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经济在承受三重压力的背景下，经历严峻的散点多发疫情考验，承受俄乌冲突带来的更多不确定性的挑战，全年经济增长率曲线总体呈现“V”型的态势。2022年经济增长率第一至三季度分别为4.8%、0.4%和3.9%，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低于年初计划，可望落在3%-4%之间。
对于一个正在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非常有必要。实现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赶超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以更快的经济增速，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
关于年度经济增长率指标，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理想的经济增长率。紧扣中长期发展目标，分解下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属于这样的增长率指标。结合当年的实际情况、解决当年问题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也属于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指标。这样的指标，也可以视为希望实现的指标。
二是计划的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指标，兼顾必要与可能。这是一种带有工作任务性质的指标。作为任务的指标，既要反映实际工作需要，又要考虑可实现程度。无论如何不能实现的指标，定得再高，也无济于事，最后还会有失去公信力的代价。确定这项指标的较好做法是，设定经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指标。2022年5.5%左右的计划的经济增长率指标就是这么制定的，可惜由于预期之外的因素影响太大而不能实现，但这种确定指标的思路值得保留。
三是预计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指标更多体现经济预测的结果。这是不同机构不同个人基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到的经济增长率预测数。这样的指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实中这样的预测指标，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相关机构和个人可能按季度修正预测数，在重大冲击发生时，也可能随时调整预测数。
四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从概念上看，一国（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该国（或该地区）的各种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指标是一种超级理想的指标，前提条件是各种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现实中，资源全部有效配置条件不可能实现。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指标是挖掘各种潜力之后可以实现的指标。更重要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往往是以研究成果的方式呈现的。各机构各研究人员基于不同的条件，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
有意思的是，各种预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指标似多与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高出1-2个百分点。这样，潜在经济增长率指标的意义可能不在具体指标值本身，而在于提供了一个计划的经济增长率指标不能超越的界限。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计划任务，往往难以实现，或者名义上即使可以实现，但会蕴含更多隐患，得不偿失。计划的指标只有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基本适应，经过挖掘能力可以实现，才不会留下后遗症。
计划的经济增长率指标设定与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指标需要相互协调。在具体年度计划的经济增长率指标设定中，更是不能脱离理想指标，考虑想要实现的指标。预计经济增长率与计划经济增长率也是相关的，但前者考虑的现实因素太多，只能适当参考。
关于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制定，是一个计划的经济增长率指标的选择问题。时下，最为流行的看法是2022年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23年有望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以2022年为基数，2023年同比经济增长率确实可望达到更高的水平。将2022年和2023年的经济增长综合在一起考虑，2023年即使是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指标，与2022年一起来算，两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是在5.5%左右徘徊。这么说来，参考各界所给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2023年即使设定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也不必大惊小怪，它确实有经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可能。
关于2023年计划的经济增长率的制定，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率目标确定为4%-5%较为务实。2022年经济增长基数低，不是2023年高增长的理由，经济基数低，意味着经济增长中需要修复的地方多。产业链供应链不完整的问题，市场主体缺失或经受困难较多的问题，都是需要克服的。而且，2023年超预期的因素并不是不可能出现，局部战争进一步升级也不是不可能的，全球经贸也不是说恢复就可以恢复的，再加上深化改革尚未完全到位，这样，能实现4%-5%的目标，已经很不错了。
无论按照哪种观点操作，计划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从来不会自动实现，遇到各种挑战是自然而然的事。确定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还是需要兼顾必要与可能。
从必要性来看，观察就业问题有助于结论的得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关系社会稳定。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承受大规模失业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代价。2022年之所以确定5.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和就业目标有密切关系。参照2022年的做法，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必要设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中国实行就业优先政策，重点考虑应届毕业生、农民工和复转军人三大群体的就业。2022年，1076万人应届毕业生，比2021年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量都创下新高。2023年应届毕业生1158万人，相比2022年增加了82万人。应届毕业生就业压力是最大的。每年有近3亿农民工就业。农民工就业岗位中有不少属于灵活就业岗位，这与新经济新业态发展有关，但此类岗位不稳定性也显而易见。此外，复转军人安置虽然每年只有四五十万人，但是属于政策性特别强且必须保障好的就业任务。仅仅考虑应届毕业生人数的增长，2023年就需要更高的计划经济增长率。
实际上，经济增长率目标的制定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就业人群。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一些行业释放出相当数量的再就业人员。再加上数字化、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的发展，经济增长所能吸纳的就业人数有下降的趋势。按此，将目标值定在6.5%左右甚至7%并不为过。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2023年的中国服务业特别是接触性服务业有望迎来报复性增长，作为就业大户的服务业所能吸纳的就业岗位有望大幅度增加。由于人员流动起来，服务业的发展前景看好。
与此同时，一些行业的发展不再容易见到旧日的荣光。在房住不炒政策下，房地产行业已经难觅旧日的“荣光”。不少房地产企业进入“保供”的状态，房地产行业自身能做到可持续就已经相当不错。再指望房地产行业担当重任，难度较大。相应地，以卖地为主的土地财政模式只能转型，与这样的土地财政模式相适应的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也必须转变。如何应对土地财政转型所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是不少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地方只能另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没有产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如何谋划新产业，如何促进新产业的发展，才能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又能解决迫在眉睫的难题，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挑战。
三年来，有的市场主体，在疫情期间告别了，新的市场主体成长需要时间。如何呵护市场主体的成长，如何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这是经济政策选择中需要着重考虑的。市场主体的成长遇到的问题既有资金问题，又有过度管制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市场问题，需要不同渠道加以解决。总体上，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在特定时期，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帮扶仍然是必要的，但政府不能取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需要减少束缚市场竞争的行政垄断，最大限度释放市场活力。来自竞争的繁荣，是最为可取的，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因此增强，经济繁荣因此是可持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确定2023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市场主体的成长的资金层面问题有更多更有效的应对方案。如何进一步优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宏观经济调控为计划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对政策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方式作进一步规划。
2023年，尽管仍然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期盼那是美好的一年。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财贸经济》《财经智库》副主编，著有《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大国轻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