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中华文化的形成，事实上奠基于周朝。究其原因，即由周朝开国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均有划时代的创举。其中尤其是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三项，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培育，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制度大多出自周公之手，汉代名士贾谊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封建制度为周朝特创之政治制度。在周代之前的夏商两代，虽有“共主”之名，但是各地氏族分立，大多各自为政，随自然环境而生活。商代虽然有册封诸侯之事，但是数量较少，没有统一的制度，大概经过商朝共主册封之诸侯，则为中央势力，有统治地方之责；至于各个地方的氏族，则任其自然发展，如柳宗元《封建论》所说的“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此三千就是各地方的氏族。各地方的诸侯和“共主”亲疏不一，叛服靡常，以“共主”势力的盛衰为转移。
周朝时开始有计划大规模进行封建，封建对象根据性质大体上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周室宗亲和功臣。自武王伐纣时起，即不断将新征服土地分封给宗亲和功臣。如《僖公二十四年》中记载的“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等，以及如懿亲功臣姜子牙等。使各个受封诸侯率领其宗亲和部属在共主领导下“镇固封疆”，“分土而守”。各个诸侯进驻封区后，再把受封的土地逐级分封给其宗族户从，即卿大夫等，形成“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金字塔式的政治组织，《荀子》中所谓“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可以概况。
第二类为各地拥护周室之原有氏族。此类封建大概以各氏族原有组织及势力范围加以分封。周朝初期，中原各地散布的旧氏族拥有较强的势力和政治影响力，故周室不得不就其所在地区普遍加以封号以安抚，如分封黄帝、尧、舜、禹的后人。
《吕氏春秋》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合计达到一千两百余国，由此可见周王室分封之众多，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写照。
周朝的开国，经历了武王伐纣和周公东征两个时期，所以封建之实施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的分封地点多在陕西、河南等地；后一阶段的分封地点多在山东、河北以及江汉地区，之后又伴随着国力扩张至较偏远地区。封建诸侯不断增加，周朝势力范围也不断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