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张文德: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考-兼议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

张文德: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考-兼议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

摘要: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始于宣德八年(1433),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共有20余次。其中既有天方国国王派遣的官方使臣,也有以天方国国王名义来访的假冒使臣。天方国常贡之物马和玉石正是明廷所需要的。这是两国能维持长久往来的重要原因。明人对天方国风土人情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大明一统志》和费信《星槎胜览》等书的记载,到过天方国即默加的马欢所撰《瀛涯胜览》流传不广,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除“克尔白”确定外,大多是混杂模糊的。成化以后明朝使臣不再出使土鲁番以西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人对天方国等地真实情形的了解。

明朝与天方国的往来,始于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天方国的物产及关于其风土人情的描述亦随之传入中国。但自正统年间始,天方国的使臣多从西北嘉峪关进入明朝境内,仅成化年间有海路来者。从1433年至1618年这185年间,《明实录》记载的天方国来华朝贡有20余次,仅贡次而言,天方国可谓是与明朝往来的西域大国。天方国在明朝中后期的文人记载中是个“天堂”“西土乐国”。本文以天方国来华使臣为考察对象,探讨天方国与明朝的交往历史及其相关问题。

一、宣德年间天方国使臣首次海路来华

天方国使臣来华是郑和下西洋时遣人招徕所致。《明史·西域传》载:“宣德五年(1430),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宣宗喜,赐赉有加。”这一记载源自马欢所著《瀛涯胜览·天方国》:“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保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回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马欢善通番语,很可能就是通事七人之一。参与了郑和第七次出使的巩珍,在其《西洋番国志·天方国》亦有类似记载。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天方国》除记述以上内容外,还提到:“其天方国王亦遣其臣沙瓛等将方物随七人来朝贡。”使臣姓名“沙瓛”应源自《明宣宗实录》所载天方国王遣头目沙瓛等来朝贡。宣德八年(1433)闰八月,沙瓛等随古里、苏门答剌、锡兰山、柯枝、加异勒、阿丹、忽鲁谟斯、佐法儿、甘巴里等国使臣到京城。此次天方国使臣有两人。据《明会典》,招待他们的待遇是:三日下程一次,羊鸡各一只,米二斗,面十斤,酒三瓶,果子四色,饼二十个,蔬菜,橱料等。至正统元年闰六月,明廷安排天方国使臣随同来华的爪哇使臣一同乘海船回国,并赐币、敕奖其王。

2010年在南京祖堂山南麓发现明代都知监太监洪保墓寿藏铭,沙瓛此次来华得到进一步印证。洪保寿藏铭云:“至宣德庚戌(五年),充正使使海外。及闻海外有国曰天方,在数万余里,中国之人古未尝到,公返旆中途,乃遣军校谕之。至则远人骇其猝至,以亲属随公奉□□效贡。公所至诸国,莫不鼓舞感动。公为人外柔内刚,恬静寡欲,尤能宣布恩命,以德威肃清海道,镇伏诸番。虽国王酋长、雕题服之人,闻公之来,莫不归拜麾下,以麒麟、狮、象,与夫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奇宝同贡天朝,稽颡称臣焉。”至于明朝派人到天方国,寿藏铭记载所遣为军校,《瀛涯胜览》则记载所遣为“通事人等七人”,说法似乎不一致,但明朝通事一般都有军职,所以寿藏铭称所遣为军校也可说通。又据祝允明《前闻记》载,这次下西洋船队于宣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古里国,二十二日开船,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再到古里,六月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七日到京。宣德八年闰八月天方国使臣随他国使臣一并到京朝贡,时间上可以成立。

