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文天祥：书法秀劲 正气凛然（三）
文天祥像
□祝勇
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悲壮地选择了死亡，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至为重要：一是在宋代，儒学取得统治地位，宋明理学的发展，提升了天下士人普遍的道德感，激发了“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担当，让忠、孝、仁、义成为他们心中不灭的信仰；二是两宋皆亡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让天下士人心中的文化优越感受到空前的打击。
壹
青史流芳
位居宋代士人精神最高峰
儒家学说是由先秦孔子创立的，孔子周游列国、四处游说不招人待见，在那个虎狼横行的时代，他那一套以仁、恕、诚、孝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被讥为笑谈，到汉代，儒术才受到独尊，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但那也只被看作“术”，一种统治之术，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
只有在宋代，儒家思想才成为朝廷和社会的集体信仰，儒家所推崇的那一套以仁、恕、诚、孝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也因被列入科举的必考科目而得到最大范围的推广。有才能的人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国家和地方的决策层，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精英统治制度”。孔子关于“仁”、孟子关于“义”的阐述（比如“舍生取义”）得到了提升，个人的价值只有放诸家、国的体系之内才能得到肯定，人与人之间的“仁”与“义”也只有放在国家的层面上才具有不朽的价值，才能达到“真”与“善”的彼岸。在宋代，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阶级——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的价值观，被张载一句话概括了，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宋代士大夫为自己画出的一张大饼，是他们心中的理想境界，是他们生命的寄托，也是他们文化优越感的来源。
有人总结说：“宋代士人有三座精神的高峰。范仲淹是第一座精神高峰，他几经沉浮，数遭贬谪，但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宋代士人的精神引领者。王安石是第二座高峰，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巨大勇气力行改革，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文天祥则站在了宋代士人精神的最高峰，他的生命历程、人格精神，是对宋代士人精神最完美、最深刻的诠释。”
几百年中，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是宋朝的强大对手，宋朝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进逼下节节后退，甚至让出了洛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代表的传统“中国”地带，但这并未影响到大宋王朝作为中华文明继承者的地位，陆游、辛弃疾虽然在军事上没有太多作为，却在文学世界里重构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世界里的中国超越了国境，包含了南与北、东与西。
文强武弱的政权，没有保住这值得骄傲的江山。这种强大的文化自信，还是被蒙古军队的铁蹄踏得粉碎，最终落得“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结局，宋朝士大夫心中的失落感，是不难想见的。除了失落，还有不服。这不服里，混杂了儒家的家国意识（忠孝仁义观）、文化上的优越感，像陈亮说过的，“中国不与戎狄共礼文”。
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赵汝愚主持科举考试时说，一位儒生应该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而感到庆幸。说这话的时候，至少赵汝愚自己是无比自豪的。邵雍也说过相似的话，他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贰
面对生死
舍生取义死得其所
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士大夫们情愿抛头颅、洒热血。那时候的他们，不可能像今天的人们那样，把天下视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因为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是宋末元初士大夫遇到的一个新课题，在以前的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以汉文化为中心，或许说明他们的国家视野不够雄阔，不够开放，但这与当时的历史情境有关，我们把它称为“历史局限性”。历史总是有“局限性”的，历史就是一点点突破了“局限性”才走到今天的，所以我们不能总是以马后炮式的聪明取代当时的语境。元代存在了不到一个世纪，时间太短，不足以撼动士大夫的国家观、天下观，直到清代，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体”的形成，才让天下士人习惯了一个新的“中国”，并对天下中国重新做了定义。
