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剧烈动荡的安史之乱,谁该为此负责?这些人逃脱不了历史的谴责

剧烈动荡的安史之乱,谁该为此负责?这些人逃脱不了历史的谴责

提到唐朝,人们往往将汉朝与唐朝相提并论,称为强汉盛唐,而盛唐的景象往往让无数人魂牵梦绕,浮想联翩。在隋朝的发展奠基之下,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经过百余年间励精图治,一代代人通过劳苦奋斗终于在唐玄宗统治的时期迎来了盛世。盛世下的大唐,百姓安乐、路不拾遗、膏腴遍地、万邦来朝、仓廪丰足,一个安宁壮阔繁荣的局面呈现在世人面前。但让人想象不到且扼腕叹息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百余年间造就的繁荣盛世的大好局面却仅仅在七八年间就被无情地摧毁,这七八年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破坏力有多大,仅就人口的损失而言,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足以让人目瞪口呆。根据《通典.食货七》记载,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即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唐朝有户数891万户,人口5292万人。但在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安史之乱尚未结束之时,户数仅193万,人口更是下降到了1700万。也就是说,一场不到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人口损失了惊人的68%左右。

而据《旧唐书》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也就是说这场战乱使得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广大北方千里萧条,杳无人烟。就连首都长安的人口也从之前的200万人降到了不满千户(至多六千人),可谓百不存一。同时宫室尽皆焚毁,整个社会百业凋敝,一片萧条与凄凉。从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关外患、农民起义等危机接踵而来,直至唐朝灭亡。同样安史之乱也是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自此之后,再无繁荣盛世,再无万邦来朝的宏大局面。

国家和百姓都为这场大动乱埋了单,沉甸甸的负担,血淋淋的教训摧残着当时的人们,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那么谁又来为这场巨大的裂变安史之乱负责呢?

其实在上一篇的文章里我们说到了第一责任人当然是非唐玄宗莫属,但是除了他之外仍然有好多人对这场叛乱的发生和扩大延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不妨来盘点下。

一、作为罪魁祸首的安禄山当然要为此次动乱负责。

作为唐朝一位显赫的地方大员,统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之高位,所辖兵马占据天下之半,可谓是位高权重,地位显赫,荣耀备至。不仅如此,皇帝唐玄宗还把他当成了至交知己,各种赏赐和头衔几乎到了要什么给什么的地步,可即便是这样,安禄山依然是欲壑难填。依然在为此叛乱做着各种前期准备,从兵员、财力、战马、粮草、器械物资等硬件必需品到部属人心乃至朝廷运作等政治上的准备,可谓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在准备充分之后,终于在755年11月打着诛杀杨国忠清君侧的旗号悍然发动叛乱,一场持续近八年的安史之乱拉开了帷幕,打开了唐朝衰落的潘多拉魔盒。

安禄山为了个人和本集团的政治野心而发动影响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安史之乱,把一个好端端的盛世局面弄得个哀鸿遍野,一片狼藉。百余年来多少代人不懈努力才造就的国强民富的盛世景象,就因为安禄山发动的一场不到八年的安史之乱而破坏殆尽,宣告终结,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且其产生的多种不良后遗症影响了后世几个世纪,在某些方面甚至直至今日。如果说谁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谁该为为这场动乱负责任,相信除了安禄山之外很少能够有人与之比肩。

二、既然称为安史之乱,有安必有史,该负责任的当然也逃不过另外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史思明。

