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元7世纪的女王时代
公元7世纪前后，全球都出现了女性统治者长期执政的状态。单以亚洲而论，不只有中国的武则天（660年临朝，690-705年在位），韩国的善德真德二女王（632-654年），日本的诸女帝（592-770年，中间有断档），还有吐蕃女摄政没庐·赤玛类（676-689/712）、真腊女王阇耶黛维（681-713）、阇婆女王悉莫（674–695）等等。欧洲则有墨洛温王朝的诸多女摄政，伦巴第王后西奥德琳达（590-591，616-626两度摄政）等，甚至在美洲都有著名的玛雅女王“六天夫人”（682-741）。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方式来铺陈这一“女王时代”，直到最近受到友人何玄的启发，我这才发现，原来唐人小说《梁四公记》已经完美地记录了这个时代，只不过语多荒诞怪奇，不为史家重视而已。但只要稍加考索便能看出， 《梁四公记》所记载的诸女国，在公元七世纪下半叶的世界都能一一对应、丝丝入扣，堪称时代写照。
二、史上最强“女国”结集
《梁四公记》的原文已残，《太平广记》卷八一、四一八引佚文三条，大概能看出是关于“梁天监中”的“闯、䨲杰、䴰䵎、仉䀾”四公的故事，每则相对独立。 其中䨲杰的故事对我们最为重要，它贡献了十条形形色色的“女国”记录，考之文献都有对应，显然并非胡编乱造，而是来源于真实历史。另外三人的故事则和我们的题目关联不大。
吕博的论文《<梁四公记>与梁武帝时代的文化交流图景》 （《历史研究》2021，01）已经详细论述过关于“闯”的故事，证明其史料来源为《梁书·诸夷传》和《职贡图》，如盘盘国、丹丹国、扶昌国、高昌国等记录，反映了梁武帝时代的欧亚大陆文化交流史。但他对于“䨲杰”故事中的诸多女国则并未详考。参照《梁四公记》的诞生背景，我认为这些女国并不是依照梁朝史料写成，而是作者对于其生活时代，也即武周朝的国际局势之记录，因为只有这一时期出现过如此之多并存的女性政权。 那么，小说中“四公谒武帝，帝见之甚悦”的“武帝”，其原型就不完全是梁武帝，而很可能是对武则天的影射；四公之奇名怪字，则是仿照“则天文字”而成。
部分则天文字
《梁四公记》一般认为是张说所作 （相关争议见本文最后一节），他曾在武周朝中枢任职，“修《三教珠英》毕，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擢拜凤阁舍人”，对于政治和历史文献必是极为熟悉的。后在玄宗朝拜相，封燕国公，为朝廷大手笔，修史多年，晚岁则醉心阴阳术数。他还曾为《大唐西域记》作序，而《梁四公记》中所言女国，恰恰多与《大唐西域记》互证。 所以小说中䨲杰的故事，大抵由高宗、武后朝的文献，与《大唐西域记》等域外见闻拼贴而成，后文中我将一一辨析。
铺垫至此，三纸无驴，且让我们直奔主题，看看小说的原文。 这里一下出现了十条关于女国的记载，我均已编号标出：
“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云：东至扶桑，扶桑之蚕长七尺，围七寸，色如金，四时不死。五月八日呕黄丝，布于条枝，而不为茧。脆如□，烧扶桑木灰汁煮之，其丝坚韧。四丝为系，足胜一钧。蚕卵大如燕雀卵，产于扶桑下。赍卵至句丽国，蚕变小，如中国蚕耳。其王宫内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晓而明如昼。城忽不见，其月便蚀。
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馀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馀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
四海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no.1）
南至火洲之南，炎昆山之上，其土人食蝑蟹髯蛇以辟热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为褐。皆焚之不灼，污，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极峻造天，四时冰雪，意烛龙所居。昼无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观北极。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饮之醉人。 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间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男死女活。鸟自衔其女，飞行哺之，衔不胜则负之。女能跬步，则为酋豪所养。女皆殊丽，美而少寿，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no.2）
