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统治期间，开创了唐朝的全盛时期——开元盛世，太平盛世为制度和礼仪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而《大唐开元礼》是开元时期修订的一部礼仪巨作，但在修订之后，《开元礼》又马上被统治者不断改革。
安史之乱后，盛唐一去不复返，唐代礼仪制度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代礼制向皇权靠近，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礼仪制度，皇帝“私礼”、道教崇拜兴盛起来，礼制成为维护皇权的工具。
开元后期“开元后礼”中的宗教色彩明显，以道教为核心的祭祀礼制体系形成，儒教逐渐被颠覆，统治者通过带有宗教色彩的礼仪制度维护统治权威
对《开元礼》的改制是在统治者的主导下完成的，统治者为了“私礼”对《开元礼》进行改革，这是“开元后礼”发生的其中一个因素，另一个重要的发生因素是宗教文化对唐朝的影响，尤其是道教文化对唐朝的祭祀礼仪等产生重要影响。
唐朝儒家文化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冲击，儒家独尊地位被撼动，“三教合一”是当时思想文化的概貌，儒家一向提倡的古制也被颠覆。唐玄宗把自己的生辰规定为“千秋节”，在这一天，群臣必须与唐玄宗共饮万寿酒，以祈祷唐玄宗长生不灭。
“长生”是到道家文化一直提倡的思想。皇帝在太庙祭祀时所用的礼器也完全符合佛教的“缘生之法”，这是佛教用语，一切事物皆由缘而起，它们处于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
除了皇帝的“私礼”遵循道教或佛教的思想，大唐国家公制也不完全遵循儒家古制，对儒家提倡的古制进行了一些变革，其实就是对《开元礼》的一种变革。开元年间时常发生灾害，尤其是发生旱灾的时候，灾地百姓或统治者会组织祭祀礼求雨，唐代特建五龙寺求雨，五龙寺是道教文化的体现，是道教文化进入国家公制的标志。
祭祀活动中加入道教和佛教文化从唐高宗时期就已开始了，唐高宗迷恋道家文化，尊敬道教的经典角色太上老君。武则天时期尤其兴盛佛教，武则天专门修建场所安放佛像，统治者通过儒教和道教控制人的思想。
唐玄宗统治后期，唐朝的祭祀活动与道教紧密联系起来，唐朝还专门规定国祭日行佛教礼或道教礼。“开元后礼”虽然保留了儒教古制，但道教和佛教对古礼的冲击力度不小，尤其是它们深得统治者的支持，这有益于“开元后礼”的发展。
唐玄宗统治后期至唐高宗统治前期，“开元后礼”中的宗教文化更甚，唐玄宗在祭祀太庙时也不忘大肆祭祀太清宫，九宫贵神是唐玄宗祭祀的重点对象，九宫贵神是何许人也？在道教文化里，他们是“天帝之神”，地位在天帝之上。
“开元后礼”变革的第一个时期就发生在唐玄宗统治其间，这一时期的开元后礼看似是融入了宗教色彩，但在这背后还是皇权至上原则在主导，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动都是在统治者的意愿下进行的。
《开元礼》是唐代对之前礼仪制度的总结，其改革转折点发生在安史之乱，从皇家祭祀制度的变化可以看出皇家“私礼”的出现，礼制向皇权靠拢
大唐的《开元礼》与《贞观礼》、《显庆礼》关系密切，可以说《开元礼》就是从其发展而来的，“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是对《贞观礼》、《显庆礼》的评价，《开元礼》就是对它们的“折衷”。唐代的封建制度的变革使封建时代达到鼎盛，《开元礼》是儒家典礼文化，它是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一部立法典籍，集众多礼仪典籍于一体，标志着封建时代礼仪制度的完备。
在《开元礼》颁布不久，唐朝统治者就对其加以改革，“开元后礼”由此开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变革是祭祀制度的改革。“开元后礼”以皇帝的意愿为主导进行，随着皇权的变动而发展。
安史之乱后的“开元后礼”更注重对国家公制的改革，人们对礼仪重建的愿望更为强烈，《开元礼》的内容和性质有了转变，从皇家祭祀礼仪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开元后礼”的发展特点。无论是民间的服制抑或是皇家的宗庙祭祀都发生了转变，皇帝“私礼”倾向明显。
古代祭祀礼器繁多，竹子制成的祭祀礼器为笾，木头制成的礼器则为豆，笾豆可以代表儒家礼仪文化，可以说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改制后的《开元礼》增加了笾豆的数量。统治者通过此次改革旨在把神圣的笾豆变为太庙内日常的礼器，这体现了统治者对皇家的私心，皇帝“私礼”的特征更加明显。
“开元后礼”不是一本礼仪书籍或一种礼仪制度的名称，它是一个范畴，当然《开元礼》也属于“开元后礼”的一部分，包括之后对《开元礼》的改革也属于“开元后礼”，唐代的其他礼仪典籍也属于“开元后礼”的范畴，例如《曲台新礼》等。
