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借助东突厥，在漠南建立了，对薛延陀汗国的防线——而“以夷制夷”的民族治理理念是利用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牵制或者以民族内部势力分支相互制衡，这是唐太宗治理边疆民族一贯使用的政策手段。
薛延陀政权各方面实力的加强，使其无疑成为继东突厥汗国之后的又一大北方隐患，面对薛延陀汗国兴盛的局面，为了避免双方直面冲突，在稳定薛延陀汗国与唐朝联盟关系的前提下，“以夷制夷”的治理措施是最直接遏制其发展的手段。
薛延陀汗国的分化
首先，唐太宗通过册封的手段，分化薛延陀汗国内部势力。册封是唐朝民族治理中的一种措施，藩属关系下，唐朝作为宗主国，有权册封薛延陀汗国内部的大小可汗及官员。
之前唐朝通过册封薛延陀部夷男为可汗，双方互通使者，确立了联盟关系，达到联合薛延陀等部平定东突厥汗国的目的，但之后唐对薛延陀的册封却不同于以往。在薛延陀汗国建国初年，夷男将其部落分为南北两部，夷男请求册封嫡子拔灼、庶长子曳莽为小可汗。
唐太宗“恐后强大为患，欲产其祸”，借此机会顺势直接下诏“皆以礼册命”，又下诏册夷男子颉利苾为达莫贺咄叶护。
唐朝对夷男诸子的册封，都派遣册封使者授予权力象征的信物，隆重的册封仪式提升了薛延陀在汗国的威信，向薛延陀等部展示唐朝对民族关系的重视，但册封小可汗与汗国重要官员对薛延陀表面来说是荣宠之策，实际上唐太宗本着“国分则弱而易制”的思想，多次册封夷男可汗的儿子，从薛延陀汗国内部制造矛盾，分化权力。
史载：“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为其内部矛盾的激化埋下祸根，夷男可汗死后，突利失可汗和肆叶护可汗的汗位之争以及诸姓俟斤“递相攻击”的局面，就是这一分化措施的直接结果。其次，唐太宗通过拉拢其他民族来制约薛延陀汗国势力的发展。
具体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来看，薛延陀汗国“缺乏集权制度”。汗国政权本身是以薛延陀部为统治核心，多个部族联盟所建立的政权，政权表面强大，实则体制内各部独立性明显，政权本身存在不稳定因素，很容易造成汗国分崩离析的状态，这是部落联盟体制下存在的固有弊端。
自薛延陀汗国成立之时，靠的是唐朝的扶持才在各部中站稳，如果唐朝有意挑拨薛延陀汗国内部的民族关系，薛延陀所建立的政权不一定稳固。
因此唐朝利用薛延陀汗国这一弊端，开始有意接近其统治下的部落，其中回纥作为薛延陀汗国第二强部，在薛延陀汗国中占据重要位置，唐朝开始接近回纥，为分化瓦解薛延陀汗国的势力做准备。
薛延陀汗国的瓦解
贞观元年（627），铁勒各部的反抗，回纥凭借五千骑兵打败东突厥汗国的镇压大军，在蒙古草原形成“唯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的局面，回纥有实力与薛延陀竞争盟主之位，但由于东突厥汗国势力依然有北上的可能，唐朝仍扶持薛延陀，回纥选择与薛延陀建立“相唇齿”的关系，承认薛延陀漠北盟主的地位。
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回纥在土拉河畔一带发展，与薛延陀的矛盾也日渐凸显。尤其是回纥与薛延陀在牧场的争夺上以及薛延陀对漠北各部的掠夺，再次引发回纥与薛延陀的漠北霸主之争。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以畜牧经济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来源，因此草场就成为游牧民族的重要资源。隋朝时期，回纥等铁勒部族生活在水草丰美的漠北，人口大约六七万人，但唐初薛延陀部夷男率领大量人口涌入漠北草原，导致了草场的拥挤。
使凭借畜牧业发展的回纥等铁勒各部面临着草场争夺的斗争，而且回纥依附于薛延陀汗国后，薛延陀汗国继续对各部横征暴敛，掠夺各部人口，损害了各部本身的利益，引发回纥等铁勒各部不满。
唐太宗有意削弱薛延陀汗国的势力，薛延陀与回纥的矛盾就成为唐朝从内部瓦解薛延陀政权的机会，唐借以利用并使薛延陀与回纥的矛盾日益激化。