有兔大如马，毛洁白，长尺馀。有貂大如狼，毛纯黑，亦长尺馀。服之，御寒。朝廷闻其言，拊掌笑谑，以为诳妄。曰：“邹衍九州、王嘉《拾遗》之谈耳。”司徒左长史王筠难之曰：“书传斯载： ‘女国之东，蚕崖之西，狗国之南，羌夷之别种，一女为君’，无夫蛇之理，与公说不同。何也？” （no.3）
公曰：“以今所知，女国有六。何者？ 北海之东，方夷之北，有女国，天女下降为其君。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no.4)
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国，其女悍而男恭。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no.5)
昆明东南，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生男类父，而入山谷，昼伏夜游；生女则巢居穴处。(no.6)
南海东南有女国，举国惟以鬼为夫，夫致饮食，禽兽以养之。(no.7)
勃律山之西，有女国，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举国无夫，并蛇六矣。(no.8)
昔狗国之南有女国，当汉章帝时，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no.9)
若犬夫猿夫鬼夫水夫之国，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论。”(no.10)
俄而扶桑国使使贡方物，有黄丝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丝也。帝有金炉，重五十斤，系六丝以悬炉，丝有馀力。又贡观日玉，大如镜，方圆尺馀，明彻如琉璃。映日以观，见日中宫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与使者论其风俗、土地、物产，城邑、山川，并访往昔存亡。又识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伏，具言情实。间岁，南海商人赍火浣布三端，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遥识，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缉木皮所作，一是续鼠毛所作。”以诘商人，具如杰公所说。因问木鼠之异，公曰：“木坚毛柔，是何别也？以阳燧火山阴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试之果验。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黏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宝信矣。昔波罗尼斯国王有大福，得获二宝镜。镜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孙福尽，天火烧宫。大镜光明，能御灾火，不至焚爇。小镜光微，为火所害。虽光彩昧暗，尚能辟诸毒物，方圆百步，盖此镜也。时王卖得金二千馀斤，遂入商人之手。后王福薄，失其大宝，收夺此镜，却入王宫。此王十世孙失道，国人将谋害之，此镜又出。当是大臣所得，其应入于商贾？其价千金，倾竭府库不足也。”因命杰公与之论镜，由是信伏。更问“此是瑞宝，王令货卖，即应大秦波罗奈国、失罗国诸大国王、大臣所取。汝辈胡客，何由得之？必是盗窃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对。俄而其国遣使追访至梁，云其镜为盗所窃，果如其言。 后有魏使频至，亦言黑貂白兔鸭马女国，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周游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虚说，皆为美谈。故其多闻强识，博物辩惑。虽仲尼之详大骨，子产之说台骀，亦不是过矣。(……后略）”
这十条，当然并非对应十个女国，其中有重复描写的段落。 总体来说应有七国：西海女国、北海女国、川东女国、中南女国、南海女国、藏西女国、扶桑女国。其中有些女国在唐代之前已见记载，有些女国则只在武则天时代存在，下面我们来逐个解释。
三、北海女国：新罗女王善德、真德
杰公在故事一开始所说的西海女国 （no.1）和鸭马女国 （no.2）是最怪的，故而被“左长史王筠”诘问：书传中只有一个女国 （no.3），您说的这些都是啥？杰公赫然提出了“六女国”之论，我们先从这六个开始，最后再回来处理前面的女国。
六女国中的第一个是： “北海之东，方夷之北，有女国，天女下降为其君。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no.4)。所谓北海女国，在典籍中出现甚早，如:
