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王安石怎么反驳司马光?财富是河流、不是池塘

王安石怎么反驳司马光?财富是河流、不是池塘

司马光提出了一个池塘理论。即天下财富就是池塘里的水,不在民就在官。所谓为国理财,就是“设法夺民”、“头会箕敛”。

那么,对于司马光的这个池塘理论,王安石会怎么反驳呢?

神宗皇帝没有给王安石反驳的机会。“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神宗皇帝说我的意见与司马光一致,争论到此为止。察其言更要观其行,神宗皇帝真心会认同司马光的意见吗?

当然不会。

这个少年天子与王安石一样,血管里奔涌着热情的血液。“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对于两府“乞南郊勿赐金帛”的意见,皇帝的答复,不是司马光的附议,而是王安石的批评。这时候,我们可以认为神宗皇帝的立场与王安石的立场是一致的。

但是,王安石的立场和方略,就是积极财政和开源增收吗?

如果仅是如此,那司马光的池塘理论就可以把它证否。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他的立场叫“善理财”。这个立场到底该怎样理解呢?也就是王安石施政的总原则是什么。

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所谓“变风俗、立法度”,都是高阶大词。这些个大词要变成明确的立场或观点,就需要降维拆解。但御前会议的时候,王安石没有说。梁启超评价王安石“非好言之人”。所以,我们只能在史料中揣摩查找。

在《与马运判书》中,王安石如是说:

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

这封书信的摘录,可以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总原则。引文很长,但降维拆解之后,只有三个问题和一个核心。

首先,财政问题是什么。开支太大只是一方面,理财无道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解决财政问题,就不能只聚焦在节流上,而要“善理财”。

第二,国家财富从哪里来。池塘是死的,天下却是活水。“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这是一个小河(百姓)有水、大河(国家)满的逻辑。所以,把蛋糕做大,实现为民制富,自然就会小河有水、大河满,国家也就有钱了。

第三,现实问题是什么。你王安石说要变法,是因为现在不好,或大家都错了。那大家都错在了哪里?“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宋朝的问题就是:这个当家的“严父”一直在跟老百姓做买卖。你就是把老百姓的钱全都赚走,到最后还是没钱。

之前,在讲均田制的时候,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为民制产。为民制产的三个功用,分别是打破豪族社会基础、实现财政负担均衡以及提高财富生产效率。而历史发展到宋朝,豪族问题已经不再严重,财政负担已经相对均衡,生产效率更是大幅提高。然而,国家还是没钱。那怎么办?

这时候,为民制产就需要新的发展,那就是为民制富。即所谓“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原则就是为民制富。

这个认识维度,已经高出了整个传统时代。

现在就有两个立场,一个立场是王安石的为民制富,一个立场是司马光的池塘理论。那么,我们更应该认同哪一个呢?或者说,这两个立场,到底有什么不同?

司马光的池塘理论,看似自洽,但不诚实。批判性思维的起点是智识上的诚实。简单说就是:你要讲真话,讲出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所谓天下财富不在官则在民。这个官好理解,但这个民要怎么理解?

司马光没有说清楚,这就是不诚实。那司马光的真实立场是什么?文彦博与神宗皇帝的一席对话,最能道出士大夫们的立场。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北宋存在财政问题。问题当然是缺钱。但具体操作上也有问题。问题是与民争利。北宋政府始终遏制不住自己参与民间市场、与老百姓做买卖的冲动。当时,士大夫们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吗?他们都看到了。

太宗朝,侍御史田锡,讲到:

然国家军兵数广,支用处多,课利不得不如此征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较。穷尽取财之路,莫甚于兹,疏通货殖之源,未闻适变,似不知止,殊无定期

真宗朝,知制诰王禹偁,讲到:

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自汉以来,取为国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尽也。

士大夫们,都看到了问题。但他们是怎么解决的?田锡和王禹偁,都是一声叹息而无可奈何。难道就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士大夫吗?

当然有。范仲淹推动了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总原则是什么?就是节流。然而,即便是一场最保守的节流改革,也没能推行下去。范仲淹这伙少壮派官员,只能远离庙堂而处江湖之远以忧其君。

那么,此时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他会怎么解决北宋的财政问题呢?以池塘理论出发,司马光会提出更为高瞻远瞩的见识吗?

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很遗憾,司马光并没有。一大段论述,就一个意思,即“磨以岁月”。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司马光为什么没说?

一方面是官家的利益,一方面是士大夫的利益,一方面是小民的利益。你让士大夫操刀改革,他们是会改国家还是会改小民?

改国家、实施财政节流,已经在干了。两府((东府中书门下、西府枢密院)甚至“乞南郊勿赐金帛”。汉桓帝时期,也不过如此了,再下去就是卖官鬻爵。

改小民、转嫁财政负担,从来没停过。北宋的两税收入只占国家财政百分之三十强,官买官卖已经遍天下。这时候继续转嫁财政负担,那就要官逼民反了。

但是,改士大夫呢?文彦博就不同意。皇帝是与士大夫共天下,而不是与百姓共天下。所以,士大夫只能说“磨以岁月”。

对于司马光等保守派大臣,我们没必要苛责。传统时代,士大夫理解的官民关系就是一对拟态父子或拟态主仆。这个认识局限是改变不了的。

对于王安石这个独行游侠,我们唯有高山仰止。传统时代,他是士大夫群体中的一朵奇葩,真正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一种人是落后于时代的,一种人是超越时代的。最大的悲剧也就产生于这种最大的痛苦人生之中。王安石属于后者。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古之变法又有几个能够成功的?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结果论。但真实世界不是英雄升级和通关游戏。谁也无法确定哪个是正确、哪个是错误、哪个可以成功、哪个必然失败。我们唯一可以评价的就是初衷。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初衷都是善的。而同样善的初衷,却有不同的格局。司马光是士大夫的善,而王安石则是万千生民的善。这是可以权衡比较的,也是我们不能否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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