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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减负,一道持续半个世纪的未解题

2019-12-23 11:10| 发布者: 武陵君| 查看: 8611| 评论: 0|来自: 半月谈

摘要: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的减负为何一次次引发热议,且到如今仍然无解?
曾有人借用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描述“减负”的现实:所有孩子“轻负”健康成长本是最优选择,可一旦家长、学校从现实出发,为求个体最好,做出了“增负”的“理性”选择,就会出现所有孩子不得不加码学习的局面。

“减负=制造学渣?”近期,部分地区教育部门出台的相关教育举措,让减负再度成为家长热议的焦点,一些家长喊出“家长已疯”的呼声。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的减负为何一次次引发热议,且到如今仍然无解?

半个多世纪,减负一直在路上

1964年2月,北京一位中学校长给上级写信,建议为中小学生“减负”,后来信被转至中央。从那时起,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教师,形成了给学生减负的共识。这就是现代教育史上有名的“二月来信”。

时隔半个多世纪,给学生“减负”依然是中国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如今,减负已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自觉追求”: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几乎年年都要推出减负举措,措施也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作业量、上课时间、规范招生编班等方面。

比如,此次引发热议的南京市教育局的教育督查工作:按照家长们的说法,先是各种“不许”:不许补课,不许考试,不许公布分数;然后是突击检查学校,查看学生书包里有没有课外辅导教材、作业本;改课表,一天少一节课,小学两三点就放学回家……这些减负措施引发当地家长强烈吐槽。

之后不久,浙江省也公布了一份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小学生晚9点、初中生晚10点后可拒绝完成作业”“严控校内考试次数”“严禁发布考试成绩和排名”等相关内容同样引发热议。

不仅仅是江苏、浙江两省,这些年来,减负一直行进在路上,包括教育部、各省市县各级教育部门都多次颁布减负令。

2018年末,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重磅出台,剑指中小学课业负担重这一痼疾,对校内、校外、家庭、政府四方面减负工作全面明确责任并提出要求。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

“囚徒困境”下的减负现实

曾有人借用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描述“减负”的现实:所有孩子“轻负”健康成长本是最优选择,可一旦家长、学校从现实出发,为求个体最好,做出了“增负”的“理性”选择,就会出现所有孩子不得不加码学习的局面。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只要是学生,每天就要背负沉重的课业、补习负担。一些家长甚至在孩子幼儿园小班时就把孩子送进校外培训机构。

广州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家长说,孩子所有的课外时间已经排满,语数英三科都在上机构的补习班,每天有大量的作业要做,还要去参加各种机构组织的“秘考”,家长孩子都非常辛苦,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重。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很多家长表达出对子女成绩的焦虑:强中更有强中手,网络时代信息获取便捷,使得“牛娃”似乎无处不在,而择校带来的高分生源日益相对集中,更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学霸还会受到学神“摩擦”。

在望子成龙的心态中,在别人家孩子的刺激下,在上一个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的心理路径设计下,家长们一掷千金、甚至是奋不顾身,从孩子幼儿园、甚至从母亲孕期就开始“抢跑”。

许多家长提出,在当前情况下,不给课内机会,家长就转课外,负担没有减下来,却增加了经济负担。从一个维度看,这种减负,实际上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在“减负”政策制定实施中,政府出力不讨好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在谈到如何正确看待减负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减负不是让学生没有学业负担,搞什么所谓的“快乐教育”。减负是要减去强化应试、机械刷题、超前超标培训等造成的不必要、不合理的过重负担。减负不能搞“一刀切”减负,应按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科学减负、有减有增,让学生的负担保持在合理的、适度的范围之内。

有教育专家指出,当前仍是分数决定一切,在教育领域,行政官员的考核看分数,校长的提拔看升学率,老师的绩效也是看班级平均分,以升学率为标准的分数制度,带来的必然是应试的结果,造成一切为成绩服务的现状。

来源:《半月谈》2019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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