二、正统至弘治年间天方国使臣陆路来华

天方国使臣第二次来华是从陆路而来,非常不顺。正统六年(1441),到京的米昔儿(即埃及)地面使臣马速兀·把都儿向明廷报告说,守天方地面王遣其男赛亦得阿力同使臣赛亦得哈三带奇异方物进贡,至哈剌地面,赛亦得哈三被贼杀死,伤赛亦得阿力右手,劫其贡物、衣服行李。明英宗命礼部、兵部审实明白后再报。天方王子赛亦得阿力的遭遇令人同情,然其贡物、证书均无,仅仅依赖马速兀·把都儿的报告。且米昔儿使臣是初来朝贡,未有赐例。于是礼部参照撒马儿罕地面初来贡时的赐例,稍减之,但高于哈烈国使臣的待遇。《明实录》对米昔儿使臣名字记载不一,九月来贡时使臣叫写亦打力,十月辞行是使臣名叫赛亦得阿力,中间向明廷报告天方国使臣的是马速兀·把都儿。写亦打力和赛亦得阿力可能是同一人,为正使,马速兀·把都儿为副使。然天方王子赛亦得阿力的使臣身份,明廷很可能没有确认,因而对米昔儿等地回赐时,没有对天方国的回赐。

天方王子赛亦得阿力后来的去向,《明实录》虽没有明确记载,但隐约有一线索,似乎与此有关。据《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十三年(1487)三月记载,天方国回回阿力以其兄纳的在中国游方四十余年,欲至云南访求之。因自备宝物累万于满剌加国,附行人左辅至京进贡。抵广东时为内官韦眷侵克,阿力奏乞查验,礼部请估其贡物,酬其值,而许其访兄于云南。但宪宗说:“阿力实以奸细窃携货物,假进贡索厚利,且在馆悖言肆恶,念其远夷,姑宥不问。锦衣卫其速差人押送广东镇巡官收管,遇便遣回。”天方国回回阿力欲寻找的兄长纳的已在中国四十余年,而正统六年来华的赛亦得阿力至此在华至少有46年了。纳的是否就是赛亦得阿力呢?另一方面,回回阿力又是如何知道其兄在云南呢?一个可以推测的线索是,成化十三年(1477),有一个天方地面游僧答月儿舍阿塔儿曾来朝贡马。或许他打探了一些消息,回到天方后作了报告,而后有回回阿力寻兄之旅。

回回阿力回国不久,天方国再次遣使朝贡,时在弘治三年(1490)。但此次天方国速坛阿黑麻王派遣的使臣是随撒马儿罕马黑麻王、土鲁番速坛阿黑麻王等一起贡马、驼、玉石等物的。此次因土鲁番速坛阿黑麻王杀哈密卫左都督罕慎,礼部建议阿黑麻及其使臣宜量减赏赐,得到批准。天方国的贡使,虽未受影响,但此后二十余年间却难见天方国使臣来华,直至正德十一年天方国使臣来华。

三、正德至万历年间天方国使臣来华

《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年间天方国使臣来华有三次,分别是:正德十一年(1516)冬十月,天方国地面使臣赛答黑麻等来贡。正德十二年春正月,赐天方国等处朝贡使臣火者马黑麻等宴,及赏彩段、绢疋等物有差。正德十三年春正月,天方等国番王写亦把剌克(Sherif Barakut,1497~1524)等遣使贡马、驼、梭甫、珊瑚、宝石、鱼牙刀等物,诏以蟒龙金织及麝香、金银器赐之。这三次来贡,《明武宗实录》都是对天方国单独记载,未与他国使臣一并记载,可能正德十一年、正德十二年为同一使团。据嘉靖十二年(1533)四月礼部尚书夏言的报告,天方国自正德以来入贡四次,其中含嘉靖二年、八年入贡,如此,正德年间天方国来贡只有两次。《明史·西域传》只记载了正德十三年这一次来贡。

嘉靖年间,天方国贡次明显增多,除了贡马外,方物中多有玉石。但贡使往往与撒马儿罕、土鲁番等国使臣一道入京。

嘉靖二年(1523)九月,天方和撒马儿罕、土鲁番等来贡马、驼方物。这是一个多国组成的使团,其中天方国19人,撒马儿罕105人,土鲁番正副使及随从55人。由撒马儿罕使臣土鲁孙总负责。该使团得到了明廷的赐宴和彩段、绢布以及回赐给番王头目的礼物,其存留甘州者,明廷亦遣通事赏赐。但这批使臣并没有顺利回国,“适土鲁番侵占哈密,数犯甘肃,将各夷使人沿途羁住。天方国贡使母满速(又译母巴剌丹)等先因庆贺世宗登极而还,被禁于庄浪卫。”

