸾塘书院”复建完成后,继续拓展实施“互联网+鸾塘书院”的各项举措,做好“线上线下”的开发利用,在书院的课题研讨、名师会讲、教育培训、国学传承、旅游文化、游学体验、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走出去学习取经,请进来大德高师,积极与知名书院、科研院所互动交流,切磋琢磨,努力提高“鸾塘书院”的办院质量,积极提升“鸾塘书院”的建设成效,既能让当代书院的共性项目得以有效发挥,又能使书院文化与书院经济得以充分显现。

  设想之三:线上线下。以上所述“小题大做”与“大题小做”,实际上相当于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的经营模式。在这方面,“铜仁市春晖行动北京联络处”与“北京沿河商学会”成功举办的“北京春晖行动沿河鸾塘奖学金颁奖典礼”,算是一个“线上线下”的尝试。本活动旨在站在首都北京的时代前沿,依托春晖行动的品牌效应,挖掘黔东沿河的人文资源,铸造沿河教育的鸾塘名片,引领成功人士的义行善举,奖励在校读书的高校学子,传递团结奋进的沿河精神,谱写人文蔚起的文教新篇。

  为此,在运营“颁奖典礼”设计之初即明确利用“鸾塘书院”的金字招牌,将其命名为“北京春晖行动沿河鸾塘奖学金”,采用沿河教育史上存在过的鸾塘、鹤鸣、竹溪三个书院名称分别命名一、二、三等奖,还按沿河土家族方言命名一项特别奖——思州甲等奖,又根据具体情况设立优秀奖(新生奖)和鼓励奖(参与奖),受奖对象范围限于在京在校高校生,在此基础上试行并公布了《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届又将奖金额度大幅提高,把受奖范围扩大到全国高校在读沿河籍学子,同时明确邀请“鸾塘奖”获得者家长和一位在沿任教的恩师出席颁奖典礼,以期达到京沿联动、共铸品牌之目的。

  对于“沿河鸾塘奖学金”的培育建设,“北京沿河商学会”会长肖俊先生在“第二届颁奖典礼”和“沿河团县委‘春晖行动?我与家乡共发展’座谈会”上均表示,将组建一项“百万元资本金”,通过创造价值以培育“鸾塘奖学金”健康成长。藉此,可充分把握“颁奖典礼”的“规格”与“规模”,同样做好“小题大做”与“大题小做”两篇文章,提升“鸾塘奖学金”的精神文化内涵,不断完善“沿河鸾塘奖”建设体系。例如:总结推广“北京沿河商学会” 秘书长田战勇先生发起、引导在京硕博研究生返沿开展的“一带一”活动;继续做好“沿河话廊”微信公众号的“沿籍在京大学生访谈栏目”;适时拓展“鸾塘奖学金”争取赞助的范围,积极提升“颁奖典礼”的文化品位;同时,配合“鸾塘书院”复建工程的规划启动,力求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增设“书香门第奖”和“建安遗风奖”;等等。总之,伴随着“鸾塘书院”复建工程的规划启动与“线上线下”经营的成功尝试,将“沿河鸾塘奖”打造成沿河籍学子的形象品牌和文化名片,诚可拭目以待。

  “北京春晖行动沿河鸾塘奖学金颁奖典礼”,是“小题大做”与“大题小做”以及“线上线下”经营“文化担当”的积极尝试,故本文特以“春晖行动沿河鸾塘奖学金创立倡议北京宣言”作结:

  我们~黔东沿河,乌江要津;书院创建,早于行省;思州鸾塘,竹溪鹤鸣;化民易俗,启蒙养正。

  我们~红色故土,革命觉醒;岁月迭更,革故鼎新;改革开放,决战贫困;百年大计,教育先行。

  我们~建设首都,求学京城;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创业助学,携手相牵;京沿互动,内引外联。

  我们~固本开新,文化自信;鸾塘书院,精神永存;传承文脉,嘉善奖能;激励后学,蔚起人文。

  我们~比学赶帮,心存感恩;挑战自我,激流勇进;情系家乡,志存高远;承前启后,传递真情。

  我们~铜仁之家,汇聚同仁;沿河话廊,公众微信;春晖行动,细大不捐;欢迎诸君,加入我们。

  第二届北京春晖行动沿河鸾塘奖学金颁奖典礼举行

 

  在京硕博返沿“一带一”活动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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