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嘉靖年间,很多士庶之家,开始修族谱、建宗祠,进行宗族建设

嘉靖年间,很多士庶之家,开始修族谱、建宗祠,进行宗族建设

引言:嘉靖年间,很多士庶之家,开始修族谱、建宗祠,进行宗族建设——对此文人侯廷训表现 很积极,在侯廷训和侯一元两代,通过对族谱的重新修订,建立祭祀祖先的宗祠以及设立严密的族约,完成了宗族的组织化建设。嘉靖初年大礼议讨论的虽然是皇室宗庙制度改革的问题,但双方对于“大宗”、“小宗”、“为人后”、“孝道”等宗法内容的讨论,推动了明中期地方社会的宗法观念和宗族制度的转变。

尤其是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明世宗推恩臣民祭始祖、立家庙,推动了民间追祭始祖和建置祠堂家庙的普遍化。

夏言的《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家庙疏》建议嘉靖皇帝从两个方面推恩,一是“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只允许臣民在冬至、立春节日祭祖。

二是“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提出品官可以建立家庙,在家庙中设立纸制牌位祭祀始祖,三品以上的官员可立庙祭祀五世祖,三品以下的官员可立庙祭祀四世祖,庶人仍祭于寝。 以往学者对夏言有很多研究,普遍认为,“祭始祖”和“立家庙”在民间的实践超越了其本身的范围。

如日本学者井上彻认为,夏言所提出的方案,“虽然无法证实是否真的得到嘉靖帝的认可,但因为得到皇帝应允的传言在地域社会中广泛流传,因此很自然,它必定加速了以实现宗法为目标的社会运动。”

常建华在《明代宗族研究》一书中提出,允许在家庙设立纸牌临时祭祀始祖,但品官家庙违制将始祖设为常祭牌位,进而发展成大宗祠,直接导致了民间大宗祠迅猛发展。嘉靖年间,很多士庶之家,修族谱、建宗祠,进行宗族建设。

侯氏家族的族谱修订

侯廷训和侯一元父子表现的也很积极,通过对族谱的重新修订,建立祭祀祖先的宗祠以及设立严密的族约,完成了宗族的组织化建设。 侯氏宗祠是由侯廷训主持修建的。

侯一元所作《先佥事府君暨先宜人行略》中记载:“(侯廷训)家居,独心念祀礼,又故讲习宗法,则解继室林宜人佩带,助宗人建大宗祠;而倾装自为祠,祠小宗,以奉封君翁焉。”

嘉靖十二年(1533)侯廷训因父丧归里守制,先后主持修建了大宗祠、教谕公宗祠、封主事先公宗祠,大、小宗祠皆由侯廷训出资倡导修建,一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建成。

从侯廷训所作的三篇宗祠记,体现了嘉靖年间民间礼法观念的转变。大宗祠的祭祀对象是上岙侯氏的始迁祖侯时复,侯时复有二子,以长子忠五公为宗子,侯廷训一支本是小宗。按照朱熹的《家礼》之制,祠堂要由大宗来建造。

因此正统年间侯廷训的曾祖侯搢只敢建思本楼,以尊祖敬宗。但“大礼议”以后“重—本”尊祖观念压倒大小宗礼法观念。祭祀始祖和建造祠堂,不再严格区分大小宗身份。因此侯廷训可以修建大宗祠。 这也与他在“大礼议”之争中坚决捍卫大宗的正统身份,要求以孝宗为皇考的观念有所变化。

此外,宗祠皆设五龛,也是不合礼制的,《大明集礼》规定“创祠堂之制,为四龛以奉四世之祖,并以四仲月祭之,其冬至、立春、季秋、忌日之祭,则又不与乎四仲月之内,至今士大夫之家遵以为常。”

即品官可建祠堂,祭祀四世祖,即高祖、曾祖、祖、考。侯廷训用“缘情从宜”为自己解释,“庙制甚宏,岂龛之谓,且今古异,当缘人情而随时损益耳。”说明此时不再固守古礼,更重人情,建立祠堂成全为人子者的心意。

根据侯廷训所作《封主事先公宗祠记》:“我曾祖教谕公暨祖直庵公亦新有专祠,而始迁祖暨高祖信七公而下大宗祠又成,一时祭事颇用宗法,远近疏数咸 唯其宜月吉正至各为规而世守焉。”

可见当时侯氏的宗祠并不仅仅这三座,侯氏既有祭祀始祖的大宗祠,也有祭祀支祖的小宗祠,由此可见明中后期宗祠祭祖观念的普遍流行,以及侯氏宗族内部的礼制建设。

侯氏家族的族范

侯廷训主持创建宗祠之后,侯一元为侯氏家族制定了族范,分二十四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族组织上的建设。 宗族内设有族长、族正、族议、族辅、族献、司仪、司会、司事等职,管理本族事务,并划分各自职责。