《后汉书.东夷列传》"又有北沃沮(...)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闚之辄生子云"
《三国志.魏书.东沃沮传》"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其域皆在沃沮东大海中。"
但这个传说之国应该在东北海外，为纯女之国，和杰公所言的“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明显不符。东北亚的朱蒙类神话中，神王为女子感孕而生，也并非“天女下降为其君”。那么，杰公言之凿凿的女国是从何而来的呢？
答案很简单，来自现实。因为这里说的，不就是刚发生在朝鲜半岛不久的真实历史吗？公元632年，新罗真平王死后无子，于是其长女金德曼即位，是为善德女王。公元647年死，传位其堂妹金胜曼，即真德女王，又执政到654年。新罗女主当国二十余年，唐朝自然是很清楚的，和新罗还有着紧密的军事合作。《旧唐书.东夷传》有载：
“是岁，真平卒，无子，立其女善德为王。(...)太宗将亲伐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二十一年，善德卒，赠光禄大夫，余官封并如故。因立其妹真德为王，加授柱国，封乐浪郡王。”
《梁四公记》的作者对于这段历史自然是熟悉的，所以他记录的这个北海女国， 截然不同于前代史书的奇幻记载，基本是照实而写，无非一个由女性君主统治的正常国家罢了。（唯一的超自然描写是所谓“天女”，然而善德、真德为新罗最后一代圣骨贵族，《新唐书.东夷传》“遣使者册善德袭父封，国人号圣祖皇姑”，称王女“圣祖皇姑”为“天女”，似不为过）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只要是女性统治的国家就可以称之为女国吗？《魏书.序纪》载代王拓跋贺傉 （后追封北魏惠皇帝）在位时“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同书《皇后列传》又言“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 可见只要是女主摄政，就可以被称为女国，更遑论称王掌权了。
（注：在此前后，朝鲜的女性统治还有，公元540年保道夫人摄政、541-551年只召太后摄政、765-780年满月夫人摄政）
《善德女王》电视剧
四、川西女国：东女国敛臂、俄琰儿
接下来的这个女国也基本是真实历史： “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国，其女悍而男恭。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no.5)
板楯蛮在川东、川北一带，则这个女国指的就是位于川西的“东女国”。这个国家在《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中有详细记载：
“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
唐初武德年间，东女国女王汤滂氏就曾“遣使贡方物”，垂拱二年（686），“其王敛臂遣大臣汤剑左来朝，仍请官号。则天册拜敛臂为左玉钤卫员外将军，仍以瑞锦制蕃服以赐之”，天授三年（692），其王俄琰儿来朝。万岁通天元年（696），又遣使来朝。 可见在武则天主政期间，东女国与中国的关系非常亲密。692年时，武则天刚刚正式称帝不久，其女王俄琰儿就亲自来朝，可谓两国交往史上的巅峰，算是两位女王之间的互相认可了。到玄宗时此国再次遣使中原，已经以男子为王，可见其国内也发生了变革，女性统治的历史可能已随着女王时代的结束而终止了。
曾在武周中枢任职的张说，对于东女国之事想必耳熟能详。张说同时代的其他人应该也多有了解，所以这里作者基本以白描为主，没有任何奇幻情节。而“左长史王筠”所说的那个女国“狗国之南，羌夷之别种，一女为君” （no.3），按照《旧唐书》的描述，也就是川西女国。所以，不论在小说文本中，还是在历史背景下，这都是“武帝” （武周）朝知识分子所共同认可的女国。
（注：东女国在唐之前应该就已存在，而中唐之后依然还有此国“女王”的记录。东女国王汤立悉与“西山八国”酋长在贞元年间求见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内附，南诏王异牟寻在其《贻韦皋书》中说“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拔首领并蒙诛刈，仆固志忠身亦丧亡，每虑一朝亦被此祸”，这个“西山女王”应该就是东女国国王，或许东女国在此时又恢复了女性统治，或许汤氏一族就是以母系传承的？）
五、中南女国：真腊女王阇耶黛维
接下来所说的这个猿夫女国，其原型比较复杂，需要详细考索一番：
“昆明东南，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生男类父，而入山谷，昼伏夜游；生女则巢居穴处。”（no.6）
