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洪秀全是明清两朝最著名的起义军领袖，他们领导的大顺军和太平军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最终双双败北。在此期间，他们实施的税收政策都加速了自身的败亡。
大顺政权追赃助饷
李自成起义军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在河南一些府县建立地方政权，1643年在襄阳建立中央政权，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国建号，对穷苦百姓长期推行的都是“免赋”政策，其军队和政权所需除了日常缴获，基本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
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
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为时已晚，随后的山海关决战中，大顺军主力受重创，各地的官绅地主纷纷开始反叛，原先归附了大顺政权的明朝武将几乎全部降清，成为清军入侵中原的强大助力。
太平天国圣库掠民
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之初就明文规定：“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人无余财和一定程度上的平均分配，这一制度能够保证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合理利用，既吸引了很多无地或少地的贫苦人民，也充分保证了军队后勤。
但随着洪秀全等高层的腐败堕落，圣库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原来供给民生军需的圣库成了某些人骄奢淫逸的私库。仅穿戴装饰这一项上，众官追求华丽奢侈之风，互相争奇斗艳，奢侈已极，—冠袍可抵中人之产。其中天王洪秀全的金钮扣和八斤重的金冠，都是无价之宝。除了供天王如此挥霍之外，还有参加争吃争穿争排场的朝里朝外文武各级官员31万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此时都是些冗员闲差，坐享荣华，很快就把圣库挖空吸干了
更加荒唐的事情发生在太平天国后期，因为洪秀全毫无节制的大肆封王加爵，前前后后仅各色王爵就分封了2700多人。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开始享受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为此，他们开始巧设苛捐杂税，有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二三十种，官商百姓不堪重负，太平军也战力锐减，最终败亡于兵力处于劣势的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