嘉靖四年九月,天方国王亦麻都儿等遣使火者马黑木等来贡马、驼方物。《明实录》又记,嘉靖五年三月,天方国额麻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进贡方物。所记应为同一事。天方国所贡方物多为玉石,因礼部主客郎中陈九川评估玉石过于苛刻,使臣怨恨,不服上奏,由此引发了当时大臣们互相攻击。

嘉靖八年(1529)九月,天方国等处夷使火者哈只等贡方物。该使臣应是同年六月随撒马儿罕等处使臣一道进贡而来。《明世宗实录》同一事记两次。

嘉靖十一年二月,天方国速坛札剌丁等遣使偕土鲁番、撒马儿罕、哈密诸国来贡。这个多国组成的使团人数达400人以上。其中,天方国称王号者27人,入关进贡137人;土鲁番称王号者75人,入关进贡290人。先年,土鲁番、天方国两处赴京人数,多不过二十余人,今次到京人数倍多,且开列地面王号动致数十,以致求讨之文,不胜其烦。礼部官员、内阁辅臣多次商讨对策。明世宗命作敕书每国止许一人称王,余俱作头目。

嘉靖十七年(1538)正月,天方国写亦纳速鲁儿丁遣使臣写亦陕西丁等进贡马匹、方物。提交的番本有41张纸,其中内称:“使臣写亦陕西丁不图赏赐,乞要见过朝廷金面,游转地方,观看景致,直到海边,然后打发出来。”礼部议奏非例,疑有狡心。明世宗下令不准。

嘉靖二十二年(1543)五月,天方国遣使偕土鲁番、撒马儿罕、鲁迷、哈密等地贡马及方物。此次进贡以土鲁番使臣米列阿都写民为首,按明廷规定的五年一贡的期例,该于嘉靖二十年入关,二十一年起送到京,但米列阿都写民受前任贡使臣火者皮列的诱使,于嘉靖十九年违例入关进贡,抚按官员谕阻,请驻内地自食以待贡期,明世宗批准。此后,虽边关官员难禁使臣叩关,但五年贡期成为惯例。此后,天方国常偕土鲁番、撒马儿罕、鲁迷、哈密等各遣使来贡马、驼方物,分别为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月。

明神宗万历初年,天方国等入贡仍沿袭了嘉靖年间五年贡期制度,但贡次不多,主要有:万历四年四月,天方国偕土鲁番、撒马儿罕、鲁迷、哈密五地面等差夷使火者哈辛等贡马匹、方物。万历九年十月,天方国亦随上述诸国贡马匹、方物。

万历九年之后,天方国入贡次数不多,因天方国随土鲁番等五地面而来,《明神宗实录》中以“土鲁番等五地面”涵括。如万历十四年土鲁番等五地面来贡,可能就含有天方国。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天方国与土鲁番等二地面夷使沙黑等三十二名受到宴请,四月进贡方物马匹,七月给赐。这可能是《明实录》中最后一次提到天方国来贡了。

四、天方贡物:马与宝石

对明朝而言,天方虽远,但出宝物,主要是马和宝石。明武宗喜欢宝马,有番使报告说:马出于天方国。远不可至,差人往求,非惟致有疏虞,亦恐徒劳无益。对此,地方守臣提议可晓谕各番贡回使臣,令其互相传至天方国,晓谕番王头目,速择善马入贡。这种做法,明武宗认为太慢,不知何年可得良马,于是武宗下兵部议,兵部尚书刘宇言:宜移文甘肃镇巡官选差官员率领通事前赴各番善谕之,则良马可自至。武宗采纳了刘宇建议。正德十三年天方国贡马。

天方国宝马是什么样的?明人吕毖称:“(万历)帝在位三年,西域天方国献千里马,青骢色,鹿头鹤颈,耳如竹篾,不甚肥大,而神骏权奇,意态闲逸,步之阶墀,盘旋如风,一骋竟日千里。”不过这样的“千里马”却因大臣的“清议”而却贡,据明人沈德符载:“今上乙亥(万历三年,1575年),天方国亦献千里马。其时大宗伯为万文恭(万士和),不以上奏,竟用部文却之。时江陵公(张居正)柄国,尚矫情振厉,未肯以异物开冲圣侈心。盖用汉文帝却马事为比也。然今古不可例拘,如唐太宗时,各夷方入贡珍奇,至命阎立本绘为职贡图,至今传为佳话。倘天方国借此发愤,不修臣礼。其于柔远之义,失之多矣。”从怀柔远人的角度看,沈德符所言极是。