所谓绝徼，《汉书》颜师古注曰:“东北谓之塞，西南谓之徼”，绝徼之外则指在中国西南境外很远。 这个女国明显是东南亚中南半岛上的某个政权，而在公元7世纪的东南亚史上几个重要的国家：林邑、真腊、哈里奔猜，都曾经出现过女性统治者。兹分述如下：
八世纪初东南亚诸国形势图
1.林邑国女王伊萨那跋摩（Isanavarman）
公元645年，林邑 （占婆）国王范镇龙 （Bhasadharma）被弑，内乱之后，大臣共立其妹 （或姐）伊萨那跋摩为女王。不久之后伊萨那跋摩嫁给真腊贵族诸葛地 （Vikrantavarman），诸葛地于是成为新王。其后伊萨那跋摩与诸葛地可能一直共治到686年。这件事在《新唐书.南蛮传》上有记载，但只称女王为“头黎女”：
“十九年，摩诃慢多伽独弑镇龙，灭其宗，范姓绝。国人立头黎婿婆罗门为王，大臣共废之，更立头黎女为王。诸葛地者，头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真腊。女之王不能定国，大臣共迎诸葛地为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宝，凡三入献。”
根据入献的记录来看，武周朝的中国人完全了解这位女王的存在。
2. 哈利奔猜的建国女王占末旦维（Camadevi）
哈利奔猜是泰国北部的古国，中心在今南奔府。根据当地的编年史Camadevivamsa （意为“占末旦维世系编年”）记载，占末旦维 （Camadevi /Jamadevi）是罗涡 （罗斛）的公主，却来到北方建立哈利奔猜，领导人民修筑城市，并与周边民族斗争。根据推测，她大概生于633年，约658-688年统治哈里奔猜，此后传位其子，自己作为太上女王活到731年。据其他的史料，也有人认为她生于623年，死于715年的。
她的国家在唐代便被称为“女王国”，如樊绰《云南志》之《南蛮疆界接连诸夷国名》称：“女王国，去蛮界镇南节度三十余日程。其国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与驩州百姓交易。蛮贼曾将二万人伐其国，被女王药箭射之，十不存一，蛮贼乃回”。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之《补安南录异图记》称：“水之西南，则通阇婆、大食之国；陆之西北，则接女国、乌蛮之路”，可见此国大抵在南诏周边一带，实力颇强。《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南诏的地理时也如此说：“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 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 根据这些材料，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把女王国定在南诏正南，也即以南奔府为首都的哈利奔猜国。
泰国学者关于占末旦维的活跃年代尚有不少争议，中国学者中也有认为女王国不是哈里奔猜，而在老挝的。这里没有篇幅一一阐释，详细讨论可以参见段立生《女王国考》一文。
女王国在南诏之南
3. 真腊女王阇耶黛维（Jayadevi）
真腊在阇耶跋摩一世期间盛极一时，但是此王无子，死后传位给女儿阇耶黛维 （一说为侄女）， 于是真腊进入女王统治时期，阇耶黛维约681-713年在位，其时代正好和武周相当。在武则天遭遇神龙政变时，真腊女王似乎也迎来了她的统治危机，最终国家分裂。《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对此有所记载：
“自神龙以后，真腊分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泽处，谓之水真腊半；以北多山阜，谓之陆真腊，亦谓之文单国。高宗、则天、玄宗朝，并遣使朝贡。”
西方历史学家则认为，可能真腊从来就没有过统一的中央政权，女王阇耶黛维所领导的国家，大概只是其中较强大的一邦。大约公元707年后，此邦衰落。吴哥的考古发现显示，最迟到713年仍有女王的铭文存世。此后，按照Trudy Jacobsen的研究，女王传位给了媳妇Indrani，她和丈夫Pushkaraksha (又称 Indraloka)共治。这个国家保持着女性继承的传统，此后又延续了数代之久 （Indrani传Nrpendradevi,再传Jayendrabhā,再传Jyestha,参见Lost goddesses: the denial of female power in Cambodian history一书）。 如此，阇耶黛维及其女性后代统治的这个“真腊”，是纯正的“女国”。
唐代史料虽然没有对这个女国有直接的记载，但阇耶黛维统治期间，也即高宗、武周朝，她都曾遣使朝贡 （“高宗、则天、玄宗朝，并遣使朝贡”），加上真腊历来与中原有所联系，所以武周时人知道彼处有女性政权存在，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那么，这三个女性政权，到底哪个才是杰公口中的猿夫国呢？如果我们一定要落到实处，将会发现：
