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年，姚崇病重，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把儿子们叫到床前嘱咐说道： “我和张说一直有矛盾，我死之后，他可能毁谤我，打击报复你们。你们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这样才可以避免可能的灾祸！”
“张说前来吊唁的时候，你们要多陈列奇珍异宝；一旦有他看中的，就直接送给他。他如果接受了你们的赠礼，你们就请求他为我写墓志铭。墓志铭写好之后，切不可耽搁，一定要马上将墓志铭呈报陛下过目，然后立刻用石碑把它刻出来。这样，等到张说反悔的时候，他也不能再做任何更改了！”
姚崇的儿子们记住了父亲说的话，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如姚崇所预料的那样：张说拿了姚崇家的赠礼后，大笔一挥，为姚崇写下了一篇评价极高的墓志铭。
姚崇的儿子不敢怠慢，连忙送到宫中请唐玄宗审阅，唐玄宗审阅完毕，他们马上就让人在石碑上雕刻成文。
几天后，张说果然后悔自己给姚崇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于是派人来取回，说自己还想要再加修改。他得到的回答是：此碑文已经得到唐玄宗审阅，再不能更改。
至此，张说才知道自己又中了姚崇的圈套，他不由叹息说道： “死姚崇还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才知道我的才能果真不如他啊！”
姚崇和张说都是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名相，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姚崇为什么又一定要张说为他写下墓志铭呢？
张说擅长文学。武周时期，张昌宗奉武则天之命编修大型诗歌选集《三教珠英》，选取当时知名的文学之士参与编撰工作，张说就在其中。同时被选中的还有宋之问、徐坚、崔湜、李峤等人，其中以张说和徐坚出力最多。
当时，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深得武则天宠信，朝中大臣大多投靠和依附这兄弟二人，张说虽然在张昌宗手下工作，但是他却并没有附逆他们。
703年，张易之和张昌宗恼恨宰相魏元忠多次弹劾他们，于是诬陷魏元忠谋反，魏元忠含冤入狱。
在武则天让张氏兄弟和魏元忠当堂对质之前，张昌宗找到张说，一番威逼利诱之后，他让张说在对质时配合自己，一起指证魏元忠的罪名。
第二天，当堂对质的时候，张说被召至殿前。出人意料的是，张说根本没按照张昌宗的意思指证魏元忠，反倒声明魏元忠不可能谋反，这完全是张易之兄弟的构陷！
有张说的证词，魏元忠得以免去死罪，但是张说却因此被武则天认为是“反复小人”，被流放到钦州。
两年后，武则天禅位给唐中宗李显，张说这才被召回京城，担任兵部员外郎，后来多次升迁做到了工部侍郎。
710年，唐睿宗即位，张说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
当年八月，唐中宗李显的长子李重福不满叔父唐睿宗即位，于是在东都洛阳发动叛乱，很快就事败自杀。
李重福虽死，因为此事被逮捕的党羽却多达数百人，这些人被关押入狱，东都留守审讯了好几个月，却一直都没有给出最后判决。
唐睿宗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派张说前去审理。结果，张说到了那里之后，仅用了一个晚上，就审出、捕获了主谋张灵均、郑愔等人，连如何筹划的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狱中被关押的无辜人等得以释放。
经此一事，唐睿宗认定张说秉性忠正、才能突出，是个值得信赖的栋梁之才，于是张说又有了一个重要职位，太子李隆基的侍读。李隆基对张说很是亲近敬重。
聪明能干的张说最终还是遇到了自己敌不过的对手，姚崇。
711年，张说升任宰相。他和当时很多大臣一样，密切关注着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之间的动向。
此时，姚崇刚刚被贬出京城，担任同州刺史。姚崇被贬的真实原因是他意图削弱太平公主的势力，稳定太子李隆基的地位。
参奏姚崇的正是李隆基，他给姚崇的罪名是“离间宗室”。
这是很微妙的运作，李隆基对姚崇的保护不言而喻，所以姚崇被召回京城，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712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唐玄宗和他姑姑太平公主之间的冲突越发激烈。太平公主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文武大臣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依附于她，7位宰相中，有5位是出自她的门下。
