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体系，而医学作为传播发展的纽带和立身之本，无论从弘教角度，还是佛法上慈悲济世的观念，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我们探讨。
不同朝代佛教的发展有着不同的特征，属于其中关键一部分的佛教医学自然也是如此，并会受到当时传统医学的影响，要了解两宋佛医的发展特征，就需要先把其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尽量还原当时的真实状况，才会尽可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两宋佛医学的历史背景
一两宋政治文化概况
两宋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其军事并不强大，经常受到辽金西夏等势力的威胁，但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经济水平、文学艺术等领域是华夏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巅峰，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巅峰与两宋在政治上采取“重文轻武”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从宋太祖起，以文人官僚为中心治理国家成为国策，因此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制度上完善和扩充了科举体系，这也成就了士大夫阶级，给文人阶层拓宽了上升通道，这在后期导致了官职冗余，成为弊端。但另一方面也给这些士大夫提供一份闲差，工作之余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于学习社交，为谈禅问道提供了机会，士大夫也能借此提高修养、或彰显学识，
1思想文化
在思想文化方面，把控较为宽松，朝廷在宗教政策上不同于以往朝代将其一立为国教的传统，采取三教并举的策略，让三教从不同方面发挥治世利人的作用，调节社会不同阶层关系，维护王权统治。
因此三教关系难得的出现了平等共处的局面，减少了许争端，促进了大融合，为三教合一奠定了文化思想环境基础。这也是我们能看到北宋张激所绘《白莲社图》中，儒释道三家其乐融融场景的缘由之一。
在科学技术方面，十分发达，由于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发明，宋代成为书籍刊印的黄金时代。官方除印刷了历史上第一步官刻大藏经《开宝藏》之外，还大规模编纂书籍，
2财政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实行鼓励海外贸易政策，并完善贸易管理体系，所以呈现出贸易自由、经济发达的局面，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扩展了海外市场，为中外佛教与医学交流奠定基础，有诸多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证明，例如：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交流史》记载了当时的贸易情况，有丁香、乳香、沉香、诃梨勒等佛教香料与药物。
在文学艺术方面，为迎合当朝统治者的喜好，文人画家的地位大大提高，社会文艺气息浓郁，宋词更是成为唐诗后又一文学的高峰，宋诗数量也相当庞大，记录下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宋画内容丰富意境高远，这些作品都展示了当时的文学艺术风貌，也记录了许多佛教与医学内容，例如南宋禅画《药山李翱问道图》，据说是马公显的传世孤本，现藏日本。
二两宋佛教发展概况
宋代朝廷吸取前人的教训，对于佛教的态度比较宽松，既不盲目尊崇，亦不过分打压，反而利用宗教势力弥补相应的社会功能上的不足，佛教因此迎来了中唐后的又一发展高峰。
但朝廷也并没有放松对宗教的把控，在佛教事务的管理方面较前朝更加完备，己经呈现出系统化制度化的特征，像僧尼的出家权限均掌握在政府手里。
此外，宋代政府非常有考量的从经济方面入手，对佛教进行调控，但从北宋后期来看，反而发展成了官员与僧团腐败的土壤。
总之宋代因政策原因引起的宗教动荡较少，类似“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没有出现，也降低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总体呈现稳定发展的趋势，诸宗出现中兴运动，僧尼数量激增，正是经历战乱动荡后佛学衰落的情况下谋求自身复兴的表现。
1佛教自身的发展
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看，禅宗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一派，禅时代的来临，奠定了佛教发展趋势的基础。因为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导致大量佛典散失这使一些依赖佛经传教的宗派日渐式微，像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佛教经院义学的宗派已难成气候，传承近乎绝迹，只有天台、华严等还保有些微影响。这时本土独立发展宗派的优势就凸显出来，禅宗即是翘楚。
宋初恢复了自唐德宗后中断的译经事业，宋太宗建立译经院，请法天三藏进行佛典翻译，译经事业日渐兴盛，此外另有天息灾、施护等来华僧人参与译经，国库公费支持可以说官方对此十分重视了，其中就包括佛医类文献的翻译。
除了译经，科技的进步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便利，由手写进化到活字印刷，改变了《大藏经》的传播方式，普及了佛教的文化，例如，开宝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的开始，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后世历朝历代也都效仿于此，成为古代传统文化建设的创举之一。