1.林邑女王伊萨那跋摩，其所在位置最符合“昆明东南”的方向，但治国时间较短，不太能称之为“女国”；
2.哈利奔猜女王占末旦维，应该就是唐代史料中“女王国”的创始人，但是其位置在昆明正南偏西；
3.真腊女王阇耶黛维，吴哥城位置在昆明南方偏东，且女性政权持续存在，但唐代相关记载最少。
所以，猿夫女国可能是这三者的杂糅和再创作。如果只能选一个，我选阇耶黛维，因为她的统治时期几乎完美地与武则天重合。
我们再仔细看《梁四公记》对于“猿夫”的描述，其母题是我国西南的“猿猴盗妇”神话，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汉代《焦氏易林》，图像证据则见于四川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石。陈志勇在《论“猿猴盗妇”故事的文人想象与宗教叙事》一文中，将之总结为一种中原文人对于西南边地的想象。 在高宗、武周时期，另有一篇极著名的小说《补江总白猿传》，写的也是西南边地猿猴盗妇，可见这个母题在当时之流行。《梁四公记》的作者很有可能是结合了流行小说与真实史实，创造出了这个“猿夫女国”。
（注：在女王时代稍前，南亚还有两位女性统治者见诸史料，即孟加拉Chandra王朝的女王Nitichandra，520-575及Pritichandra，578-590。中南诸国此前的女王传说也有很多，比如扶南的柳叶神话，见载于《梁书》。）
六、南海女国：阇婆女王悉莫
接下来是所谓的南海鬼夫女国：“南海东南有女国，举国惟以鬼为夫，夫致饮食，禽兽以养之”（no.7）
这个国家很容易确定，《新唐书.南蛮传》曰：
“诃陵，亦曰社婆，曰阇婆，在南海中。(…)贞观中，与堕和罗、堕婆登皆遣使者入贡，太宗以玺诏优答。堕和罗丐良马，帝与之。至上元间，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道不举遗。大食君闻之，賫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辄避，如是三年。太子过，以足躏金，悉莫怒，将斩之，群臣固请。悉莫曰：‘而罪实本于足，可断趾’。群臣复为请，乃斩指以徇。大食闻而畏之，不敢加兵。”
考察印尼史，我们发现这位“悉莫”就是诃陵国（Kalingga）的著名女王Ratu Shima。她出生于611年，648年嫁给诃陵国王Kartikeyasingha之后，与丈夫一起统治了26年。674年丈夫死后 （即唐高宗上元年间），她成为女王，又施政到695年， 掌权长达半个世纪，不仅和武则天几乎同时，连履历都十分相似。诃陵本就是爪哇岛上的大国，“旁小国二十八，莫不臣服”“南中洲之最大者”，在悉莫女王时代更是文化昌明、盛极一时。公元664年，唐土的僧侣会宁来到诃陵，在此居住三年。在当地僧侣的协助下，他翻译了许多小乘佛教的文献，并将之寄回了中土，然后自己从诃陵泛海前往天竺，事见于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会宁律师，益州成都人也。稟志操行，意存弘益。少而聪慧，投迹法场，敬胜理若髻珠，弃荣华如脱屣。薄善经论，尤精律典。志存演法，结念西方。爰以麟德年中，仗锡南海， 汎舶至诃陵洲，停住三载。遂共诃陵国多闻僧若那跋陀罗，于阿笈摩经内译出如来涅槃焚身之事。”
这位诃陵高僧若那跋陀罗，在《开元释教录卷.第九》中又称“智贤”：
“沙门若那跋陀罗，唐云智贤。南海波凌(亦曰诃陵)国人也，善三藏学。往者麟德年中，益府成都沙门会宁，故游天竺观礼圣迹，汎舶西逝，路经波凌国。遂共智贤译涅槃后分二卷，寄经达于交州。会宁方之天竺。”
唐人对于诃陵国女王的了解, 大概也来自于此时的民间交流。悉莫死后，其国一分为二，北部由其女Parwati统治，南部则交由其子Rakryan Narayana （可能就是《新唐书》中被斩断脚趾的那位太子）。Parwati死于709年，Rakryan Narayana于是武力侵占了她的领地。Parwati的女儿Sannaha于是向东逃亡，Sannaha的儿子珊阇耶 （Sanjaya ）后来创立了著名的马打兰王国。而Sannaha的女性后代可能还在一些地方保持着统治者的身份，因为后来宋朝的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仍称阇婆 （诃陵）为女国：
“阇婆国又名莆家龙，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月馀可到。东至海，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
当然，这是好几个世纪之后的事了，也许是另外的政治传承也未可知。至于《梁四公记》中的“以鬼为夫”等描述，不过是唐人对于东南亚岛民的妖魔化罢了。
阇婆（诃陵）形势图
七、藏西女国：苏伐剌拏瞿呾罗
第五个女国便是位于勃律、葱岭的藏西女国： “勃律山之西，有女国，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举国无夫，并蛇六矣。”（no.8）
这个国家在唐前就已存在，中土屡见记载，如《隋书.西域传》云：