对明世宗嘉靖而言,天方国则是他搜求礼神所用红黄玉的重要国家。嘉靖十年二月,明世宗因礼神所用玉爵需用红黄玉制造,令户部多方求购,不得,只好用红黄玛瑙、水精等石暂时充用,责令求真玉。于是,户部等官员报告说,中国所用玉大段出自西域、于阗、天方诸国,及查节年贡牍,唯有浆水玉、菜玉、黑玉,并无红黄二色,且诸国俱接陕西边界,当令彼处抚臣厚价访求。嘉靖十五年,陕西抚臣报告说,遣人于天方国、土鲁番、撒马儿罕、哈密诸夷中寻找,皆无出产者。明世宗仍令巡抚诸臣设法求得。原任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有时自鸣。请依宣德时下番事例,遣臣往购之,二玉将必可得。户部因遣官非常例,第责诸抚按督令文秀仍于边地访求,报可。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之三《红黄玉》叙述了此过程。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称:“玉惟黄、红二色难得,其余世间皆有之。”皇帝求玉,大小官员爱玉,于是,官员贪污贿赂乃至勒索玉石的现象累有发生,嘉靖五年陈九川评估天方国进贡玉石案、嘉靖十二年镇守甘肃中官陈浩令家奴王洪勒索使臣名马、玉石案便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五、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

从宣德八年(1433)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天方国与明朝往来持续一百八十多年,虽不算频繁,但较持久。明朝官方和民间对天方国都有所闻,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明人记载却是两个不同的天方国。一个是实地到过麦加的马欢记载的天方国,一个是没有到过麦加的文人整理出来的天方国。

明人记载的天方国至少有三种叙事来源,第一种是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记载的天方国,即默加(今麦加)国,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成书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沿用;第二种是源自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的天堂国,被《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采用,为嘉靖、万历年间郑晓、王宗载所沿用;第三种是费信《星槎胜览》(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等所记的天方国,不仅吸收了《岛夷志略》的内容,还采译了传说,个别吸收了马欢《瀛涯胜览》的记载,被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成书于万历二年,1574年)、罗曰褧《咸宾录》(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慎懋赏《四夷广记》(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玄览堂丛书续集》本)、何乔远《名山藏》(明崇祯十三年刻本)、吕毖《明朝小史》(成于清顺治初年)等所沿用。第二、第三种叙事,即明朝文人整理出来的天方国对明人的认知影响较大。

第二种叙事因《大明一统志》的官方地位而受到重视。明陈循等修的《寰宇通志》和李贤等修的《大明一统志》系官修地方总志。《寰宇通志》成于景泰七年(1456),其中卷一一八《外夷》:“天方,古筠冲之地,旧名天堂,又名西域。本朝宣德中,国王遣其臣沙瓛等来朝,并贡方物。风景融和,四时皆春,田沃稻饶,居民乐业,男女辫发,俗好善,衣细布衫,系细布。有回回历,与中国历前后差三日。人皆以马乳拌饭,故其人肥美。(俱岛夷志)土产马,高八尺许,金珀、珊瑚、犀角。”《寰宇通志》这段记载明确说明了资料来源于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的天堂国。《大明一统志》是在《寰宇通志》基础上于天顺五年重修而成,《寰宇通志》随即遭毁版。但《大明一统志》沿用了天方国的记载,这样《大明一统志》关于天方国的记载就具有了官方信史的地位。郑晓《皇明四夷考》(成书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和王宗载《四夷馆考》(成书于万历八年)都引用了《大明一统志》关于天方国的记载。其他人的著作只是在此基础上补充。

第三种叙事实际是杂糅了各种说法整理而成。费信的《星槎胜览》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费信未到天方国,有关天方国的内容是作者“采辑传译”而来,除抄自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天堂条目外,还增加了关于礼拜寺等方面的介绍,这些内容可能是道听途说、传译而来,与实际到过天方的马欢说法差别较大。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关于天方国的风土人情与《星槎胜览》同,可能源自该书。