史思明在一开始就追随安禄山,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积极参战,作为先锋一路攻城掠地,他生性残忍,每到一地经常屠城,坏事干尽。残酷地镇压河北人民的反正大义之举,残杀反抗义士。后来史思明守备范阳实力大增,在安禄山死后,野心膨胀,周旋于唐朝和安庆绪之间,之后对朝廷降而复叛,又设计诛杀安庆绪,夺得帝位,接棒叛乱“大业”,统领叛军继续开启新的作乱。在邺城之战以后,荼毒中原,统治严苛,重新占领东都洛阳,直逼陕州,再次无休止地掀起战争,直到被儿子史朝义所杀,叛乱依然继续。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他史思明的野心私欲膨胀而使这场动乱掀起新的高潮和画不上句号的创伤。要说其罪孽绝对不亚于始作俑者的前任安禄山,作为这场大动乱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其所作所为同样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三、唐肃宗也应该为这场动乱的延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在整个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军并不是没有一举平定叛乱的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还很多,可就是在唐肃宗一次次的所谓政治考量下,大好的机会一次次错失,其中就有两次最为明显的平叛时机。第一次是谋士李泌建议不要纠结于长安和洛阳,急于收复两京,与叛军相持,最好的办法是趁敌人后方空虚越过太行,直取幽州,端掉敌人的大本营,给叛军来一个釜底抽薪,然后几面夹击战线过长的叛军,一节一节地切断他们,不用多久必然能平叛告捷。当然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也有此等类似的建议。可是唐肃宗有一个心结,那就是自己本身舍弃父亲玄宗皇帝出奔灵武,私自称帝,皇位正当性存疑。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场指标性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权威。作为皇帝,肃宗首先考虑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收复长安、洛阳两京才具有标志性的影响,而李泌直捣幽云的平叛方略则显得持久些,不能立竿见影。于是才有了之后异常艰辛,付出很大代价的收复两京的战斗,尽管收复了长安、洛阳,但叛乱依然继续,旷日持久。

第二个机会是唐军收复洛阳以后,安庆绪一路败北,实力大损,人心惶惶。以至于逃亡途中身边只有一千余人、战马仅有三百多匹,狼狈不堪,叛军大有人马鸟兽散的意思。如果这时各路唐军能够抓住时机追击合围叛军,安庆绪集团必将插翅难逃,灰飞烟灭,之后再北上平定史思明也不在话下。可是肃宗却大意自信,没有抓住机会一举消灭叛军,而是忙于还都,派人去蜀地迎接太上皇唐玄宗返京,同时急于政治清算,依据反叛官员和抗敌前线将士的各种表现,不同程度的惩治和褒奖,这样一来,前前后后耽误了一年多的时间。而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安庆绪重新收集旧部,共计6万多人,在范阳的史思明也积蓄力量,打算降而复叛。此时最佳的平叛时机已经错过,而后,唐肃宗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直接险些葬送大唐。

这个错误就是在进攻叛军的队伍部署中,虽然派出了九大节度使率领共计20万人的军队攻打安庆绪,号称60万,但却不设总指挥,原因也很好理解,就是自安史之乱以后,玄宗和肃宗都不再信任武将,害怕再出一个个安禄山,所以不敢对任何一个武将委以领导重任。这次便是让九大节度使各自领兵,互相牵制的同时,还派宦官鱼朝恩监军,而鱼朝恩此人贪婪弄权,不懂兵事。结果在759年的邺城之战中,起初安庆绪节节败退,龟缩在邺城之中,但后来因为一场暴风,20万唐军被史思明5万援军打了个一败涂地。形势再度有利于叛军,后来叛军节节胜利,再次占领东都洛阳,形势一片危急,直到肃宗去世依然没有平定这场大叛乱。

唐肃宗作为一个统治者,始终把政治心结、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视平叛如儿戏,完全置广大大唐将士官民于不顾,前方浴血奋战,兵民血洒疆场,百姓苦不堪言,而他却因为自己的政治考量将一次次大好的平叛形势丧失掉,又因他的政治算计使如此关键的邺城之战一败涂地,使大唐走向危局。这大大延长了平叛的进程,以至于这场大动乱旷日持久,整整八年的大厮杀使得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唐肃宗在这一点上被称为罪人一点也不过分。

四、奸臣杨国忠贪婪无度,恃权弄威,有己无国,排挤安禄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杨国忠作为一个善于精算钻营的利欲熏心之人,上位之后不曾为朝廷为国家做过什么有为之事,而是与之相反,投玄宗所好,赢得玄宗信任,直至高居相位。在扳倒权臣李林甫之后,集大权于一身。但很快他就发现原来安禄山也是皇帝心中的一号红人,而且好像在玄宗眼中的地位与自己并不相上下。再加上二人早先的隔阂,以致双方矛盾迅速扩大化。于是杨国忠时常向玄宗进谗言构陷安禄山,声言安禄山图谋不轨,日后必反。同时还制造各种陷阱来诱导逼反安禄山。以至于安禄山起兵后打着诛杀杨国忠以清君侧的旗号来为自己的叛乱寻找借口,可以说杨国忠直接激怒了安禄山,如果不是他,这场叛乱兴许还会迟来些。