“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
但是后人却常常把这个国家和川西“东女国”搞混，比如《新唐书》所说“东女，亦曰苏伐剌拏瞿呾罗”，这很可能是受了《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后书云：
“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
需知，《大唐西域记》此处说的东女国，是相对于书中提到更西方的西女国而言。苏伐剌拏瞿呾罗应是梵文Suvarna-gotra （黄金家族/世系）,可见其受天竺文化影响，在地理上又靠近婆罗吸摩补罗国 （尼泊尔）和大雪山 （喜马拉雅山），今人考证当在拉达克一带，显然不是羌人别种的川西女国。而《隋书》的女国，地理上在“葱岭之南”，文化上信仰阿修罗神，与天竺通商，并时有交战，其“女王之夫，号曰金聚”，又显然与苏伐剌拏瞿呾罗相契合。 故而，苏伐剌拏瞿呾罗绝不是川西女国，而应该是藏西女国。此节现代学者已辨之甚详，不再赘述。
但如今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隋书》所言的藏西女王“苏毗末羯”，实为藏文史料中的森波之王“森波杰”。而大小女王对应的正是森波杰· 达吾甲和森波杰· 赤邦孙，因这两人的内斗而导致森波最终被吐蕃所征服。所以，苏毗/森波就是苏伐剌拏瞿呾罗女国。关于此节，聚讼纷纷。其实迄今为止，藏文史料中并没有达吾甲、赤邦孙是女性的明证，苏毗/森波是个大国，而苏伐剌拏瞿呾罗是一雪山小国，显然不可等量齐观。所以此处只能存而不论了。
达吾甲和赤邦孙的时代约在6世纪中，亦非武周朝事，和我们的主题略远。 而苏伐剌拏瞿呾罗则从隋代活跃到唐代开元年间，所以在武周朝时当然也是存在的。公元723年，新罗僧人慧超前往天竺取经，后写有《往五天竺国传》，是书记曰：
“又一月程过雪山。东有一小国，名苏跋那具怛罗，属土蕃国所管。衣著与北天相似，言音即别。土地极寒也。”
此国便是Suvarna-gotra，此时已沦为吐蕃属国，但依然有政权存续。张说既读过《大唐西域记》，自然是知道此国的。而且他并没有像后人那样把川西、藏西两女国搞混，倒是在小说中分得很清楚。
至于所谓以水为夫，这也是有漫长传统的。《山海经·海外西经》：“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郭璞注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这里就已经把西方女国与浴水怀孕联系起来了。 （《山海经.大荒西经》也有：“有女子之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梁四公记》只不过将这一神话，与武周朝西方真实存在的国家结合起来了。
《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自然也在这一传统中，它很可能是受了《梁四公记》的启发，把玄奘所记的“苏伐剌拏瞿呾罗”串联上“梁朝西部的女国”，便有了国中无男子 （对应本文“举国无夫”），靠子母河怀孕 （对应本文“女子浴之而有孕”）的“西梁女国”。一说“西梁”暗指“西凉”，唐人已混用两字，如《梁州曲》等，亦通。
此外，武周朝时的吐蕃，其真正的执权者也是一位女性，即没庐·赤玛类。她在丈夫芒松芒赞死后摄政（676-689），后来一度还政给其子杜松芒波杰。但儿子死后，她又再度摄政（704-712），辅佐年幼的孙子赤德祖赞 （尺带珠丹）。在此期间，她多次遣使武周朝廷，请求联姻：“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则天许之”。虽然之后发生了神龙政变，武则天下台，和亲政策却仍在中宗朝完成，这便是金城公主的出嫁：
“俄而 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然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 （《旧唐书.吐蕃传》）
如此重大的事件，时人张说自然清楚；在他的文章《和戎篇送桓侍郎序》中，还曾直接记录过长安三年吐蕃使节的来访。 所以他笔下的藏西女国，说不定也带有一些没庐氏的影子。关于此人研究，又详见林冠群《唐代吐蕃的“女主”——墀玛蕾》、陈崇凯刘淼《一代女皇和一代女王：武则天与赤玛伦生平及藏汉关系评议》等文，此处就不展开了。
（注：整个藏区可能还存在过更多的女性政权。吐蕃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女国，但早期“天赤七王”的名号里都带有母亲的名字，显然是从母系社会转化而来。至于武周朝时还有多少这样的政治残留，尚待考证。）
八、拂林国与宝石谷
第六个女国 （“并蛇六矣”），就是杰公最开始提到的那个西海蛇夫女国 （no.1）：
“四海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
