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界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就是，好像这个司马家的人呐，他们都是特别地喜欢历史，而且，他们一不小心，就都成名成家了。
当然，其他姓氏的成名成家的，也是有的，比如，那个左丘明呀、班固呀、皇普谧呀，等等。
但是呢，有哪个姓氏，能够像他们司马家这么扎堆地，在这个史学领域成名成家呢？
是吧？
所以呀，我就特别地关注他们这个司马家，我就不能不对发生在他们司马家的这个现象进行分析。
为什么他们司马家，会在这个史学领域扎堆地成名成家呢？
我发现哪，这个司马氏，其实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
她这个姓氏并不是同出一脉，而是有很多的来源。
但是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来源于西周时期掌管军事大权的大臣程伯休父。
这个程伯休父，官至司马，执掌着周朝的国家军队，佐政辅国，权势重大。
可惜，后来周朝衰落了，养不起那么多的军队了，程伯休父的后人，就流落到春秋时期的宋国、楚国、晋国等等诸侯国里去了。
这时候，他们就有的继续姓程；有的，便以他们祖传的官职为姓，就改姓为司马。
这就是这个司马姓氏的主要来源。
但是呢，像司马迁、司马光他们，到底是不是这个程伯休父的后裔呢？
这个，就说不准了。
这个考证的难度就有点大。
甚至于，就连他们这些史学界的司马名家，是不是都同出一脉，是不是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也是搞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吧。
我们就来谈一谈，同样是史学名家，可是，他们司马家的这四个人，却在史学界的地位大不一样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探讨的，是吧？
这个司马迁、司马光，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
就算是不喜欢历史的一般的人，也应该都知道他们，是吧？
但是呢，这个司马彪、司马贞就不同了。
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也是历史学家呀？
是不是？
但是呢，他们又确实都是属于史学界的有名的史学家。
这个，就算我老曹这个半瓢水，也是知道的。
你们如果不知道这两个人，那就说明，你们是真的不喜欢历史，是吧？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历史学家，同样是司马家的历史学家，却又是这个司马迁和司马光，就如雷贯耳；而这个司马彪和司马贞，就少有人知道呢？
据我老曹的分析呀，这个事情，应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成名不在功夫内，功夫之外有功夫。”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司马迁和司马光，之所以如雷贯耳，那不是因为他们的史学功夫有多么了得，而是因为，他们在史学功夫之外的某些功夫，是真的了得。
而司马彪和司马贞，之所以少有人知道，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史学功夫不行，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史学功夫太行了，这就导致他们，只是局限在了史学的这一门功夫之内，而没有在这个史学功夫之外，去多下功夫。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网红们，你看哪一种身份的网红，哪一个行业的网红，会是他们那个行业的真正的顶尖高手呢？
又有哪一个行业的真正的顶尖高手，会有精神和精力，跑到这个网上来充当网红呢？
是不是呀？
所以呀，这个司马迁和司马光，他们为什么这么如雷贯耳的呢？
那不是因为他们的史学功夫高，而是因为，他们在史学之外的，其它的功夫高。
比如，这个司马迁，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评价他的成名之作《史记》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个什么意思呢？
仔细地品一品，那不就是说他的史学功夫，溜边了、不走正道了，以至于他的名义上的史学作品，实际上，是在拿着文学功夫唱大戏吗？
那不就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吗？
所以，他是把史学，搞成了文学，这个，才是他的成名之道吧？
而相对的，那个司马彪，为什么就没有他司马迁出名呢？
这还不是因为，他这个司马彪，是只专注于史学，而不擅长文学呐。
正所谓，“百艺好藏身”哪。
人家司马迁，虽然史学不行，但是，他的文学行，所以，他就不那么容易死。
而你司马彪呢，只会搞史学，不会搞其它的什么学，那么，你一旦被别的、比你更优秀的人所超越了，那不就是死翘翘了吗？
这个三国时期的蜀汉大臣谯qiáo周就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对于秦朝、周朝以前的事，多数是采录的世俗传说和百家之言，而不是依据正统经史，所以，他就作了《古史考》二十五篇，以纠正司马迁的错误。
而司马彪又认为，谯qiáo周所著，也是不够完善的，特别是汉代史事，遗漏很多。
于是，他就又作了《续汉书》，以补充前人的不足。
但是呢，到了南北朝的南朝时期，范晔yè又出了一本《后汉书》，又把司马彪的那本《续汉书》，给比下去了。
于是，司马彪的《续汉书》，就被后来的史学界给淘汰掉了。
那么，你赖以成名的东西，就被人家给淘汰掉了，你的名望，还保得住吗？
那不也是要被人家给淘汰掉吗？
但是呢，司马彪的《续汉书》，被人给淘汰掉了；而同样被人诟病的司马迁的那部《史记》，却不仅没有被人给淘汰掉，反而是越来越好卖、越来越大卖，银子，是数的哗哗响呀。
这是为什么呀？
这就是因为，她的《史记》的那个文学成就，无可替代呀。
