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西晋的建立和统一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西晋的建立和统一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58,《两晋南北朝史话》连载01,欢迎收看。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炎用“禅让"的方式从曹魏手中取得的。

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呢?这是因为从他的祖父司马懿起,政权实际上已落入司马氏家族手中。

01、司马篡魏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世代为官的世家大族家庭。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汉代都做过大官。他才能出众,富有谋略。

曹魏时,司马懿东抗孙吴,西拒蜀汉,北平辽东公孙氏,在战争中树立了威望,掌握了军权。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叡死,他和皇帝本家曹爽同受遗诏辅佐8岁的齐王曹芳。

曹爽妒忌和排挤司马懿,把他从掌管军权的太尉调任为尊贵却无实权的太傅。对此,司马懿并不甘心。他装病在家,暗中窥测方向,密谋策划。

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和他儿子司马师趁曹芳和曹爽到洛阳城南高平陵祭祀魏明帝陵墓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占据武库,发动政变,迫使曹爽交出兵权,然后杀死曹爽及其党羽。

从此,魏国政权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掌大权。他废曹芳,另立14岁的曹髦为帝。

255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掌握政权。司马昭飞扬跋扈,朝廷里的事都要他点头才能办。魏帝曹髦一年比一年长大,对此很不甘心。他对左右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受废辱。”

于是,在魏甘露五年(260)五月七日夜里,命令殿中宿卫军士及侍从官僮拿起武器,出讨司马昭;自己也举剑站在车上指挥。

军士们冲出宫殿,直向相府杀去,行到半路,遇到了一队士兵,带队的是司马昭亲信、掌握禁军的中护军贾充。双方战斗起来,跟随贾充的太子舍人成济看到皇上亲自来了,问贾充:“怎么办?”

贾充大声喝道:“司马公养着你们,正为今日。有何可问!”成济听罢,挥起长戈,直向曹髦刺去,只听“呀”的一声,已死于车下。

曹髦死后,司马昭立曹奂为帝,并于景元四年(263),调集了18万大军,三路攻蜀,邓艾军攻至成都,刘禅投降,蜀亡。司马昭自以为功高,让魏帝给他加“九锡”,准备篡位当皇帝。正在这时,他突然得病,一命呜呼了。

司马昭一死,篡位的事就落到他儿子司马炎头上。咸熙二年(265),司马炎让魏元帝曹奂下诏“禅让”,自己则装腔作势推让一番,最后在他的亲信大臣们一再“劝进”下,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

02、灭东吴

那时候,南方长江下游地区还有一个吴国。咸宁五年(279),晋武帝发兵大举攻吴。由司马伷、王浑、王戎、胡奋、杜预、王浚分别统率。六路大军二十多万人马,东西万里,水陆并进。吴国连忙下令封锁江中险要,用粗铁链横在江上,又做了长达一丈的铁锥暗置江中,想以此阻挡晋军。

王浚针锋相对地造了几十只大木筏,在上面缚上草人,披甲执杖,故布疑阵。又挑选懂水性的士兵放筏先行,顺流而下,江中的铁锥尽扎在木筏上被带走了。

王浚又扎了又长又粗的大火把,在上面浇上油,遇到铁链就点火燃起来,不一会儿工夫就把铁链烧断了。王浚就此攻破吴军封锁,攻占许多城池。

不久,晋军攻克江陵,长江以东许多州郡相继投降。为了加速最后胜利,部署新的进军,杜预召开了军事会议。贾充等保守派出来阻挠,说是存在百年的强敌不可能一下消灭,目前春天水涨,疾病将生,不如等来年冬天再继续攻伐。

杜预反驳说:“当今战士士气高涨,如同刀劈竹筒,劈开头上几节,以下自会迎刃而解,再无碍手之处,还要等待什么?"

杜预说的正是成语中“势如破竹"的意思,将领们听了这样的比喻,无不信心十足,决心乘胜前进。

杜预所言果然不错,这一年的二月,王浚就攻下夏口、武昌,破浪东下。三月,到达建业城下,旌旗蔽日,杀声震天。吴主见大势已去,只得反缚双手带了棺材来到王浚军门投降。

王浚亲自为他解缚,下令烧掉棺材,以礼相待,代表西晋政权接收了吴国图籍。当时在籍的共有4州、43郡、52.3万户,23万士兵和男女人口230万。于是,西晋统一了全国。

03、太康之治

西晋建立以后,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因此,在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的法令。

占田制与课田制是在曹魏屯田制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曹操掌权时,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把汉朝在边境地区实行的屯田制在中原地区大规模推行开来。当时由于战乱,空荒地很多,流民也很多,曹操把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让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去种国家所有的空荒地,规定收到粮食后,用私牛的与国家对半分,用官牛的自己得四成,国家得六成。