这里需要考辨之处很多，但不妨先剧透一下， 此国应该就是墨洛温王朝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在六到七世纪中，其王后已数度出任摄政，执掌朝权，即所谓“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离武周朝最近的是克洛维二世之王后巴尔希尔德 （Bathilde），其于657-664年摄政，最终活到680年，生前通过教权影响王权，死后被封圣。 小说中的“俗无书契，而信咒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则明显是基督教的神意审判（iudicium dei）。欧陆的这种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六世纪早期法兰克人的沸水神判，见载于墨洛温王朝克洛维一世时所编成的《萨利克法》：“如果有人被判处把手放入沸水锅的考验，那么，双方可以达成协议，使被判决者可赎回自己的手，并提出共同宣誓的证人”，后来又有诸如火审、抽签、决斗等种种形式，不外乎赌咒发誓，以某种形式进行神意试验，然后“直者无他，曲者立死”，以此判定罪行之有无。 此事除《梁四公记》外，从未见于其他任何女国记载之中。
中世纪欧洲的神意审判
作者因何对神意审判如此言之凿凿呢？七世纪末的唐人有可能知道遥远泰西的女性世界吗？其信息来源渠道是什么？
答案有且只有一个：来自拂林国，即东罗马。这个国家在小说文本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让我们从拂林国开始揭示唐朝与西欧的联系。而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可能已经猜到，脑洞的关键最后必然会落到“那个人”的身上。
小说是这样描述拂林的： “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馀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馀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以和诸多文献互证，如《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西北接拂懔国，境壤风俗，同波剌斯。形貌语言，稍有乖异，多珍宝，亦福饶也”或稍后杜环《经行记》：“拂菻国在苫国西(..)多工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
其他如《往天竺五国传》《旧唐书》等，提及拂菻，均称赞其多宝物、善工巧云云。 所以，《梁四公记》中的拂林就是惯见于唐代文献中的那个拂菻，即东罗马帝国。
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则显出了这本小说的独到之处。这个用肉饵从深谷中取出宝藏的故事，其原型正是来自于东罗马帝国，而在本文中首现于中国，比后来《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冒险记的同类故事要早很多年。
小说对这一故事似乎特别上心，在稍后文章中又重复了一遍：“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黏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
前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德国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1915年即指出，《梁四公记》的这两段记载，和“宝藏谷”最早的版本，即东罗马帝国塞浦路斯的主教Epiphanius of Salamis （约315-403）所传，简直如出一辙。三个核心元素：深谷藏宝、投肉作饵、鸟衔宝出，两者高度一致，使人无法怀疑其联系。《梁四公记》应该是直接受到了来自东罗马，也即拂菻的某个信息源影响。 （参见其书The diamond：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注：此外，杰公提到的“火浣布”也有罗马色彩，《晋书.四夷傳》谓大秦“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晋人殷巨《奇布赋》亦云“惟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作镇南方(…)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则南海之火浣布，原产地或为罗马）
让我们再看小说对西海女国的描写，便会发现完全相同的现象：
