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汉朝虽然都是历史上比较强大的中原王朝，但两大王朝，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办法，却显得有些截然不同。
汉朝除了开国之初，以及两汉交替的那段时间之外，基本上对北方都是保持着一种暴力镇压的态度。你要是不服，我就直接把他打服。哪怕到了东汉的末年的时候，中原打成了一锅粥，北方的游牧民族，依然没法南下入侵中原。
但是换到明朝，明朝除了前面的朱元璋和朱棣，表现的比较强硬之外。后面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靠着不断修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这两种解决方法，显然不太一样。而从后世的角度来看，显然，汉朝的应对方法，会让人觉得更‘爽’一些。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两个强大的中原王朝，汉朝和明朝的选择，会有这么大区别呢？难道真的像网络上很多人说的那样，明朝不如汉朝强？
当然不是啊！
实际上，明朝选择以长城自保，而不是像汉朝那样主动进攻，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权力结构，以及土木堡事变。
先说生产力的影响。
从战国后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其实恰好是中国冶铁技术逐渐成熟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原内部的冶金手工业飞速发展，导致生产力大幅提升。
而在战场方面，这种提升带来最大改变，就是武器。
历史上的匈奴，尤其是东汉之前的匈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草原游牧民族，前期基本上没点冶铁这棵技能书。秦朝开国之前，匈奴主要是以部落或者大型联盟的形式存在。秦朝的时候，匈奴第一次接近统一，但是很快又被蒙恬击退了。
直到秦末与汉朝开国的这段时间，匈奴才逐渐横扫北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匈奴其实都没发展冶金工业。或者说，草原的特殊生活方式，让他们无法建立起完整的冶金生产线。就算是最基本的烧炭和开采，匈奴人都很难在草原上完成。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匈奴获得大量钢铁的来源，都只能通过和中原的贸易，或者直接来中原这边抢。
最开始的时候，汉朝或许还没意识到问题。但是汉朝开国之后，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就有人提出，要通过贸易手段，削弱匈奴。具体策略就是，盐铁这类的关键物资，绝对不能卖给草原。
所以，汉朝在武器锻造方面，其实对匈奴有着极其巨大的优势。当时的匈奴人，和后来横扫天下的蒙古铁骑，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虽然也善于骑马，但是没有马镫；他们虽然也擅长移动作战，也擅长弓箭，但整体武器装备，比后来的蒙古铁骑要差太多了。
当时的匈奴，更多的时候，是拿着青铜或者石头骨头制作的武器，或者是从西域那边获得的少量武器，来和汉朝战斗。
正是因为有着武器代差的关系，汉朝的骑兵军队，在单兵作战方面，其实就已经强过匈奴。当时汉朝军心极强，指挥打仗的又是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超级牛人，方方面面都是碾压的级别。所以唯一的难题，其实就是如何深入草原，如何在草原上找到匈奴的老窝。这个问题，后来在汉武帝时期，倒是也靠着强大的国力，暴力解决了。
同样，后来到了三国时期，因为中原内乱，导致很多游牧民族内迁。当时归顺的匈奴部落，干脆直接被内迁到了今天的山西省境内。这地方放在战国时期，那就是赵国的地盘，而且还是赵国的腹地。
所以，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中原的冶金技能树，被草原游牧民族彻底点亮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相比之下，明朝在武器方面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明朝对付的北方游牧民族，前身是强大的蒙古铁骑。元朝在撤出中原的时候，其实也带走了大量的技术、工匠以及生产经营。这导致明朝在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时候，双方的武器代差，其实并没有汉朝和匈奴那么恐怖。
当然，这时候的明朝，其实也想到了一个中原这边的武器优势，那就是火药类武器。
火药类武器的历史，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这玩意儿对付大规模的骑兵，效果绝对是杠杠的。当然，这东西也不是明朝专有的，元朝那时候就已经有了简单的火炮。
但问题是，火药武器的生产链，可比单纯的铁器锻造要难多了。而且，火药这种东西，如果玩不好的话，那是会炸了要命的。
所以，等到北元政府退回草原之后，后来基本上就很难再生产火药类的武器了。再加上后来明朝也执行了严格的贸易封锁，如此一来，明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就很难搞出火药武器这种东西，但是大马金刀还是能玩得转的。