五、永王李璘身为至亲皇室,无视叛乱中的多灾多难的国家,越是危急时刻竟妄图擅自割据一方,分散了朝廷平叛的精力。

作为皇室亲王,玄宗的儿子,肃宗的弟弟,在国将不国,唐室危如累卵的危急紧急关头,他不思为社稷出力,为父兄分忧。反而趁天下大乱之中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在他看来,父亲出奔蜀地,兄长灵武登基御敌,那自己又为何不能割据东南呢?而后他也是想到就做到,不打任何旗号,私自进兵,故意给别人一种率军北上平叛的假象,许多人也被迷惑其中。但此后他却向东进军,与平叛的路线南辕北辙,在割据自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他的这个心思总有明白人知晓,当然也包括朝廷,同时追随之人在得知他的真实目的之后,也纷纷离他而去,以致最后众叛亲离,军队被地方官员消灭后狼狈逃窜,最后落得个身死异地的下场。客观地说他的割据叛离行动持续时间很短,从实力上也没有对朝廷的平叛行动带来多大损失,但是却产生了一定的恶劣影响。永王李璘的这一行为极大地破坏了皇室集团内部的向心力,分散了朝廷的平叛精力,政治影响是很负面的。

六、边令诚、鱼朝恩、程元振等一批宦官私利钻营,陷害忠臣良将,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罔顾国家平叛大义。

边令诚在潼关战事危急、国家危难的关头,作为一方监军,不思抵御叛军,还一味心思地索贿敛财,当向封常清、高仙芝索贿不成,便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丧心病狂的向玄宗诬告二人丧城失地,畏敌不前,贪污粮饷等条条“罪状”,致使玄宗将二人处死,临阵斩将。而鱼朝恩、程元振等人,为把持权力,排斥前线武将,诬告陷害郭子仪、李光弼等社稷之臣,可谓不择手段,致使郭子仪不得不低调在京,李光弼对朝廷敬而远之,而大将来瑱更是被程元振等诬陷丢了性命,以致于平叛大业迟迟得不到进展,拖延不前。

这类六根不全之人大多心理也极度扭曲,他们眼中毫无家国,毫无忠孝节义。他们治乱无方,祸国有术,嫉恨有为之人,为了达到专权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地陷害能臣良将,客观上挖了自己一方的墙角,打击己方士气,干着亲者痛仇者快,对方叛军想做而又做不了之事,可谓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七、封常青、郭子仪、仆固怀恩等一批将领或是轻敌上阵,或是做事不周,或是私心自用,错过了最佳防御时段和险些葬送平叛大业。

首先说说封常清,尽管当时和后人都为他最终被皇帝冤杀而鸣冤叫屈,当然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但开战初期,封常清盲目自信应承平叛之事,不认真分析对手强大、唐军虚弱的客观现实,致使开赴前线便遭到连续挫败,尽管屡败屡战,但最终还是丢失了包括东都洛阳在内的潼关以东的广大中原地区。当然这一过程也不能全怪封常清本人,唐军的积弱,叛军的强大且神速推进也为这一恶化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方统帅,如果他能谨慎小心,冷静分析局势,虽不奢望消灭叛军,但完全可以把中原地区的各种物资及时转移起来一共日后平叛之需,完全可以及时收缩战线换取时间,即使抵挡不住也能重创叛军,即使不能守卫前线也不会像之后一样狼狈不堪地撤入潼关,一溃千里。

再谈谈郭子仪,作为前线的一部指挥官,在759年的邺城大战中,由于率兵赶到前线之时,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视线不清,结果郭子仪军队率先撤退,导致全军溃散,唐军20万人被史思明5万军队打得大败,损失惨重。尽管有鱼朝恩瞎指挥的影响,但是同样交锋之下,这一突发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双方都是有较大影响的,虽然大家都乱,可偏偏是史思明一方表现良相对好。倘若郭子仪平时能够做到治军严谨,纪律严明,即使发生撤退情况也不至于溃不成军,损失惨重。他的部队带头如此,其他军队的混乱程度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除了李光弼等少数部队比较完整地撤出,这也印证了治军严谨的重要性,反衬出了郭子仪的缺憾。