严从简“在行人司工作多年,接触过大量四夷外国的资料,见过和听过很多出使异域的使臣归来后写的见闻报告,因此他通晓和掌握了许多有关边疆与外国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殊域周咨录》中记载天方使臣火者马黑木等贡玉引发的陈九川案甚为详细,也说明了他掌握了第一手档案和奏疏资料。但在其引用奏疏中提及嘉靖四年,礼部主客司主事陈邦偁在给皇帝的奏疏中称:“天方国与土鲁番地里相近,俱谓回夷。”天方国与土鲁番其实相距很远,严从简却并没有更正陈邦偁的错误说法。另一方面,成化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入库档案已经难以找到,或已毁掉,严氏查证亦难。

值得一提的是罗曰褧《咸宾录》和慎懋赏《四夷广记》中的天方国。罗曰褧《咸宾录》书末引用书目录中,包括《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以及《大明一统志》《吾学编》《岛夷志》《四夷馆考》《殊域周咨录》等。就研究条件而言,罗曰褧是最有可能研究分析出天方国的真正位置及其风土人情者。但罗曰褧只是引用了马欢《瀛涯胜览》中“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上用皂芝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其门。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甚至一二年远路的,也到堂内礼拜,皆将所罩纻丝割取一块为记验而去。剜割既尽,其王则又预织一罩,复罩于上,仍复年年不绝。”其余大多与《殊域周咨录》相同,并没有采纳马欢关于天方城及其气候的记载。

慎懋赏《四夷广记·天方国》大多采用了《殊域周咨录》关于天方国的记载,但吸收了马欢书中的关于天方气候的描述:“时常热如夏,并无雨电霜雪。夜露甚重,草木皆凭露水滋养。夜放一空碗,盛至天明,其露水有三分在碗。土产米谷仅少,皆种粟麦黑黍瓜菜之类。”

现在看来,《瀛涯胜览》对天方国的记载大体详尽而又真实,但在嘉靖、万历年间,郑晓、王宗载、严从简等人在论及天方国时大多没有引用《瀛涯胜览》的记载。查其原因,有可能与《瀛涯胜览》多种版本、抄本流传有关。据万明先生研究,《瀛涯胜览》于永乐十四年(1416)初稿初成,有马欢《自序》为证;以后初稿一直在续修之中,于正统九年(1444)以前初稿本完成,有马敬《序》为证;此后,马欢手订修改本于景泰二年(1451)完成,是为定稿本,有马欢题识为证。定稿本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编辑付梓,即收入沈节甫辑、陈于陛刻的《纪录汇编》丛书,成为流传最广的本子。另一方面,早在嘉靖元年(1522),张升之子张元锡刊刻其父的《张文僖公文集》,末附《瀛涯胜览》,这是《瀛涯胜览》的首次付梓,但是个删改本,流传颇广,却没有天方国的内容。也因没有天方国,伯希和曾据此推断,第七次下西洋时马欢才去了天方国,所以张升所见之本子必是产生于第七次下西洋之前。

此外,明代还有一本记载天方国真实情形的著作是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巩珍《西洋番国志》所记天方国,除个别字句表达有差异外,内容几乎完全来自马欢所记天方国的内容。只是所记动物缺“草上飞”,“果有萝卜”改成了“果有葡萄”。该书虽成于宣德九年,却是“甚为罕见”之书,其影响远不如马欢的著作。因此,《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抄本不全,流传不广等影响了明人对天方国的了解。而接待天方国使臣的明四夷馆是否知道天方国的具体位置呢?