不过，因为明朝时期的火药武器，还没有后来那么发达，最关键的是，移动速度极其有限。想要像汉朝那样，拥有和游牧骑兵同样的速度，那就不太可能了。而这个笨重不易搬运的特点，也是后来明朝选择修长城固守的原因。
虽然我带着大炮进入草原去找你很难，但我把大炮摆在我家墙角，你来了我轰你一炮，这总没问题吧？
除了生产力提升了之外，两个朝代权力架构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汉朝在中后期的时候，长时间处于宦官和外戚相互对立掌权的状态。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比一个热闹。而明朝中后期，则是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对立。
这种权力架构的不同，注定两个王朝，在国策上会有很大的区别。
汉朝的外戚，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权力，对打仗这件事会特别热衷。而且，汉朝还有非军功不得封侯的传统，这也是外戚们对打仗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理由。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汉时期的外戚，出了一大堆的顶级名将。西汉的霍去病达成了封狼居胥的成就，东汉的窦宪达成了勒石燕然的壮举。这两位，都是最核心的外戚。
相比之下，明朝时期和宦官进行对峙的，是文官集团。文官集团本身就无法触碰战争，一旦他们触碰军权，就会引来皇帝的猜疑。而且，在不能触碰军权的情况下，大规模掀起边境战事，允许武将们立功，这其实也不利于他们这个集团自身的集权。
所以，明朝的文官集团，对北征打仗这种事情，非常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排斥。
至于第三个理由，恐怕就要归咎于明朝的特殊历史了。在明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次惨痛的土木堡事变。
如果回顾一下汉朝的历史，尤其是西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汉的整体军事力量，其实应该是由弱到强再到弱的一个阶段。
但是明朝不一样。明朝是前面的朱元璋和朱棣很强，但是朱棣之后的军事力量，就开始暴跌了！
这其实还真不能怨老朱家前几位皇帝。如果和西汉对比的话，西汉是高祖刘邦统一天下，文景之治休养生息，武帝开始大规模北伐。明朝则是朱元璋在位时期统一天下，然后朱元璋在位后期大规模北伐。
然后，朱棣即位之后，再次大规模北伐。
朱棣在位时期，五次北征，一口气打到了斡难河畔，逼得北方所有游牧民族，不得不低头。
朱棣这个战绩，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这是当年当年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同时也是他统一蒙古各部之后，召开蒙古帝国成立大会地方。所以，朱棣打到斡难河畔，其实基本等同于霍去病的封狼居胥。
更为难得的是，朱棣还是一个皇帝。
但是接下来，朱棣之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其实都算是不错的皇帝。虽然比不上汉朝的文景之治，但是双方干的活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休养生息。所以，如果按时间来算，明朝的明英宗，对应的历史时间，应该正好是汉朝的汉武帝时期。
而从后世的考古发掘来看，这个推理其实也是对的。明英宗登基的时候，距离朱棣去世，其实也就只过去了11年而已。这时的明朝，军事力量极其强大，很多跟随朱棣征战的老兵，正值壮年。经过十年的仁宣之治以后，明朝的国力也提升了很多，弥补了朱棣时期因为战争造成的损耗。
然后，明英宗登基十四年之后，非得要自己亲政北方。结果整整二十万精锐，被瓦剌用几万人在北方包了饺子，酿成了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事变，对于明朝的军事力量来说，绝对是一场浩劫，而且属于事后无法弥补的浩劫。要知道，明朝因为怕地方作乱，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一直不太允许地方上私造火药。绝大多数的火药军队，基本上也都集结在北京周围。
然后，因为一场土木堡事变，基本上明朝绝大多数会玩火器的精锐，都折进去了。
从明朝的国力来考虑，火药可以再造，火器也可以再造。但是一支善于玩火器的军队，那就不是单纯靠钱就能解决的了。必须得有一位顶尖名将，长时间控制一支军队，不断的钻研配合，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战法。
但可惜的是，明朝中期的权力体制，又不允许武将长时间领导一支军队。直到明朝后期，随着戚继光、李成梁这帮人出现，并且可以长时间领导一支军队了，那时候的明朝，才重新把火器给玩明白了。
但是，那时候的明朝，内部矛盾已经一大堆，早就没了再进行北伐的国力了。
总之，明朝和汉朝这两个朝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针对策略不同，绝对不是单纯谁强谁弱的问题。这两个朝代相差了一千多年，敌人的强度也完全不同，历史背景和生产力条件也不一样。他们对于各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都是经过了权衡利弊之后，各自得出的最优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