屯田上的劳动者称为屯田客,实际上是政府的佃农,这是民屯。在军事频繁地区,还实行士兵屯田,称为军屯。屯田制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物质基础,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曹魏后期,由于统治者贪得无厌和日益腐化,屯田客和屯田兵所受的剥削大大加重。他们不仅被迫扩大耕种面积,而且常常被征发去服各种徭役。屯田上的劳动者不断逃亡,产量越来越低,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另一方面,官僚贵族往往互相分割侵占屯田土地,又把屯田客变成他们私家的佃客。

司马氏掌握曹魏的实权以后,为了取得各级官吏和世家大族的支待,干脆把租官牛的屯田户赏赐给他们,自公卿以下按照官品给以不等的数量。

由于屯田户过去免除政府徭役,这些人成为私家佃客后仍保留了这个权利。许多害怕徭役的自耕农也纷纷投到贵族门下,成为佃客。

咸熙元年(264),司马氏下令罢屯田官,把屯田制下的典农官改为郡太守或县令长,取消了民屯制。晋武帝即位以后,又重申前令:“罢农官为郡县。”

从此以后,屯田客大都成了政府的编户,少部分成为豪强大族的佃客。

西晋王朝一方面要照顾、保护世家大族的利益。但世家大族过分侵占土地和劳动力,与中央政权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服役纳税的农民越来越少,会影响国家赋役收入;土地集中也会造成阶级矛盾尖锐,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促使西晋实行占田制与课田制的主要原因。

所谓占田,就是名义上准许人民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即一个男子(16-60岁),可以占田70亩,女子可以占田30亩。至于占到占不到,政府并不保证,也不过问。

课田是督课种田的意思,是为了保证政府的租税收入,规定每个丁男不论自己是否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13—15岁,61-65岁)25亩,次丁女免课,这是带有强制性的,有“驱民归农”的意义。

占田规定的70亩,政府并不要求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50亩不被荒废。因为当时还有不少荒田,也有的人占田不耕,去从事投机贩卖,因此政府要加以督课。地方官必须负责本郡本县课田人数所应垦的土地亩数,以向中央交纳租赋。

占田、课田制使政府从豪强大族手中争取到一部分民户,政府掌握的劳动力有了显著的增加。太康三年(282)的民户,比颁布占田、课田制的太康元年(280)增加了130多万户。课田和户调的负担虽然比曹魏时候重些,但由于农民有了一部分土地,有了生产积极性,所以占田制、课田制还是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与此同时,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西晋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那时候,北方由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劳动力缺乏,西晋政府招募蜀、吴境内的人口迁居北方,宣布给以免除20年徭役的优待;兴修水利,防止涝灾;把3.5万头种牛除给颍川、襄城一带将吏士兵,作为春耕之用;为增加农业人口,下令姑娘17岁以上不出嫁的由官府代找配偶;多次下诏书奖励农耕,汲郡(今属河南)太守王宏抓农业较好,赏给1000斛谷子,提拔为大司农;平吴以后,下诏州郡减免军役,以减轻农民负担,等等。

总之,由于平吴后全国统一,战争减少,社会趋于安定。所以在太康年间(280-290),社会经济繁荣,出现一派兴旺景象。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全国统一),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

意思是,统一以后,人们安居乐业,赋税平均,粮食有了剩余,牛马布满田野,不必关门防盗。这些记载虽然不免有点夸张,但这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繁荣当是事实。

可惜,西晋的“太康之治”不过是昙花一现。这是因为西晋王朝是世家大族政权,这一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腐朽贪婪,因此西晋建立不久,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很快尖锐起来。

04、门阀士族的特权

西晋政权是世家大族的政权。这一时期,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门阀制度进一步确立起来了。

所谓门阀,就是阀阅门第。我国古代贵族官僚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常常用来张贴本户的功状。阀阅成为达官贵人家的一种标志,因此,后来那些世代做官的人家,又称为门阀。

门阀制度就是按门户等级严格区别士族与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以维护高门贵族特权的等级制度。

门阀制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西汉武帝以后,出现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儒家经籍如《尚书》、《春秋》等成为世代研讨的家学。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

"士族”是指他们掌握儒学及文化知识,“世族”是指他们世代做官。

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都是连续四代都有人担任“三公”的大官。魏晋以后,地主阶级中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的等级区别进一步确立。那时的政治,通常称为"门阀政治”。

在门阀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曹丕建立魏国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起了重要作用;“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

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门第的高卑)、官资(父祖的政治地位)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

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除了政治上世代为官这一主要特权外,还有二种特权:一是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二是逍遥法外权。

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或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门阀制度形成以后,高门士族被认为是最高贵的特殊等级,他们被称为"著姓”、“名族”(因历世著名)、“望族”(负有名望)、"冠族”、"衣冠族”(家世衣冠)、“高门”、“盛门”、"士流”(先世有官位)、"郡望”、"郡姓"(世居某地为当地所仰望)、"右姓”(古代以右为上),等等。

