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资治通鉴》为什么要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

《资治通鉴》为什么要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

我们读《资治通鉴》,可能会产生这么一种感觉:说它是通史,它连三皇五帝都没有写;说它是断代史,它从公元前403年一直写到了后周。

前面的历史呢?不好意思,没写了。

这就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退一万步讲,就算上古历史很不靠谱,年代太过久远、日期记载很模糊,但夏、商甚至西周的历史,总该写上一点吧。

你看看隔壁家《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一直到汉代,脉络非常清楚。

读着读着,我们就大概知道,中国的老祖宗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又是如何来的,作为中国人的凝聚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可《资治通鉴》为什么偏偏不写呢?难道司马光认为上述历史不重要吗?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起始时间也非常古怪,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的。

这个时间,距离周朝立国,大概有6个世纪;距离周朝灭亡,大概182年;距离《左传》最后结束还有整整50年。

第一年不是从某一元年开始的,也不是接续其他史学著作的内容,更不是从儒家万般敬仰的周文王开始的,这是不是太不够严谨了?

如果你在阅读过程中也产生了上述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好好探讨一下:

司马光先生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写,又为什么不写?不写又是为了什么?

政治家,还是史学家?

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先生写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如果可以套用一下这句话并用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凡有官场的地方必有利益,而有利益就需讲政治,人就是政治动物。

我们读《资治通鉴》,常常会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历史书”,把其著作者看成是“历史家”。这其实是不对的。

就像不能脱离环境看人的价值,我们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官场环境看司马光。

司马光首先是一个“官”,而且是一个大官,其次才是一个“学者”。

他历仕四朝。“砸过缸”、中过第、当过多个地方官,又高居宋朝的监察部副部长和政府副总理。

一位阅历如此丰富、经验如此老道、知识如此渊博的“士大夫”,写的东西(特别是开头)竟然和当下时局没有任何关联。这当然是一件可能性比较低的事情。

正何况,从熙宁四年(1071年)到元丰七年(1084年),已六十六岁高龄的司马光拿出毕生心血写出的《资治通鉴》怎么可能不体现出自己的“政治愿景”?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

正如赵冬梅教授所说:《通鉴》所展现的是司马光眼中的历史和世界,以及司马光的历史思考。

那这位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是“史学家”的司马光先生,写《资治通鉴》为什么要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呢?有什么深刻含义吗?

“三家分晋”重要吗?

作为“史学家”,史料选择很重要;作为“政治家”,史料选择更重要。

你的政治愿景、政治诉求、政治理想,可能就浓缩在一个一个汉字中间。其他人体会不到,居高临下的皇上总能感受到吧?

对待《资治通鉴》,司马光是异常用心了。连他自己都说:

臣今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我现在骨骸憔悴,双目近视,牙齿几乎全部脱落,精神耗损枯竭。眼前办的事,一转身就都忘掉,残余精力,在此书上全部耗尽。

所以,全书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司马光是有他的想法的。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家分晋”。

这件事当然很重要,一个大国分成了三个小国了。

但如果我们好好想一想,“三家分晋”有周朝开国重要吗?有一次次平定内乱重要吗?甚至有周平王迁都重要吗?

而且,早在任命的50年前,韩、赵、魏三个大夫也早已事实上瓜分了晋国的绝大多数土地。

那为什么司马光要从这一年来写?

还是因为“名”。

从武王灭商到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件事是假的),西周共传12王11代。之后则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周王地位骤然下降。

但总体上,总能保证一点,那就是周王还是周王,诸侯还是诸侯,大夫还是大夫。大家还讲那么点规矩、像那么点样。

可周威烈王在其二十三年的时候,亲自打破了这个规矩。

韩、赵、魏三国不仅在事实上瓜分了晋国的土地,而且,它们从法理上也得到了周威烈王的认可——他们的国君从“大夫”变为了“诸侯”。

乱臣贼子作恶多端、以下犯上不说,竟然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功洗白,摇身一变从此列入诸侯。

这是作为儒家教养下的司马光所不能容忍的。

故在这小小一句话后,司马光用大量的篇幅来说礼是什么、分是什么、名是什么。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那么这句话对应宋朝当下时局的含义是什么?

变法。

司马光用极其隐晦的说法来告诉宋神宗,祖宗之法不可破,礼、分、名不可违,司马光尽管远离朝堂,但国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时刻关心着。

尽管,他自己退居洛阳时,绝口不论政事。

那么宋神宗明白吗?

可能明白。

“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这正是宋神宗将这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三百五十四卷的史学著作,命名为了《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司马光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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