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下西洋成了中国航海事业的绝唱，从此中国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海权拱手相让。同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续200多年，由明朱元璋起，洪武四年(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拉开了海禁序幕，明成祖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嘉靖年间，明世宗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达指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
古代帆船桅的数量代表船的性能，桅高桅多即帆高帆多，驶风性能好，动力大，船速、吨位也决定于它。双桅船的载重量则只能在500石以下，这一影响持续了300余年，郑和巨舰的建造技术渐渐失传，明朝中后期的战船极少有400料以上的了，400料船排水量仅为250至300吨。甚至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两桅，载重在500石以下。显而易见，中国的造船业在明未已严重地停滞和倒退。
在中国造船业日益衰弱倒退的同时，明朝海军战术发展也出现了衰退。1524年澳门的一位西班牙人对中国的海军战术作了轻蔑的描述：“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枪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明朝的水师舰队，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禁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遏制海权意识和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在此期间，虽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一些重视海洋和海权的积极建议，但此时的整个中央王朝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已开始处于昏昧麻木的状态，对此不予理解和重视。
同时期的欧洲，著名航海先驱葡萄牙的亨利王子赞助和主持了航海技术研究院，建立了海图制图学校及海员学校；在他的领导下，葡萄牙天文导航航海技术在15世纪中就已超越中国，其后出现的揉合西方横帆船(利于在狂风中远航)和东方纵帆船(利于逆风航行)各自优良性能的全装备帆船，其帆船可操作性和航行能力也迅速超过中国帆船。
当1434年郑和第七次远洋航行刚结束时，葡萄牙探险队到达了西非博哈多尔角(北纬26度)，1446年到达几内亚(Guinea)海岸；l5l1年，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中国势力范围与水域的大门被打开了，葡萄牙人随后直接来到了中国的大门口敲门了。马六甲王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明朝却置之不理；葡萄牙人因此极其轻视中国的实力，葡萄牙首次派遣来华的使节托梅皮雷斯1515年左右在其《东方简志》中称“马六甲总督欲制服中国并不需要人们所说的那么大力气，因为他们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常去那里的人们及船长们说，率数十大船攻克马六甲的印度总督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拿下中国沿海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