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壁画
儒和将在很多人眼里是两个不同群体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两者还有对立，就如许慎对“儒”字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人朱切”；对“将”字的解释是：“将，帅也。从寸，酱省声，即谅切。” “儒”在人们的眼里是代表优雅、才学的士人，历朝历代都比较受尊敬，而对于古代的“将”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粗鲁，一般在王朝初立的时候地位较高，承平日久地位慢慢变得低下，尤其是宋朝以后。
其实在古代，“出将入相”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出将入相”指的是一个人文武双全，在外面征战的时候有高超的军事才能，可以作大将军，而在文治上非常有才能，可以作宰相，而在唐朝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上马能杀敌，下马懂治国”其才能真正的能“出将入相”，这个群体就是 “儒将”，“儒将”的称呼唐朝才开始出现，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唐朝“儒将”的社会评价。
一、 万民敬仰的唐初“儒将”
1、初唐时期边疆多文武全才
初唐时期，文武官员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就如岑仲勉先生说：“唐代将相并无显然之分途”，那是因为唐初许多儒将入为宰相，也使浓重的军事气氛弥漫在宰相群体中,形成了唐代宰相的出将入相制度。在此制度影响下，带兵打仗也成为唐朝特别是唐前期官员能够入主中枢权力核心的重要筹码，而唐朝前期的战争主要是与边塞四夷进行，因此至少唐朝前期出将入相的宰相大都有边疆经略经验。
唐朝军人
唐初对外战争频繁，尤其是在边境上的对外战争。唐朝的边疆建树，离不开治戎安边的边将，唐朝在频繁的战争中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将领，其中文武兼备的文人儒将更为耀眼，他们既有军事将领的威猛，更蕴含文人的儒雅，比其他类型的将领更能凸显唐朝礼仪之邦的特点，既和周边少数民族形成鲜明对比，又更能体现以儒家文化立国的唐朝对边疆民族的经略思想—以怀柔远人为目的。
2、“儒将”裴行俭
唐代文人儒将不胜枚举，尤以裴行俭、刘仁轨等为代表。裴行俭以门荫入弘文馆，后平定阿史那都支和阿史德温傅与阿史那伏念等人的叛乱，为唐朝北疆安危立下汗马功劳。
唐高宗时期突厥贵族叛乱，为应对叛乱，唐朝派遣萧嗣业等进击征讨，但是失败了，后来唐高宗诏裴行俭领兵平叛，大获全胜。
如“诏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讨之。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部兵十八万，合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余万，旗帜互千里，行俭咸节制之。” “明年，行俭战黑山，大破之，其下斩泥孰匐，以首降”，“又禽大首领奉职而还，余党走狼山。”可见裴行俭高超的军事才能。
裴行俭在文学、书法上的造诣也是非常高的，裴行俭曾在弘文馆学习，而唐朝的弘文馆是和国子监并举的学府，并在贞观年间中举明经，可见其文化修养之高。而书法上裴行俭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张怀瓘赞其云:“有若缙绅之士，其貌伟然，华衮金章，从容省闼。”
裴行俭
3、“儒将”刘仁轨
同一时期的刘仁轨将自己在隋朝末年的所见所闻编录成册，即《行年记》，并且还主持过修《国史》，如记载“三月，丙申，召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有不实”。而《全唐书》中更是收录了他的四篇文章，分别是《盟新罗百济文》、《陈破百济军事表》、《吏兵部选人议》、《谏幸同州校猎表》。可见，刘仁轨的学问是很不错的，而让他名声大振的是其军事才能。
高宗征伐辽东时期，刘仁轨统领水军，在白村江大败百济和倭国水军，使百济和倭国实力大损，奠定了大唐在东北亚的霸主地位，如记载“四战捷，焚其舟四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高宗念其军功擢拔刘仁轨。可见刘仁轨在军事上的高超才能。
在唐初不仅仅是两个，很多宰相都有军队的经历，如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都是有战场厮杀的经历，到了玄宗时期，为了削弱“儒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李林甫“以蕃将代儒将”的政策限制“儒将”，自此之后边关出将入相者的数量确实大为减少，可见“儒将”不仅社会评价高，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4、安史乱象，“儒将”定国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至此唐朝开始走上衰落，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战乱不止，地方军阀佣兵自重，不听朝廷调遣，唐朝廷更加仰赖文官集团，而以中枢重臣统军或以文官出任地方节度使掌军也就成了某些时候不得不然的选择。尤其是柳公绰、韦皋等出身儒生而掌军的将领在讨平藩镇、经略边境等战争中表现活跃。而进士出身的裴度以宰相身份临危受命，统军荡平淮西之叛，开创“元和中兴”，这样的赫赫功勋无疑增强了文官集团的儒生们对于自身统兵能力的信心，也使得“儒将”再次一度成为世人称颂和羡慕的对象