所以说，像“宋末三杰”，还有我以前写到过的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无疑都是爱国者。正像前面说过的，中国人视野里的“天下”是一个变量，这个视野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扩大。从历史看，西方世界在不断地分裂，自从古罗马帝国经历了粉碎性骨折，就一直没有痊愈，这碎裂的过程一直在持续，庞大的帝国不断分化成小国寡民，中国则不断走向统一、聚合。
这聚合的动力，就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文明以家国命运作为个人价值的出发点和归宿，有效地整合了家国与个人的关系，对此，少数民族政权也欣然接受，他们不断地融入、汇聚，“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终于使中国文化融汇成一种多元文化，使中华民族融汇成一个超越民族的大民族。
但这不是笔者想说的重点，笔者这里想说的，不是“国”（社稷、天下），而是“爱”，是他们心中对儒家价值观的提升、信仰与坚持。笔者信服清末民初小说家蔡东藩先生对他们的死亡给予的评价：“宋亡而纲常不亡，故胡运不及百年而又归于明，是为一代计，固足悲，而为百世计，则犹足幸也。”他们的死，是千秋百世的精神资源，不是用世俗得失的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死亡的看重。死生亦大矣，人生的大事只有两件，一个是生，另一个是死。但一个人的出生不能自己做主，如此说来，人生的大事只剩下了一件，那就是死。今人很忌讳“死”这个字，连相似的发音，比如“四”这个数字，都受到了连累。与死有关的所有话题、词汇，甚至发音都被视为不吉利。笔者家明明住在四楼，但电梯里没有四楼，只有五楼；笔者家的门牌号里也没有四，只有五。物质世界的四楼存在着，但它在精神里、在文字表述中消失了，仿佛四楼是一层空气，笔者住在空中楼阁上。
古人不是这样，在死亡的问题上，他们不自欺欺人。在生的问题上，没有人征询过我们的意见，每一个人都是莫名其妙地被生下来的；在死的问题上，人们一定要自己拿主意。宋代士大夫尤其看重死，他们由死的价值，倒推出生的价值。死的价值，被绑缚在儒家的道与义之上，只有舍生而取义，才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
叁
超越生死
更看重在历史中留下好名声
翻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发现它与薛居正《旧五代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欧阳修把宋儒的价值观清晰地纳入他的历史叙事中，历史叙事不是中立的，而是体现出叙事者的价值观（这也是司马迁《史记》奠定的历史传统）。以《冯道传》为例吧，冯道是五代时人，比杨凝式小九岁，与杨凝式的经历差不多，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其间还向辽太宗称臣，号称五代宰相。每逢山河巨变，他都隐藏在幕后，静观时局变幻，等尘埃落定，他就出山，为新皇帝收拾旧山河。在私德上，冯道几乎无可挑剔，比如在后唐李存勖时期，手下把抢来的美女送给他，他一律不收，退不回去的，就另找一间房屋养起来，待找到她们的家人后再一一送还。他丧父还乡，正逢饥馑，他倾尽家财救民，地方官送礼，他也一律不收。“城头变幻大王旗”，冯道成了不倒翁，在乱世中活了七十三岁。他自鸣得意，写一篇《长乐老自叙》，宣称自己是“长乐老”。《旧五代史》夸羡他：“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
到了欧阳修笔下，就不那么客气了。在欧阳修看来，冯道的长寿与“长乐”，不是他的光荣，相反是他的耻辱。因为他心里没有道，没有义，没有忠，没有节，换用今天话说，就是没有底线，不论谁执政，有奶便是娘，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与宋朝士大夫高悬的理想主义旗帜背道而驰。私德之美，遮掩不了他的公德之失。所以欧阳修说：“予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寿则多辱，冯道一人仕五朝，那就是辱的极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
宋朝士大夫嗜好古物，收藏青铜礼器和碑文拓片，笔者在《欧阳修的醉与醒》一章中提到，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籍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这个糟老头儿，刚好六个“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这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与宋朝士大夫浓厚的历史意识绑定在一起的。宋代，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高峰。对古物的雅好、历史学的兴隆，表明宋朝人已把个人生命安顿在一生较长的时间体系内，用超出自我生命的眼光去看待自我。他们不仅看重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的位置，更看重自己在历史视野里的位置，要在历史中留下好名声，而不是留下千古骂名。对他们而言，死亡不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成了一种历史现象。这让他们不仅积极地面对生，更要审慎地面对死。
《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