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一个奇怪的朝代。
中国人说他是最弱的朝代，弱宋怂宋加身，以宋（送）钱宋（送）人为本。
西方人说他是最盛的朝代，民众生活好，市民生活丰富，就连民权都是历史最佳。
正反类比之后，北宋就成了另类。这个另类的朝代，终其一朝，有无数文人士大夫，还有武将争相出彩。
（矛盾的大宋）
由此才有个说法叫：北宋缺将，南宋缺相。
意思是，文武两拨人，出来顺序不同，北宋文臣贤相多，南宋帅才武将多。
此论市场巨大，却不敢苟同，北宋名将也不少，四大将门钟、杨、姚、折都算得上名将辈出，还有战神狄青，更是文武双全，如很能算缺将咧？
辩解完武将，在看看文臣。北宋的文臣因为优渥士人，重文抑武的立国方针，工资高待遇好，犯错了还不加罪，日子安逸无比。
（宋朝文官天下）
也因此，有名的相国在中前期一波波出现，后期也有不少。
要说其中最知名的。
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冤家，无疑排的上号！
一个以《资治通鉴》留名后世，一个以变法改革广受赞誉。
这两人都算的上德行高尚，谦谦君子，社稷之才，可他们却水火不容，两人见面掐的你死我活，分外妖娆。为何会如此，不得不让人深思啊，为何司马光要极力反对，对于北宋有好处的变法咧？
（争锋相对的两人）
其实原因吗也很简单，不过三条。
首先：王安石和司马光出生还有性格不同，造成了他们仕途的不同路径，最后引发他们分歧巨大。
司马光属于生而知之的天才少年，还没认多少字，就读文讲典的存在，小小年纪就高中科举，仕途也是一帆风顺那种。而且为官的路径也非常的清晰。十九岁高中甲科进士开始，司马光的仕宦生涯一直绕着两条线在转圈圈。
第一条是文学教育线：什么大理评事、国子直讲、馆阁校勘、郓州典学。都算得上教育和文学系统职位。
第二条是言官谏官线：什么判官、同知谏院，直到最后龙图阁直学士谏官之首。
唯一的地方官经历还是五十三岁任职长安京兆府。
也就是说，在王安石变法前，司马光几乎任何地方治政经验都没有，算典型的言官、清流！动嘴皮子属一流，写文章属一流，提意见更是本职，但要他们去办事，实事求是的说，司马光算不得干吏，也做不了行政工作。
（他不算政治家）
哪时候的司马光，除了写文骂人，可取之处并不多。而王安石是什么人？
属于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深知国家问题根本的干吏，仅看从政经验，治理地方的经验，两个人完全没有可比性。因此这两个人碰到一起，就注定会出问题。
写文章牛逼，讲道理厉害，谏言直接的司马光，就会有一个缺点，自视甚高，觉得自己都是对的，然后对王安石各种建议，各种指责。如果王安石脾气好，还好点，如果脾气不好，这两人当然水火不容啊。
王安石会想，你一个耍嘴皮子的，如何知道怎么变法，两个人互相看不起，互相看不上，互相抬杠，最后互为敌人也就成了必然。
而王安石恰恰又是一个臭脾气，外号“拗相公”的王安石，性格的强硬和倔强显而易见，两人相撞当然火星对地球。
（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次：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于如何才是为民好有理解分歧。
哪个时候的宋朝，任何一个士子官员都知道国家有问题。
问题的根源有三个，经济问题、吏治问题、军事问题。
经济上：看上去繁荣的宋朝，却贫富差距悬殊
吏治上：官员数目吃垮财政不说，官员也人浮于事，效率底下。
军事上：军队数目过多，而战斗力却非常底下。
如此，三层危机层层递进之后，宋朝顿时变得积重难返起来。
（虚假的繁荣）
积重难返之后，怎么办？
王安石认为，根源在于经济问题，既然社会已经混乱无序，那么由国家公权力插手经济重建规则，就是最简单解决问题的办法。
意思是，国家用无形的手，掌握调控方向，通过行政力，缓和阶级矛盾和贫富差距。
《青苗法》就是这样的善法，《青苗法》出台前老百姓如果没钱就要像富人借贷，最后受压榨。有《青苗法》后，国家可以借钱，而且利息底，对老百姓当然有好处啊。
《均输法》也是如此，针对商人囤积居奇，由国家建立物流和国营公司，平衡物价。
实事求是的说，王安石变法的举措，无一列外都是为了老百姓好。以这样的政策为出发点，为何司马光这个君子要反对？
（初衷都是好的）
原因就在于，司马光对改革的举措和王安石不同。