唐代历史发展特点可用波澜起伏形容，礼仪制度随着历史潮流向前推进，礼仪发展也是变化多端的，尤其在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开元后礼”在乱世中迎来了自己的转折发展。
安史之乱后，人们从社会动乱中走出来，对《开元礼》的重新追捧反映了人们对战后礼仪重建的迫切追求。到唐德宗年间，唐朝社会逐渐恢复稳定，唐代礼仪制度发展有了自己新的特点，不像唐肃代时期单纯地继承《开元礼》，唐德宗时期的礼仪制度有其时代特色。
《开元礼》真正的变革时期发生在唐德宗统治后期，变革到唐宪宗元和年间结束，唐穆宗统治期间“开元礼后礼”仍在变革，变革路线基本围绕唐宪宗时期的变革。所以说建中至元和时代是“开元后礼”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礼仪制度变革对唐代后期的礼仪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历过战乱的人往往会会出现两个极端，一是以暴制暴，认为战乱可以解决社会矛盾，刺激社会的更新，另一极端往往是痛恶战乱的。安史之乱后的人是后一种极端，他们在经历过战乱之后更加惧怕社会动荡，所以安稳是他们最大的追求。他们积极推进《开元礼》的恢复与重建，把国家公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皇权与国家公制逐步融合。
“开元后礼”巩固了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使唐朝礼仪制度的建立更加完善，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统治秩序需要礼制的维护，盛唐社会安稳，统治者通过修订《开元礼》加强对人思想的控制，宗教色彩礼仪制度的背后是对皇家“私礼”的加强，“私礼”是统治者维护李室统治地位的措施。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者进一步调整“开元后礼”
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原本安稳的社会秩序，期盼对重建国家公制，但皇权至上原则已经融入唐朝礼仪制度。《开元礼》的改革对恢复统治者的权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礼仪是文化的一部分，统治者通过文化加强对百姓思想的控制，为唐中后期的稳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更对后期“开元后礼”的改革产生影响。
国家公制虽然重点在“公”，但皇帝仍然是国家礼仪制度的核心，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融合趋势明显。贞元年间对国家宗庙的改制是皇权独尊的表现，宗庙既关乎国家公制，属于皇帝的“家礼”，确立国家宗庙的权威性就是确立皇帝的权威性。
贞元年间朝臣对国家宗庙的争论主要被分为拥太祖派和拥献祖派，一方支持皇帝“私”礼，一方提倡国家论，支持国家公礼，但无论从哪一方出发。他们都是为了加强皇家宗庙的权威，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维护王权，只是出发的角度不一样罢了，宗庙权威性的确立有利于维护李室的统治。
再以唐代仆射礼为例，仆射是唐代一个官职名称，由于仆射位高权重，所以他们有权享受别人的跪拜，这当然与皇权相矛盾，唐朝群臣对仆射礼也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一直到唐朝后期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但至少从群臣的争辩中可以看出皇权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之高。
唐朝的礼仪制度无时无刻不是围着皇权转，从盛唐至唐中后期的“开元后礼”中可以发现，它从始至终都在巩固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政治结构。唐朝对之前礼仪制度的总结与变革不仅对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有积极作用，更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礼仪的文化丰富与积淀，传统积极的礼仪文化是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养料它们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骨血中永不消逝。
参考文献：
《唐会要》
《旧唐书》
《通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