他的这个东西，即使是不能当作史书来读，那也还是能够当作小说来看的呀，是吧。
所以，这就是“百艺好藏身”，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活路呀。
就是因为你司马彪的手艺太少，没有变通之道，所以，你就容易被人给掐死，是不是呀？
哈哈！说了半天，有没有把大家给说得一愣一愣地呀？
其实呀，老曹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大家千万别当真，哈哈！
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司马迁如雷贯耳的原因，他的那部《史记》的文学性，其实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他的那部《史记》，为什么会具有文学性呢？
他司马迁，为什么会把一本史书，给写成了一种“离骚体”的文学作品呢？
这当然是因为，他司马迁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司马迁写《史记》，本来就不是为了记录历史的，而是为了传经布道的。
那么，他传的是什么经呢？布的是什么道呢？
他传的，就是怎样确定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之统治地位的经；布的，就是怎样维持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道。
那么，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是怎么确定他们的统治地位的呢？
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就是靠着控制皇帝、以皇帝为他们的傀儡，来确定他们的统治地位的。
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就是要依靠他们凭实力所擭取的阶级特权，保持他们相对于下层民众的绝对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所写的《史记》，里面也有朝代兴衰、世道轮回。
但是，在他的朝代兴衰、世道轮回里面，错的，就都是帝王的，都是被帝王所“宠幸”的那些所谓的“奸臣”的；对的，就都是他们那些上层社会、强势阶级中的实力派的。
在司马迁的笔下，他们那些上层社会、强势阶级的实力派，就都是“忠肝义胆”的“忠臣”，但是，他们都会受到“残暴无义”的帝王的冤屈、被迫成为“残暴无义”的帝王对立面，而不得不与“残暴无义”的帝王作对。
夏朝是那样，商朝是那样，西周也是那样。
那么，这是他司马迁不了解真实的历史呢？还是他站稳了他的阶级立场，刻意地要那样去写呢？
当然是他站稳了他的阶级立场，刻意地要那样去写的。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解释，他把《吕氏春秋》里面的“鼓声戏诸侯”，改写成了“烽火戏诸侯”呢？
我们怎么解释，他把与周平王“二王并立”的那个周携王，给写没了呢？
他的这些做法，不是清楚地表明了，他是知道那些历史真相的，但是，他就是要掩饰那些历史的真相吗？
所以，正是因为他知道历史的真相，正是因为他要掩饰历史的真相，他才不得不使用一些文学的手段，不得不采用一些春秋的笔法。
他才不得不将他的那部《史记》，搞成了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而他的那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所以能够在我们中国的史学上，具有崇高的地位，那真的不是因为，她是我们大家所喜欢读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而是因为，她是一部站在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的立场上，为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涂脂抹粉的著作；她是一部站在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的立场上，为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传经布道的著作。
那是因为，历史的话语权，是掌握在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的手上的。
好吧，这就是司马迁及其《史记》，之所以如雷贯耳的原因，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司马光，似乎比这个司马迁还要如雷贯耳，还要地位崇高，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当然是因为，他和司马迁一样，也是写了一部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就是那部《资治通鉴》。
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部大部头著作《资治通鉴》，他司马光才比司马迁还要如雷贯耳的吗？
当然不是的。
他司马光，之所以比司马迁还要如雷贯耳，还要地位崇高，那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更是一个政治家。
我们知道，司马光所在的宋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繁华富裕的朝代；但是，那又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羸弱不堪的朝代。
大宋王朝，自北宋到南宋，从始至终，都是处在北方少数民族比如辽、金、蒙古和西夏的欺压之下的。