明四夷馆中回回馆负责译审天方国使臣来文。现存《回回馆来文》中还有三份来文,来文中天方国的波斯语的读音为“满剌克忒噶百”,此词由mamlakat(国家)加上ka‘aba(克尔白、天方)构成。“克尔白”,麦加的一座方形石殿。《瀛涯胜览》称“天堂礼拜寺,其堂番名恺阿白”,回回馆来文中称天方国为“克尔白”的国家,应当是天方使臣的说法。

明人张雨《边政考》(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卷八之《西域诸国》详细记述了自嘉峪关经哈密、土鲁番、苦先城、阿速城、我撒剌、牙思城、俺的干、黑楼城、普哈剌、撒马儿罕、帖癿列思、把黑旦至天方等地路线。称天方国“其城二种,有出家回回在城住,余皆进城礼拜”。从其路线图来看,天方国也指默加(麦加)。

然而,天方国指默加是一回事,来华的天方国使臣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天方国使臣是否是默加使臣又是另外一回事。

嘉靖、万历年间来华的天方国使臣,或是借用了天方国国王名义的阿拉伯商人,或是冒用了天方国国王之名的西域穆斯林商人。嘉靖四年二月,巡抚甘肃都御史陈九畴给皇帝的奏疏中说:“番夷节次贡使来归者,无虑数百人,其冒名撒马儿罕、天方诸国者,请羁置内郡,勿遣。”明世宗命尚书杨一清审处,杨一清说:“若天方、撒马儿罕二处夷人虽真伪难辨,但彼以好来中国,既已入之关内而又绝之,其曲在我,当命镇巡官护送还乡,仍归其货物。”明世宗认为杨一清是对的。陈九畴说天方国有冒名现象,杨一清也没有否认。使臣借用天方国国王的名义,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其《大中国志》也有所记载:“有回教徒诸王派遣使节随商队以五位国王即鲁迷、阿拉伯、哈密、撒马尔罕、吐鲁番国王的名义向明廷进贡,且前四王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使节,第五位尽管知道,却没有进贡,也没有遣出使节,仅仅形式上任命使臣,贡礼由商人自己准备。”这里“阿拉伯”,指天方国,布莱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卷2在翻译《明史·西域传》时,将正德三年番使云“马出于天方国”之“天方”英译成“T‘ian fang(Arabia)”。利玛窦记载鄂本笃由嘉峪关进入明朝境内情况时,提到商队伪装成外国使节是惯例。在嘉靖、万历年间,一个西域商人冒称天方国是容易做到的。由于明廷规定了朝贡国常例,非常贡国的商人或僧侣也要纳入常贡国之中,否则,要向明廷申请得到批准方可进京。

由于嘉靖、万历年间进贡的使臣可能不是来自天方国,从这些使臣中很难得知天方国的真实情形。严从简记载天方国的情形,依靠的不是天方使臣的陈述,而是往年的记载。严氏感叹西域种类繁多,古今名更不一,难于考察。他认为,天方国乃西洋极尽处,陆路一年可达中国。他对回回祖国是天方还是默德那不能确定,因四夷惟天方国有礼拜寺,他甚至认为默德那实际就是天方。

成化以后,明廷基本上不派汉使到土鲁番以西地区,即使有官方文书也是通过来访贡使转达,没有汉使的实地考察,明人对土鲁番以西地区就不熟悉,记载就不准确,所谓“节年差人,止到土鲁番,夷西诸国,皆未曾到,西域动静虚实,皆不能真知”。天方国的记载就是一例。天方国的“克尔白”是穆斯林朝觐之处,天方国的使臣不管是真正的还是假冒的,对此都是坚信不疑的,接待天方国使臣的明朝官员也是承认的。所以,天方国即默加是可以肯定的,天方国的风土人情却是混杂的,如用一些明人记载的天方国风土人情来推导天方国不是默加,从史实看,是一种误导。

明朝皇帝自视奉天命君主天下,一直力图招徕各国使臣来华朝贡,以昭示进贡国家尊敬天朝、输诚效款之意。天方国、撒马儿罕等被明朝视为西域有影响的国家,这些国家来贡,既展示了明朝大国的影响力,也满足了大国国民的好奇心与虚荣心,使贫乏的社会生活有了新内容。因而,即使明知使臣假冒,明廷也要给予赏赐,以怀柔远人,保持往来。天方国来华使臣是明朝“厚往薄来”政策的受益者,天方国的良马、美玉、奇异风情成了丝绸之路的象征。天方国的使臣与西域其他国家使臣一道,常年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维持着丝绸之路的活力,为明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天方国的使臣无论是否真的来自伊斯兰教圣地默加,都是穆斯林贸易使臣的代表,天方国使臣中甚至有一些人是游方僧,他们游历内地,有助于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注】文章原载于《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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