如族辅,“取子弟志行近正而年力精强者为之,以辅族正,奔走其行事,达其禁令。凡族之淑慝若庆吊缓急之事,皆知之,以诏族议。凡细故,书之以待命。”

司仪,职礼仪,司会,职财用器物。在宗族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对冠婚丧祭,赈助、教育都做出了规定。侯一元还专门作有《冠范》、《婚范》、《为人后篇》,以约束族人循礼而治。

在《婚范》中,侯一元注意到了当时婚俗走向奢靡的情况,人们嫁女以财气相高,花费甚多,很多家庭将出生的女子淹死,以致溺女习俗屡禁不止,成为一大陋俗。侯一元告诫族人,婚丧嫁娶不得以贪财为目的,娶女嫁女,皆用一雁二币,务如古制。 但是侯一元本人的女儿出嫁时,仍不能摆脱当时厚妆嫁女的风俗。

纂修宗谱和整理家族文献,也是宗族建设的重要内容。侯氏族谱创修,始于洪武初年的侯德玉,此后,侯爵、侯敬、侯廷训历代都有所修辑。

侯一元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为父守丧之时,再次着手整理编纂缑山侯氏谱。先作家传,家传完成之后又不断补充,在嘉靖三十七(1558)年编刻《大名稿》时,附于其中,并请官至南京吏、礼二部尚书的王崇庆为其作序。

侯一元所编侯氏谱分为“世表”、“传”、“女传”、“讳表”、“行表”、“年表”、“艺文志”、“杂志”等八个部分,侯一元自称是参考了“方岩谢氏”、“北郡李氏”等名谱的基础上,因革损益而成。

内容丰富,体例完整,为侯氏后来历代修谱纂修之依据。侯氏在侯廷训、侯一元父子两代,通过对族谱的重新修订,建立祭祀祖先的宗祠以及设立严密的族约,完成了宗族的组织化建设。宗族是民间秩序的主导者,明中后期地方社会的宗族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使民间的教化得到强有力的实行。

侯一元生平

侯一元幼时从父亲侯廷训学习,侯一麟所作《先兄方伯先生行略》曰:“年五岁,先君抱膝上,指析章旨,随问随答”。

嘉靖元年(1522)侯廷训授南京礼部主事,十一岁的侯一元随父亲到南京读书。“年十一,从宦留都,与冯少洲公兄弟课会,常冠”。侯廷训被贬为泗州判官后,侯一元亦随侍。 嘉靖七年(1528),侯廷训在泗州通判任上为御史王某所陷,再次下狱。

侯一元自家乡奔赴泗州,上书当时的两淮都御史唐龙为父亲 申冤,唐龙见书状“言之痛切”,大为惊奇,并对排挤者说“有子如此,庸可隙乎”,侯廷训得以释放。此后侯一元受父亲之命,到南京跟随邹守益学习。

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得意门生,侯一元也由此接触到了当时流行的阳明心学思想。邹守益此时在南京任礼部主客司郎中,南京三年也是邹守益自己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他不断与同门论学,形成了自己的独具一格的“戒慎恐惧”之说。

晚年与朋友论文时,侯一元尝自称:“仆年十四五时,亦尝酷好李氏,爱其叙事精神,史迁不异也。”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都是正德、嘉靖年间风靡一时的文化思潮。

青少年时期的侯一元随父亲游学,在南京学习,使得他对于当时新出现的思想潮流和文学观念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嘉靖十年(1531),二十一岁的侯一元回乡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一名举人。 嘉靖十七年(1538),二十八岁的侯一元考中进士。

在京候选期间,他与同年进士华亭莫如忠、钱塘翁相、归安茅坤、会稽沈炼、永嘉王德五人,相交最密,相与最深。

茅坤所作《六子吟》中说到:“初释谒时,五子者方崭然以古人文章行谊相砥砺。予不自量,亦为之斤斤驱驰倡和其间。”六人一起赋诗赠答,声气相通,时有“六子”之称。

同年侯一元拜官南京刑部主事,正式踏入仕途。任南京刑部主事期间,他执法严正,并“参伍以情”,深为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的顾璘器重,后转员外郎,升郎中。

结语

总的来说,侯一元一生恪守的“戒慎恐惧”、“谨独”的教条,以持敬工夫为个人修身的要领,主要就是接受了邹守益的教导。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侯一元对当时的文坛领袖李梦阳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发生了兴趣。

来源:沈约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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