但是，她却没有像汉朝和唐朝那样，知耻而后勇，去反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欺压、壮大自己的国威，反而是一次一次地苟且求和，却一次一次地遭遇更强烈的欺压，直到最后灭亡。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因为，大宋王朝的上层社会、强势阶级，早早地控制了皇权，早早地使得大宋王朝的皇权，成了一只跛脚鸭、成了他们的傀儡。
用我们现在的学界术语来说，那就是“演化出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政体”。
而皇权被上层社会、强势阶级所控制，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政体”，那就必然导致国家的权力及其方针政策，都是被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所掌控的。
那么，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出于自己那个小集团的利益追求，就必然会，对内残酷压迫，对外软弱求和。
他们对内残酷压迫——那是因为，他们的所有既得利益，都是要靠着压迫内部的弱势阶级而得来的。
他们对外软弱求和——那是因为，打仗，要花钱，那是个无底洞；而求和，“花钱买平安”，这个“花钱买平安的钱”，就是有数的，就是可以让那些弱势阶级按人头去分摊的。
至于说，人家会变本加厉，会一次比一次地要得多，那就是以后的事，而不是现在的事。
今朝有酒今朝醉，谁还呢管得了以后的事呢？
所以，这种软弱求和的方针政策，就必然导致大宋王朝，从北宋，到南宋；灭亡一次，再灭亡一次。
那么，大宋王朝的这个上层社会、强势阶级的典型性的代表性人物，又是谁呢？
就是他司马光呀。
司马光的对面，有个王安石。
这个王安石，基本上就是代表着大宋王朝的皇家所应有的立场的，就是代表大宋王朝的上层社会、强势阶级与下层社会、弱势阶级之间的调和者的立场的。
所以，基于北宋时代上层社会、强势阶级，与下层社会、弱势阶级之间的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现实，王安石，就是主张“变法”的。
他的这个“变法”的方针政策，当然是基于抑制上层社会、强势阶级，也就是当时的工商业、大地主阶级，而扶助下层社会、弱势阶级，也就是当时的农民阶级的这个目的而制定的。
那么，司马光要反对王安石的这个“变法”，他就要为他反对王安石的这个“变法”，去寻找理由。
所以，他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写了他的这部《资治通鉴》。
那么，既然他的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写的，我们就必然可以发现，他写这部《资治通鉴》所使用的手法，就是针对王安石的“变法”而产生的，就是冲着王安石的“变法”而来的。
比如说，他写汉武帝为了和匈奴打仗，就“横征暴敛”、“祸害百姓”；他写汉武帝因为“后悔”和匈奴打仗，就以下《轮台诏》为名，写下了“罪己诏”。
这些，其实都是移花接木、无中生有。
而他的这些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就是冲着王安石的“变法”路线中的一个对外“主战”的立场而来的。
王安石为什么要对外“主战”呢？
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花钱，买不来平安，只有战胜敌人，才能够一劳永逸地免除国家的祸患，也才能够让大宋的子民们得到休养生息，才能够使国家走向富强。
而司马光的“反战”、“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是像他污蔑汉武帝的，战争，让汉武帝不得不去“祸害百姓”、去对百姓“横征暴敛”，使百姓受苦。
当然，他这纯粹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他的这一切，都是他利用他的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春秋笔法虚构而成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惜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虚构历史来主张他的“反战”、“主和”的立场呢？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不是他怕下层社会的弱势阶级受苦，而是因为，他主张“花钱买平安”，他那个“花钱买平安”的钱，是下层社会的弱势阶级所交得起的。
但是，如果打仗，那么，不论是打赢还是打输，那个花钱的数量，就都是不可控的，就都是没有限度的。
如果花钱太多，下层社会的弱势阶级无论如何都凑不出来，那么，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就是他们那些有特权、不用交税的大地主、大工商业主，就都不得不破财免灾，出头为这个多出来的财政窟窿买单。
所以，为了避免他们自己买单，为了他们上层社会、强势阶级不被那不可控的战争消耗所拖累，他们就要坚决地“反战”、“主和”。
他司马光为了“反战”、“主和”，就污蔑汉武帝为了和匈奴打仗而“横征暴敛”、“祸害百姓”，又污蔑汉武帝后悔打仗，以下《轮台诏》为名，而写了一篇“罪己诏”。
但是，实际情况是，汉武帝是凭借着他们汉朝雄厚的财力而打仗的。
在财力不足的时候，他就及时地休兵罢战，休养生息，以利再战。
他从来就没有后悔过打仗，甚至整个汉朝，都没有后悔过打仗。
后来的汉宣帝，还是在继承汉武帝的遗志，继续狠狠地打击匈奴。
直到东汉时期，他们历经西汉、东汉两朝，终于彻底地将匈奴给打败了。
而他司马光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杜撰这部《资治通鉴》，以蛊惑那些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们，终于挫败了王安石的“变法”行动，实现了他包括“反战”、“主和”在内的所有阻止王安石“变法”的目标。
