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地理志》载：“河中府，元宪宗在潜，置河解万户府，领河、解二州”。这条记载显然与旭烈兀的民户有关，河、解指金河东南路的河中府和解州。
“在潜”就是蒙哥1251年即汗位前，他还是一位诸王，所置河解万户府不会是大汗任命的地方军政官府，应是他继承拖雷家族共有人户的管理机构。至元八年（1271）以前，解州原属河中府，两地本为一体。
《伯德碑》说管理隶属旭烈兀民赋的总管府“附治解州”，可见其与河解万户府同在一地，同是“附治”在河中府境内，性质接近，应是同一机构。人户原是拖雷俘掠所得，后由寡妻和长子蒙哥继承管理。蒙哥即位，“大封同姓”，实际是拖雷家族内部的再分配，忽必烈分得关中民户，旭烈兀分得河中、陕右民赋。
民赋管理机构冠名河解，说明他的民户主要在河中，可能少数扩及陕右的东部，如前所述，太宗二年庚寅（1230），拖雷、蒙哥从窝阔台拔天成等堡，三年辛卯春二月再克河中数处城邑，皆属河中府。而拔天胜寨及韩城、蒲城，掳俘涉及陕右东部同州、华州少数地区。而忽必烈所得，则应是拖雷次年横扫关中，西抵凤翔所得，京兆府路大部人户应归忽必烈所有。
前引《伯德碑》称“河东、陕右民赋之隶王者，以重合剌总管之”，松田孝一据旭烈兀派遣帐下伯德那为副总管的话判断。这些民赋收入是属于旭烈兀的权益。如果这两位总管“附治解州”的衙门就是宪宗在潜所领的河解万户府，那就说明衙门的主管这时还是家族的代表长子蒙哥，旭烈兀只不过举荐了帐下伯德那为副总管。而作为解州衙门的河解万户府早已存在，并非旭烈兀所设。
《伯德碑》提到的辛亥（1251）春发生的毒酒事件，松田氏认为“旭烈兀的司法权所主的长安到是包括在京兆八州十二县之内的，而这些地区一二五三年已赐给忽必烈作为封地了。”而《伯德碑》载：伯德那在癸丑年（1253）前往西域贡职，旭烈兀还任命他代重合剌总管，“可见河东、陕右的权益仍然被旭烈兀保持着”。此后伯德那任职到至元庚午，也就是至元七年（1270）才告老卸职，进而松田氏认为旭烈兀对于这些地区的权益一直持续到一二七〇年。因此，松田氏产生疑惑，认为忽必烈和旭必烈的领地有重叠的问题。
事实上，诚如松田氏所说：“旭烈兀西征和忽必烈南征是在1252年七月同时决定的”，分赐给忽必烈和旭烈兀京兆或河东、陕右地区，也一定是在他们“出发之际赐予的”。并非时间有先有后，更没有将旭烈兀领地再分赐给忽必烈。其二，前已说明，彰德是旭烈兀领地，其余是领民，民户所在地并非他的领地，并无领地冲突、重叠的问题。即使他们的民户确有所在地相互重叠现象，都与当地的统治权无关。因此，在忽必烈“受京兆分地后”，旭烈兀的权益不止可延至1270年，甚至更长。
松田氏还指出：“当时，为了供给忽必烈远征军的费用，又把旭烈兀置有管理机构的解州地区的盐池之盐利交给忽必烈。”这说明不仅是旭烈兀的权益渗入了关中，同样，忽必烈的权益也渗入河中，这便侵犯了旭烈兀的权益。但解州盐池之利是属于国家财赋的重大来源，不属宗亲私有。
由于忽必烈将要南征，故“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佐军食”，由李德辉等为首的京兆从宜府领其事。盐池属于国家，由太宗二年（1230）设置的平阳府征收课税所从实办课。几年后耶律楚材又荐任了盐池使，太宗和宪宗皆曾拨民户修理盐池或捞盐。
京兆新设的从宜府和宣抚司，官员杨惟中等不同于伯德那等，他们是乡镇的朝廷命官，不是投下领主的私属。调解州盐池之利“以佐军食”，是为了南征的需要，属于国家政务，是经忽必烈奏请获准的临时举措，并非对领主私人的财产授受。旭烈兀在河东和河西陕右部分地区有属于他的民户，由他派遣总管治理，对领主有缴纳赋税的义务。它们来自拖雷征伐河中、关中时所得，不同于兼有领地的五户丝分封，因此不可把它们归入到旭烈兀的领地范畴。
宝庆路江南户钞
元朝末年，许有壬所作来自伊利汗的《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称除割彰德路为旭烈兀分地外。“江南平，益以宝庆路。”元世祖平定江南，于至元十八年（1277）又将江南部分人户分封给诸王等贵族，称为“江南户钞”。据《元史·食货志·岁赐》记载，受赐者有忽必烈诸弟阿里不哥、末哥、拨绰、岁哥都等，独缺旭烈兀。
《哈只哈心碑》的记载证明《元史·食货志》确有遗漏，哈只哈心是旭烈兀初定西域时派回的使者，其孙凯霖，按元朝的“官选格，分地监郡县，听自除拜。”“西邸”（许有壬对伊利汗称呼）认为他“世隶其邸”，就提名他出任宝庆路邵阳县达鲁花赤，报请中书省上奏批准。接着凯霖移任旭烈兀五户丝分地彰德路临漳达鲁花赤。
此外，据程钜夫给河东，陕右民赋总管伯德那夫人李氏所撰墓碑文，称其第六子“只儿瓦台，武略将军、宝庆路达鲁花赤”；第八子“乃蛮台，敦武校尉、邵阳县达鲁花赤。”
从他俩的家世看，本来是旭烈兀所辖河东，陕右民赋总管之子，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仍由旭烈兀的后裔伊利汗继承，伊利汗继承的中原各种权益，仍选用原来的老家人担任管理官员，而不是一般朝廷委派的流官，原河东，陕右民赋总管之子，又出任忽必烈新赐伊利汗的江南户钞所在地宝庆路的官员。碑文作于皇庆癸丑，即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可见伊利汗在中原的利益，到这时仍由远在伊朗的伊利汗留在中原的下属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