不久，张说因为不肯附逆太平公主而被免去宰相之职，被贬为尚书左丞，派去洛阳担任东都留守。
张说知道太平公主预谋已久，蓄势待发，于是在临行之前，他派人给唐玄宗送去一把佩刀，暗示他早做决断，先下手为强。
唐玄宗十分认可张说的提示，不久他就果断出手，迅速铲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
张说被率先召回，他被任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
朝中宰相之位空缺，唐玄宗首先想到了姚崇，于是准备任命姚崇为宰相。
姚崇之前在京城时，张说就和他的关系不好，听说唐玄宗要召回姚崇后，张说赶紧想办法制止。他先是派赵彦昭出面弹劾姚崇，唐玄宗置之不理；然后张说又让姜皎出面，提议派姚崇去做河东总管。
张说的这一套把戏被唐玄宗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唐玄宗既没有点破他，也没有听从，他只是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召姚崇进京，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梁国公。
历史发展证明，姚崇拜相对唐玄宗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姚崇能够大胆地兴利除弊，才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为此闷闷不乐的只有张说一伙。
不久，张说就受到了来自姚崇的打击，和自己的打击杂乱无效相比，姚崇的还击准确而高效。
姚崇回到京城后，张说因为姚崇受到重用而惴惴不安，于是他就到岐王李范的府上，拜访之余尽情陈述自己的满腔忠诚。
这件事很快就被姚崇知道了。姚崇当时并没有什么举动，但是很快他就在唐玄宗面前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有一天，姚崇在便殿觐见，走路时他显得步伐迟缓，好像腿脚不利落的样子。
唐玄宗见状，连忙关切地问道： “你的脚受伤了吗？”
姚崇不动声色地说道： “臣是心中有事，而不是脚上有伤。”
唐玄宗连忙追问其中缘故。
于是，姚崇缓缓说道： “岐王，那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朝中的大臣，他却十分隐秘地进入王府去拜访岐王，这其中定有蹊跷。臣为此心中忧虑。”
两三句话说下来，张说被贬出京城，去担任相州刺史，充任河北道按察使。
正像姚崇后来对他的儿子们所说的： “张说考虑事情总是比我迟钝”，论智谋、论手段，张说显然不是姚崇的对手。
张说虽然被贬在外，但是他的文采斐然却是举世公认的，因此在外任职的同时，他还负责兼修国史，经常带着史册在军中修撰。
《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七》评价张说：
张说写文章思维缜密，用词俊丽，有“大手笔”之誉，他的诗文经常被天下读书人争相背诵。张说尤其擅长写作碑文、墓志铭这类文字，当时无人能及。
姚崇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临终之时嘱咐儿子们，张说来时，要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奇珍异宝都陈列出来，无非是供张说挑选、让他高兴的意思。
张说收了姚家的礼物，对他们的请求也不好推辞，于是他提起笔来，洋洋洒洒为姚崇写了一篇满是溢美之辞的墓志铭，褒奖姚崇是“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方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世不二出的难得人才。
墓志铭，是刻在石碑上对主人的最后评价，是对人这一生最完整的总结。有张说这篇给予极高评价的墓志铭，姚崇生前担心的算计、报复也就不存在了。
事实也正像姚崇所预料的，张说兴冲冲地写完这篇墓志铭后，没几天时间他就反悔了，大概是后悔自己不应该给予姚崇那么高的评价，于是他派人去姚家，想取回墓志铭再加以修改。
可惜，此时姚家子弟已经按照姚崇的嘱咐，迅速将墓志铭呈送唐玄宗审阅，然后立即雕刻在石碑上了。
这是真正的“盖棺定论”，再无更改。
本文参考：《资治通鉴》、《旧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