甚至，在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拨乱反正”的时候，他还要把王安石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所夺取的被西夏所占领的土地，以本为“夏国旧日之境”为由，全部地送还给西夏！
可是，他却不说，这个西夏，原本是属于唐朝的一个地方政权，是到他们宋朝成立之后，才独立出去的，他们本应该将西夏及其所有的土地，全部予以收回才对。
而他却不但不收回西夏及其全部土地，还要将已经夺回来的土地，又全部去送还给西夏。
只是，因为反对他的人太多，众怒难犯，他才只退回去了一部分，还留下了一部分没有退。
而他这么积极地“反战”、“主和”的结果，就是在他死了41年之后，他的北宋，就也跟着他完蛋了。
靖康之耻，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这里面，就有他司马光的“光辉形象”从中闪耀。
所以，我们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史记》一样，表面上都是一部史学著作。
但是，实际上，她是一部史学著作吗？
她是一部手法多样的文学作品好不好？
她是一部目标明确的政治宣传品好不好？
而正是因为《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学作品，正是因为《资治通鉴》是一部政治宣传品，正是因为她和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是一部站在上层社会、强势阶级的立场上，为上层社会、强势阶级涂脂抹粉，为上层社会、强势阶级传经布道的著作，所以，她才和《史记》一样，成为了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
司马光，他也才能够成为中国史学界，比司马迁还要如雷贯耳、还要地位崇高的人物。
但是，相比之下，同属于他们司马家的另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贞，就没有他们那么好运，也没有他们那么荣耀了。
这个司马贞，是唐朝中期唐玄宗时代的人。
从年代上讲，他是在司马迁和司马彪之后，而在司马光之前。
他官至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zuǎn 、撰述和起草诏令等等。
官职为从五品下，文官第十三阶。
所以，他不算是个什么大官。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官阶不高、权力不大，他也就没有什么政治抱负，而是一心以这个治史，为他的个人爱好。
他著有《史记索隐》三十卷，号称是“小司马”。
也正是因为他著作了这个《史记索引》，他就和谯qiáo周那些人一样，也是感觉到了这个《史记》之中的不足。
所以，他就在《史记索引》之外，又著作了一部《三皇本纪》。
他在《三皇本纪》的开篇就说：“太史公作史记，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辟，下讫qì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今阙三皇，而以五帝为首者，正以《大戴礼》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黄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纪为首。其实三皇已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代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以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今并采而集之作三皇本纪。虽复浅近，聊补阙云。”
这个意思就是说，司马迁作《史记》，应该是古今君臣，上从开始，下至当代，有头有尾的。但是，他却没有写“三皇”，而是以“五帝”为首。这是根据《大戴礼》中有“五帝之德”的篇章，而帝系又是从黄帝开始，所以，就以“五帝”为《史记》中《本纪》的首篇。其实，虽然“三皇”远去，史料不多，然而，既然是记录古史，就应当有这个“君臣之始，教化之先”的大义性纲领存在。我们又怎么能够缺少了她们呢？近代的皇普谧著作有《帝王世纪》，徐整也著作有《三五历》，都论述到了“三皇”的事，这是近代以来的求证。我现在将她们集中起来，作为《三皇本纪》。虽然比较肤浅，也是聊胜于无吧。
所以，他司马贞在这里，说的是非常明白，既然要讲古史，那么，从“君臣之始，教化之先”的这个大义纲领出发，我们怎么能够，放着我们最早的祖先“三皇”不写呢？
虽然，有关“三皇”的资料不多，但是，正是因为不多，所以，我们就更应该珍惜，更应该把这些不多的资料保存下来，让她们流传下去。
所以，为什么司马贞能够想到这一点，而且，还身体力行，但是，司马迁却想不到这一点呢？
这当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史学态度就不同，他们两个人著史的目的就不相同。
司马迁，是为了政治目的，是为了传经布道而著史的。
而司马贞，是为了文化目的，是为了不忘祖先、不忘教化与传承而著史的。
所以，司马迁其实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文学家，他是一个政治理论家。
司马贞，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
司马贞的《三皇本纪》，是留住、和补全了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
所以，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但是，在我们当代的史学界，庙堂之上，又是怎么对待司马迁、司马光，和他们的作品的呢？又是怎么对待司马贞，和他的作品的呢？
一个很严酷的事实就是，对司马贞的这部《三皇本纪》，我们现今出版的各种《史记》版本，大部分都没有将其收录。
这到底是学术问题呢？
还是政治问题呢？
不说了吧，我们，都不是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