另外一些没有特权的人便被称为"庶族”、"次门”、"役门”、“后门”等。

士、庶之间社会地位和身份完全不同,有不同户籍,不能通婚,不同席而坐。

咸宁四年(278)一次上朝时,晋武帝当着百官把一件极为珍贵的"雉头裘"烧毁了。这是太医院医官程据献上来的。这件全部用野雉头毛制成的衣服,是稀世珍宝,百官们看了既赞叹,又感到可惜。

晋武帝是一个十分荒淫、奢侈的君主。他很好色,曾两次下诏选天下美女到后宫。泰始九年(273)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的女儿入宫。次年,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女儿入宫。经他挑选后,不合格的才可出嫁,隐瞒者要以“大不敬"罪名杀头。

05、石崇斗富

西晋的贵族官僚中还有一种斗富的风气。最有名的就算石崇与王恺斗富。石崇是开国元老、司徒石苞的小儿子、为人聪明,多计谋,有生财之道,官至散骑常侍、侍中,封为安阳乡侯。他在当荆州刺史时曾派亲信官兵化装成强盗抢劫富商财物,甚至还抢劫外国使者送给晋朝朝廷的宝物。

后来,石崇入朝为太仆,在洛阳是有名豪富。王恺是晋武帝的亲舅舅,也是京城里的豪富。王恺和石崇互不服气,决心要比一比。

王恺用米浆或麦糖水来洗锅,表示豪华,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

王恺出门,用紫丝布做40里的步障(步障是道路两旁遮风寒、挡尘土的行幕);石崇用织锦花缎做50里步障。

王恺用赤石脂代替泥土涂墙,赤石脂是一种贵重的药材,它涂了墙,红红的,像蜡一样细腻、光泽;石崇用花椒和泥巴涂墙,花椒是一种香料,用来涂墙保暖性好,有香味,原来只有皇后住的房用,称为"椒房"。

晋武帝为了支持王恺斗富,送给他一株珊瑚树,高二尺。王恺拿到石崇面前炫耀,石崇表示不屑一顾,随手拿起铁如意把它打得粉碎。王恺十分痛惜,正要发作,石崇冷笑道:“你不用急,我马上赔你。”他让奴婢取出六七株珊瑚,都高达三四尺,重叠的枝条一层一层数不清,色彩鲜艳如玉,说:“这没有什么稀奇,随你自己挑选。“

王恺看了,目瞪口呆,经过这次较量,才自愧不如。

这两个人不仅挥金如土,而且轻视人命如儿戏。两家都有大批奴婢被随意杀戮。王恺有一次宴请,命一个美女在旁吹笛助兴,一时失调,王恺就命人拉到台阶前打死。

石崇每次摆酒宴,总有许多美女歌舞和劝酒。如果哪个客人饮酒不干杯,那个劝酒的美女就要被杀。有一次,王敦故意不饮酒,石崇就一连杀了三个美女。其凶狠残忍,已到了何等程度!

放荡奢侈的生活,必须花费大量的钱财。世家大族们个个不择手段地弄钱,从皇帝开始,就卖官鬻爵。有一天,晋武帝问大臣刘毅:"卿看我可以比得上汉朝的什么皇帝?”

刘毅是个敢说敢讲的直臣,答道:“可比桓、灵。"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有名的昏庸皇帝。

晋武帝很不高兴,说:“不至于这样吧。我平定东吴,统一全国,勤恳治理国家,怎么去同桓帝、灵帝相比?”

刘毅并不让步,说:"桓帝、灵帝卖官,钱入公库,陛下卖官,钱入私库,这样看来,你恐怕还不如桓、灵。“

晋武帝虽然听了不痛快,但刘毅讲的确是事实,没法抵赖。他还是够聪明的,随即哈哈大笑说:"桓、灵在世,没有人敢这么说话,我的朝廷里有你这样的直臣,说明我还是比他们高明。”

这话一讲,就体面地下了台。在一旁被刘毅的话吓得一身冷汗的大臣们,赶紧齐声颂扬,又把晋武帝捧得晕头转向。

对于门阀贵族们的爱钱如命,有一个南阳人鲁褒写了一篇讽刺诗《钱神论》,其中说道: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铜钱中有一方孔)。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皇帝的宫廷),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打官司),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升迁);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贵人),当涂之士(朝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唯钱而已!”

门阀贵族对金钱的崇拜和亲热,被描绘得何等惟妙惟肖!这使人想起了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也有类似的一段: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莎士比亚和鲁褒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古今剥削阶级爱钱如命的本性却是一样的。

正当西晋的门阀贵族们纵情声色、纸醉金迷的时候,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大臣傅咸己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在上给皇帝的奏疏中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是的,天灾是有限度的,奢侈风气造成的危害却是无止境的。权贵们无限制地压榨人民的血汗,终究要遭到人民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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