《新唐书·回鹘传》载：“贞观三年，始来朝，献方物。”揭开了唐与回纥交往的序幕。至于回纥、唐朝、薛延陀三方的关系，从贞观五年（631）和贞观十二年（638），回纥进行的两次朝贡都是避开薛延陀单独对唐朝进行。
作为唐朝属部，单独朝贡是想从经济上摆脱薛延陀的控制，而唐朝接受回纥等部的单独朝贡，更是有意拉拢接近回纥等部，并不利于薛延陀的统治，势必会引发二者之间矛盾产生。
最后在唐朝多年的经营下，回纥与薛延陀为反抗东突厥汗国所建立的联盟关系破裂，回纥等部投靠唐朝，联合平定薛延陀所建立的政权，唐朝分化薛延陀汗国势力的措施取得重大成果。从外部来看，唐朝为牵制薛延陀汗国，通过联合周边其他民族而对薛延陀政权形成包围之势。
如在贞观六年（632），唐朝曾派遣王义宏“镇抚”结骨，结骨位于薛延陀汗国的北方，唐派遣军队驻扎在周边，似有以结骨在北方监督其行动之意。
除此之外，唐朝早就将归降的东突厥余众纳入制衡体系中。在昭陵出土的《李思摩墓志》记载中，以李思摩为首的东突厥余众，实际上成为当时唐朝牵制薛延陀汗国的主要力量，墓志部分内容如下：贞观三年，匈奴尽灭，公因而入朝。
主上嘉其乃诚，賜姓李氏，封怀化郡主、右武卫大将军。屡敬献都秦之策蒙刘氏之荣，陆支有归汉之功享因淳之封，未闻肃奉栏锜，翊赞钩陈。增显观於文㮰，集晖光於武帐。寻授夏州都督。
十三年，改授乙弥泥孰可汗，率部落归於黄河之北。东突厥部众在汗国瓦解后有奔走西域的，归附薛延陀汗国的，但其中投降于唐朝的人口达十万左右，如何安置数量庞大的东突厥降众，成为唐朝统治者首要解决的问题。
唐朝对于部分东突厥贵族、首领给予了官职册封，如志文记载思摩于贞观三年（629）归唐，唐太宗封其官职，纳入唐朝的官僚体制中。
对于东突厥普通民众，唐太宗召集朝中大臣商量适宜的安置对策，朝中多数大臣认为应安置在内地兖、豫州一带（今山东、河南地区一带），改变原有的风俗习惯，教授中原习俗，实行化胡为汉的政策；魏徵，颜师古等大臣认为东突厥是游牧民族，野心重，应安置在塞北，与内地分而治之。
温彦博等大臣认为君王对待前来归附的民族要怀有包容之心，要顺应东突厥的风俗习惯，保全其部落的完整，安置在河套以南的空地。
最后唐太宗结合诸位大臣的意见，在幽州到灵州一带设置四州都督府，在颉利统辖地设置两州都督府。唐朝设置的羁縻府州由东突厥贵族所管理，这与《李思摩墓志》记载的“寻授夏州都督”相吻合。
唐朝的安置措施
唐朝的安置措施保留了东突厥原有的风俗习惯，将东突厥余众以羁縻府州分置在塞内，并且重用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府州的建设相当于在唐朝关中地区的外围建立起一道防御屏障，东突厥部众在面对强大的薛延陀汗国必定需要依附于唐朝。
唐朝在加强对东突厥降众管理的同时，也方便唐朝借助东突厥，监管北方薛延陀汗国的情况，保证了唐朝北部边疆以及关中地区的安稳，“羁縻州府就起到了不可逾越的长城工事的作用。”东突厥十万余众在唐朝的厚待下，休养生息，人丁逐渐兴旺。
直到贞观十三年（639），东突厥贵族结社发动宫廷暴乱，引发了唐廷对安置突厥余众的思考。正值此时薛延陀势力在漠北蠢蠢欲动，漠南一地与薛延陀汗国相接，处于唐朝统治的薄弱地带，很容易被薛延陀侵占，以此长驱直入中原。
为避免薛延陀汗国的势力侵吞漠南，更好的发挥东突厥对薛延陀的牵制作用，唐太宗下诏将东突厥降众迁回漠南，墓志曰“改授乙弥泥孰可汗，率部落归于黄河之北。”《旧唐书》也有此记载。
唐太宗归还东突厥余众故地，东突厥余众感激涕零，可见唐朝的策略成功的拉拢了东突厥余众，漠南之地成为唐朝和薛延陀汗国之间的缓冲区，成为唐朝抵挡薛延陀汗国、保卫边塞的重要屏障。
贞观十四年（640），为巩固漠南防线，唐朝在定襄专门组建“宁朔大使”管理机关。作为漠南地区的最高管理机构，通过监管东突厥余众将漠南之地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进而防备漠北逐渐壮大的薛延陀政权。
结语
总的来说，在《李思摩墓志》中详细的记载了思摩归唐后的生活轨迹，也直接反映出唐朝如何将归降的东突厥余众纳入制衡薛延陀的体系中，唐朝借助东突厥余众的力量在漠南建立了对薛延陀汗国的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