二、 流于形式的晚唐“儒将”
1、唐中晚期后“儒将”的变化
唐朝中晚期以后，领兵将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想象越来越严重，朝廷更加依赖“儒将”，但这个时期对“儒将”的理解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儒将”不再是那些饱读诗书、心有万策的文武全才，而是大部分更侧重“儒”这一方向了，基本上都是参加科举有功名的文官，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也这是因为这一改变，使得唐朝中后期的“儒将”一直被人诟病。
安史之乱
而且这个时期唐朝开始倾向于使用文官领军，但是这些文官并没有高超的军事才能，所以并不能管理一地的军事，也不能压制手下的领军将领，导致边境地区，军队叛乱频繁，狼烟四起。
正如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载：“（王铎）后到成都行朝，拜诸道都统。高骈上表，目之为败军之将，正谓是也。”文中记载，“儒将”王铎是败军之将。
2、唐晚期“儒将”代表
唐朝中后期像王铎这样的败军“儒将”非常的多，他们没有获得可以称颂的军功，反而常常兵败、因下属兵变被杀，因此唐朝的“儒将”从唐早中期的万人敬仰到唐中晚期的世人唾弃，令后人唏嘘不已。不过也并不是说唐朝中后期所有的“儒将”都是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如初唐时期的“儒将”一样投笔从戎，拯救大唐朝廷于水火。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晚唐时期的张仲武和时人称之为“二郑”郑从谠和郑畋，张仲武博学多才，自幼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后来受家族影响投笔从戎，其主要成就是多次有力打击回鹘，使回鹘损失惨重，不仅如此，他还大破北部诸山奚，从此以后唐朝的北疆在没有受到军事威胁，北部边疆彻底平定，时人评价很高，如李俭对其有“破獯鬻之众，帐盈七千；拓鲜卑之疆，地开千里。万狄稽颡，百蛮投诚”的称赞。从这也可以看出张仲武的功绩。
战乱四起
郑从谠本是读书人，进士及第出身，出仕后一直做的是文官，唐末唐朝内部叛乱四期，沙陀部趁此时机祸乱大唐，郑从谠领兵大败，给与沙陀重创，其后镇守太远，在镇压黄巢起义的战斗中，沙陀部畏其威名，出兵协助大唐镇压黄巢起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郑从谠也在后面为唐朝收复长安立下了不少的功勋。
郑畋和郑从谠一样，也是进士出身，之前也是一直是文官，也参与了镇压黄巢起义，并多有战功，也拯救了风雨飘摇的唐王朝，因此称为“二郑”。并被世人称赞曰: “国威复振，二儒帅之功也。”可见他们两个的功绩。虽然唐后期依旧有不少著名的“儒将”，但是基本上都如前文所述，大部分是“败军之将”，因此整个中晚唐的“儒将”整体上的名声并不好，时常被后人诟病。
三、 唐朝的儒将之风对后世的影响
唐朝儒将在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边疆安定上作了巨大的贡献，而其文武兼备的突出特点对后世历史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止，因此唐朝儒将对宋朝的影响最大。
宋初逐渐确立了“崇文抑武”的统治思想，宋太祖施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文官地位崇高，武将被打压。文官统领武将的事情在宋朝是常态，而宋朝自开国始就边患不断，边疆压力较唐朝更加严重。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西面有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吐蕃和南方的交趾政权等对北宋形成了包围之势，边疆大小规模的战争不绝于史书。而宋朝以文驭武，面对如此多的战事，国家要培养的是文武双全的人才，这种文武统一的范例可以说是唐朝儒将的延续。
唐朝士兵
四、总结
唐朝的儒将地位的荣辱史可以看出来，古代王朝前期，文武皆重，国家大兴，而国家承平日久便刀兵入库，马放南山。开始重文轻武，这似乎是一个怪圈，尤其是唐朝以后的宋和明两代，正如那句名言：“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儒将们在初唐刚刚经历分久必合的历史阶段，众人骨子里流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血液，好战但知礼，备受世人爱戴。晚唐安定日久，又进入合久必分的局势，可惜此时儒生已忘了一身功夫、不识刀兵为何物，大多根本无带兵才能，也间接推进了大唐衰微。
参考文献：
1、《说文解字注》
2、《隋唐集史,上册》
3、《新唐书》
4、《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上·突厥上》
5、《新唐书.卷一百〇八.列传第三十三·裴行俭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