最后再说说这个仆固怀恩,仆固怀恩一向作战勇猛、有勇有谋,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员名将。但是因为他与李光弼的严肃刻薄的性格不合,内心产生不满波动,在史思明叛军攻城掠地风头正盛之时,明知二次失陷的洛阳不可急于收复,贸然进兵必然失败,但他竟想着一旦洛阳之战失败便可打击总指挥李光弼,于是上表支持立即收复洛阳。然而在战斗之中又不听李光弼的号令在平原列阵致使唐军大败,叛军一举将战线推到了潼关以东的陕州,形势岌岌可危。如果不是叛军内斗,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所杀,唐朝的潼关大概率会不保,一旦潼关有失,首都长安也很可能再次失陷,到时大势已去一切都将成为浮云。可以说如果不是史思明被杀,相信仆固怀恩很可能就会成为历史罪人。

这几位都是大名鼎鼎,在当时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将领大员,当然更多的其他将领也不例外,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可就是由于他们轻敌、不严谨或者私心作祟,造成封常清被叛军突然冲击,错失了防御的有利时机。郭子仪治军不严谨,对邺城大战的失败也有一定的责任,致使形势重新有利于叛军。而仆固怀恩因为争权争功的私心驱使,导致收复洛阳之战的失败,唐军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使得平叛大业险些夭折。

八、安庆绪、史朝义两位“叛二代”一条路走到黑,将叛乱进行到底,足以使动乱进程进一步加剧。

当然他们也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如此。因为作为首恶分子,谁都可以反正,归顺朝廷,唯独他们不可以。况且他二人已经称帝与唐朝分庭抗礼,就不得不死扛到底,赢了改朝换代,前途一片光明,输了,身首异处,万劫不复,就是这么简单。也正是因为如此,史朝义最后实力不济,败绩连连,最终走向穷途末路(安庆绪死于叛军内乱暂且不论)。所以安史之乱不出意外一定要见分晓,这也就注定了这场动乱的进程旷日持久,安庆绪和史朝义两位“叛二代”主观上身不由己,但是客观上使国家元气大伤,加重生灵涂炭,不可谓不是历史罪人。

九、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等叛军狗头军师们在叛乱的发生和叛乱的发展之中也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这些人个个都是投机取巧,才疏品低,华而不实之辈。他们作为安禄山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对不是因为什么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信念而凝聚到一起。都是抱有一种只有天下大乱,让别人替自己赴汤蹈火,自己方可火中取栗的心态。故而积极蛊惑安禄山造反,渲染危急事态让安禄山打定决心叛乱,在进军的过程中又不断为安禄山添油打气,出谋划策,当事态不利之时又迅速改换门庭。可以说没有他们一类人等,安史之乱可能不会发生如此之快。

其实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规模内乱,无论是酝酿,还是发生乃至发展扩大,都存在复杂的深层次原因。但无论何种原因,都是在人的运作下一步步导致的悲剧,都摆脱不了人的责任,可是对此次巨乱该承担责任的也绝不只仅仅的一两个少数人,它是多个人物、各个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场持续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上述各色人等除封常清、郭子仪等人基本不存私利忠心为国之外,大多数人都因为自己的私利算计或是促成安史之乱的爆发,或是使战乱无休止地延续拖延,置天下置生民于无物,战后一座座城市血淋淋的惨状、一个个百姓沉甸甸的负担,战乱之后,整个中原及其广大北方地区杳无人烟。无论是这里人中的哪一个都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都逃脱不了历史的谴责。

今天我们常说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句话用来形容当时的这些人也同样适用,这些人之中,大多也没有太好的结局。唐玄宗因为一错再错,维护政治私利而引发安史之乱最终丧权失位,最后孤苦终老悔恨死去;唐肃宗同样精于政治算计,政治优先于平叛,延续扩大了动乱陷入步步危局,整个皇帝生涯都战战兢兢、忧心不断,最后百病缠身而亡;而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两个罪魁祸首安禄山和史思明,也只是得意于一时,短暂的风光后都被自己的儿子所杀;至于“叛二代”安庆绪和史朝义,到最后都变得众叛亲离,一个被史思明所杀,一个走投无路自尽身亡;至于永王李磷,混乱之中火中取栗,结果异地丧命;而宦官边令诚、鱼朝恩、程元振陷害忠良,干扰平叛,最后也都死于非命,三人被肃宗和代宗除掉……

他们都为自己的自私自利走上了不归路,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被历史所谴责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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