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确像。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四月，新任杭州知州苏轼，突然听到满朝廷都在议论“车盖亭诗案”，凭着对文字狱的极端敏感，他马上上奏皇太后高滔滔和皇上宋哲宗，提出了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建议。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整个大宋的国运或许就是另一个走向。
与乌台诗案一样，车盖亭诗案也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的产物。
元祐二年二月，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领袖、前宰相蔡确贬为安州知州。次年6月，蔡确走出了被贬的抑郁，开始游览当地名胜。在车盖亭，他一连创了十首绝句。诗写得不错，情景交融，能让人感受到诗人内心的平和甚至喜悦。
当时，安州的邻地汉阳军的一把手是吴处厚。此人与蔡确有私仇。简单来说，蔡确当宰相时，吴处厚拼命拍蔡宰相马屁，却没有得到回应。吴处厚于是怀恨在心。
蔡确的车盖亭十绝句创作出台几个月后，吴处厚读到了这批作品。一直在挖蔡确黑材料的吴某，得到诗作大喜过望。其中有一道是这么写的：“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诗中说到的郝甑山，是安州人，唐高宗上元年间的名臣。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强烈反对。吴处厚愣是从鸡蛋里挑出了恐龙骨头：这是一批反诗！吴处厚赶紧把这批诗作上报朝廷，并解释说，蔡某人妄图以武则天称帝，来讽刺高太后垂帘听政，其心可诛，其人该杀。
四月初五，吴处厚的黑材料送达朝廷，旧党如获至宝，立即开轮番弹劾蔡确，指责他“讥讪”“指斥乘舆，犯大不敬”。高太后拿到吴处厚的举报信，起初还让蔡确自己解释。但随着反对和支持蔡确的两派人越吵越凶，高太后也越来越拿不定主意。
眼看整个朝廷都为此事吵成了一锅粥，思来想去，四月十一日，苏轼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迅速给皇太后和皇帝上书。
苏轼首先分析了太后和皇帝面临的两难困境：如果不严惩蔡确，天下人会认为皇太后遭此诬陷而皇帝不太在乎，是为不孝：如果严惩蔡确，天下人会认为皇太后不能容忍小人谤怨，是心胸狭窄。为了一举解决这两个问题，苏轼建议：由皇帝降下敕令，深追蔡确之罪；然后由皇太后出手诏，说自己平时老是希望纳谏，现在如果追究蔡确过错，恐怕天下再无敢直言之人，何况这些上交来的诗，未必真是蔡确所作，因此一切不予追究。
苏轼这番建议，照顾到了太后、皇上、蔡确甚至天下舆论等各方面的面子，看起来的确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可惜，政治不仅仅只是利益平衡，更多的时候，政治只看得势一方的需要。现在，掌权得势的是旧党，他们需要彻底消峭新党的势力，蔡确恰好是一个突破口，他们怎肯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同时，因为蔡确曾宣称自己有扶持哲宗继位之功，高太后一直对他怀恨在心。
于是，蔡确诬陷太后的罪名成立。五月十八日，蔡确被贬往新州。此后，60多名新党成员相继被贬，新党几乎被一网打尽。
三年后，蔡确后来客死贬所。又八个月之后，高太后去世，朝廷大权重又落回新党手中。于是，旧党又受到新党更严厉的清算。大宋从此陷于党争。新旧两党只问立场，不问对错，抓住机会就把对方往死里整。宋朝再也没有缓过气来，直到北宋灭亡。
政治玩的就是人性。苏轼以自己的单纯，提出了一个不掺杂人性的解决方案，当然不会被采用。但反过来看，如果苏轼的方案当时被采纳了，大宋的命运会不会被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