2两宋医学发展概况
两宋医学本来就是发展的巅峰时期，中医药文化繁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中医药两宋是中国慈善医疗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受到佛教慈悲理念的影响，各地设置公共慈善医疗机构福田院、安济坊。
政府各级都设置有不同的医疗机构，像翰林医官院主要负责为皇家官吏诊治，诸道州县设置医学博士助教。
由于佛教香药的大量输入，改变了原有经方的一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局方学的诞生，北宋政府于熙宁九年（公元１０７６年）把太医局开设的“熟药所”改为“官药局”，公开售卖成药供民间使用，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药局方”。此外，还建立了以“恤贫疗疾”为宗旨的社会救治福利机构，如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等，许多都是官方委派医师诊治，由僧人照顾病患。
两宋佛医文献资料
两宋轰轰烈烈的整理出版佛经和译经事业，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佛经资料。在中华佛医文化丛书系列的总前言中，从两宋时期的版图来看，不包括西北部地区，当时吐蕃诸部、大理、西夏、辽等（今藏族、蒙族所在主体区域）不在宋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不作讨论，所以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两宋汉传佛教相关的医学内容，对藏传佛教中带有明显民族特征的藏医学、以及蒙医的内容暂不作讨论。
一两宋佛藏中的医药内容
1、论医佛经
《佛说医喻经》只一卷，为宋代印度人施护所译，全文５６７字，讲述了良医知病药应该具备的四种能力，并详述应该达到的标准，最后讲述四种法药，强调“苦集灭道”四圣谛才是解脱众生苦难的根本方法，为“无上法药”。
佛陀先强调了良医只有四者兼备，才能被称之为“医王”，这四个方面层层递进，不断提高作为良医的诊治标准，即使对现代医生的医疗技能而言也非常有借鉴和督促意义。
其后详细展开介绍四种“知病识药”的情况，并以风癀、痰、癃、骨节、积实等疾病为例，说明应该找准诸如风、癀、痰、癃、骨节、积实等病因，再根据病因施药，在施药的过程中还必须考虑“病出”之处，介绍了几种祛病外出的方法，并应该根据病人的情况灵活变通，此外还考虑到疾病的预后情况，识病除病根，要做到不令疾病反复。
生理上的疾病痛苦可由良医施药治愈，而生命“老病死忧悲苦恼”之病，则需以佛法为药才能彻底解决，通过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要，令众生断除生法，才能“诸苦永灭”，断除一切生老病死的折磨。
2《菩萨本生鬉论》之“佛为病比丘灌顶获安缘起第十一”
《菩萨本生鬉论》共十六卷，为宋代绍德慧询等翻译，其中涉医部分“佛为病比丘灌顶获安缘起第十一”一文共６９３字。讲述了佛陀为一位比丘治病之医案。
文中记述一比丘身患恶疮，形体周遍脓血交流”遭到周围人的唾弃，佛陀知道后“独往病比丘所”告诉他需要用水洗，然后“于顶门复放净光照病比丘，蒙光触身所苦即愈”疮伤溃烂脓血之类得以清除干净。
佛陀再以“受以右手注水灌比丘顶，复以左手按摩其身”，即用“众宝所成澡瓶贮满香水”灌顶和按摩的方法治疗，“时病比丘所染沈瘵，随如来手即得平复”，效果非常显著，比丘的健康也得以恢复，甚是感恩佛陀能够“施与法药袪我心病”。
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佛陀慈悲为怀、平等待人的胸襟，不以其恶疾而弃之不顾，不愧对“大医王”的称号，此外文中还提及治病的方法有清洗、净光法药、灌顶、按摩，多种方法并施治疗恶疮。
二寺院医学
1医僧及其著作
僧人行医的原因众多，除了上文提及的主要是对佛教理念的遵从之外，其次是寺院多数建于偏僻山林之中，缺医少药，往来不便，更兼僧人常挂单云游，难免患病染疾，这样的环境条件迫使他们必须掌握一定的医药技能，方便自救；此外，行医卖药也是谋生的手段之一，增加寺院和僧人的收入，这样也可以更好的布施，帮助穷苦的患者。
两宋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其中意义重大者当属禅宗的东传，宋代比较有名的赴日高僧有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修正念、西涧子昙、无学祖元等，也将佛医思想与药物带至日本。例如赴日宋僧无学祖元，将禅宗的思想带至日本，开创佛光派，结合自身亲身经历传授佛法，“五明”之一的“医方明”是高僧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无学祖元也将佛医带至日本，其与一翁院豪往来书信中，得知院豪身体不适，立即施药，使对方“少健”，发出“始知灵验”的感叹。
2寺院医疗
唐以后寺院发挥医疗救治的作用逐步増强，但多限于民间，至宋代寺院在官方医疗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会承担部分为国家药局提供成药的制药工作，同时也担负着施医给药的社会功能，僧医以寺院为中心施医赠药，或以医药所得造寺建塔，皆以为常，促进了当时医疗慈善事业的发展。此时佛医学不断与各地区的医疗特色结合，配合当地的医疗需求，逐渐建立起了寺院自身的医药特色，成为佛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宋代寺院与医疗己经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但因为战乱频发，许多文献资料损毁亡佚，有文字记录的寺院医疗情况查询困难，只保留部分当时就较为有名气、或历代传承有序的寺院医疗信息，期待以后有学者能从地方志中挖掘补充出这部分的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