这理解的不同，又和他们对于事务的不同理解有关，司马光算政治家也算文人，无论帝王术说到多666，他的治政经验都不足，而王安石则属于干吏，讲究实事求是。
一个喊口号，一个提措施。
这就又是个矛盾，在司马光看来，朝廷变法即便是好心，但干涉过多也会坏事，治大国若烹小鲜，管的越少对民众越好，典型的黄老思维。司马光还认为，王安石变法实质不过是变相的盘剥老百姓而已，是将私人盘剥权，通过立法合理的转到国家。
两个人就这样杠上了，一个说我要加强政府举措，施行宏观调控，一个说你这是胡闹，以宏观调控为名变相剥削。
（调控都有两面性）
那么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吗？其实都有道理又都有问题。
王安石道理在于初衷好，可惜地方吧经念歪了，最后好事成坏事，好法成恶法，这是王安石想不到，也控制不了的，他一个人不能和成型的官僚集团对抗。
司马光的道理在于，强调德行和教化，强调无为确实是与民休息，但却太过消极保守，最后不过慢性死亡而已。
两人观点之争，谈不上对错，只能说都有道理，也都有缺陷。
最后：则是他们出生地域引发的派系分歧。
党争是北宋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党争的主角，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南北之争。
早在北宋开国的时候，因为是以北统南，初建的北宋政权，北方人是主角。北宋的统一之路也是一路南下灭南唐、后蜀、南汉才统一的天下。
这就造成了北宋前中期，北方人在朝堂占据了垄断地位，南方人话语权有限。
（赵匡胤的话语）
不仅如此，北宋开国的赵匡胤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不用南人为相,不以内臣掌兵”
赵匡胤居然将南人读书人和太监做了类比，那么赵匡胤为何如此？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第一：北方燕云地区还没有收复，北方人对于故土的怀念，有助于收复河山。
第二：北宋讨伐南方的时候，无数文人的软骨头，让赵匡胤害怕，深怕南方人在宋朝遇危险时候都成了投降派。
第三：江南经济发达，读书氛围比北方好太多，如果不加管束官场将成南方人天下。
第四：北宋的防务还有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却在南方，南方人占据了中枢，为了阶级利益经济利益，会不顾大局，进而出大问题。（比如明朝时期）
可惜的是，赵匡胤的祖训无人遵守，蔡京、陈执中这样的庸相奸臣都是南方人，安居江南不思进取的也是南方人。
（最后北方还是丢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就南北有别，这就让他们必定会有党争。
主张改革的王安石是江西人算南方的，他的改革举措难免让司马光联想到阶级利益。
王安石是南方改革派，那么陕西的司马光当然要做守旧派啊。
而这一切，从他们各自的坚定伙伴也能明显的看出来！
改革派：章淳、蔡京、吕惠卿这三福建人，两个是后来的奸臣，曾布则是江西人。
守旧派：韩琦、程颢、程颐这三都河南人，再加上司马光这陕西人。
变法和改革，守旧和创新，溯源来看，还是经济问题，阶级问题，地域问题，甚至利益问题。所以说啊，每个改革者都是孤独的。
（党争亡国之兆）
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敌人，从不是正面的，而是背后的。
实事求是的说，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无一不是好的，可是在地方，官员也有南北之分，一个个都在致力于内斗，又如何会将事情干好？
他们巴不得这劳什子的法废除，又如何会用心做事？更何况这变法有着无数漏洞可以敛财，谁又安奈的住心中的冲动？
变法之败，即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也是绵延数千年制度的失败，怪不得某个人。
参考资料：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大宋权力场》
《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