No.1文字的前半部分，也可以和诸多文献互证，如《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宝货，附拂懔国，故拂懔王岁遣丈夫配焉，其俗产男皆不举也。”《经行记》“又闻(拂菻)西有女国，感水而生”《新唐书.西域传》“西北距拂菻，西南际海岛，有西女种，皆女子，多珍货，附拂菻，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
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则是完全独立的文献来源，精准描述了中世纪早期欧洲刚开始流行的神意审判，以及法兰克的女性摄政情况。其用语确凿，白描史实，毫无虚幻。这让人不得不相信，《梁四公记》有着自己的第一手信息源。
这个信息源只可能是那个男人： 来自波斯、力抗大食、出使拂菻、终老唐土的神秘人物，阿罗憾。
他大概就是䨲杰的原型了。
九、西海女国：巴尔希尔德王后
清末，洛阳东南郊楼子村附近出土了一块珍贵的石碑，即《阿罗憾墓志铭》，其文曰：
“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丘之铭 。君讳阿罗憾，族望波斯国人也。显庆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有称，名闻（西域）；出使召至来此，即授将军北门（右）领使，侍卫驱驰。 又充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林西界立碑，峨峨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诸国肃清，于今无事。岂不由将军善导者，为功之大矣。 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立功，非其一也焉。此则永题麟阁，其于识终，方画云台，没而须录。以景云元年四月一日，暴憎过隙，春秋九十有五，终于东都之私第也。”
历来关于这位阿罗憾 （616-710年）的真实身份，聚讼纷纭，有说他的本名应为亚伯拉罕 （Abraham），为景教徒首领的；有说他是伊朗传说中的救世英雄瓦赫兰 （Wahrām），是波斯王子的。这里无暇深辨，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他是波斯人，因萨珊王朝为阿拉伯帝国所灭，随着同族逃到长安求援，此后又被派回西方，进行复国大计。
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一文认为，阿罗憾在公元663-668年间，奉唐廷之命出使东罗马，准备共同对抗日益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他沿着隋代裴矩《西域图记》所记载的北路西行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最后到达了东罗马帝国的西界，因为此时的君士坦斯二世饱受内忧外患困扰，已经不得不离开拜占庭，迁居到意大利，所以最终双方“于拂菻西界立碑”以为合作的纪念。 如果是这样，阿罗憾从东罗马带回宝藏谷的故事、法兰克的情报，都是很好理解的。《梁四公记》中独特的信息来源，就完全可以解释了。
阿罗憾墓志铭
但是，学界似乎不愿接受这个说法，而更愿意相信日本学者榎一雄在1942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碑文中的“拂菻”并不是东罗马，而其实是“忽懔”的别称。此地在今阿富汗境内，则阿罗憾的活动范围从来没有超出中亚，更遑论西亚和西欧了。这一观点最初并不被重视，但是意大利汉学家富安敦1996年在《所谓波斯“亚伯拉罕：一例错误的比定》一文中重提此说，后来又被荣新江、马小鹤等人接受，于是这种解读成为了主流。
可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富安敦的这篇文章，便会发现其文主旨在于否定阿罗憾的景教徒身份，对于榎一雄的说法只是稍加支持。他本来“确信拂菻之所指，盖不会有别于唐代官方资料上认定的地方，即东罗马”，后来却自我怀疑，“虽然我越来越相信东罗马与阿罗憾毫无关系，但我仍宁愿对此暂不下定论，有望今后学者对此细加分析”。综观其文，既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什么有力的新证，也没有得出结论，实在无法说服我相信榎一雄迂曲的论证，将拂菻指为忽懔。
富安敦对林梅村的批评也很让人无语，他认为 “于拂林西界立碑”也可以释读为 “在拂林这个西部边界立碑”，所以拂林可能就在中国西界。这是西方汉学家常见的一个问题，但凡中文母语者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墓志铭真要表达这个意思，肯定会用 “于西界拂林立碑”，而不会使用具有高度歧义的表达，这种评论更像是汉学家的诡辩。
我并非要完全接受林梅村的说法，也不认为阿罗憾是犹太人或景教徒，甚至不需要详考他到底有没有去过意大利。 按照对《阿罗憾墓志铭》原文的最直接理解，阿罗憾是波斯族裔，为了复国计划，前往联络东罗马共抗阿拉伯，曾经到过东罗马的西部边界（可能是意大利，也可能是东南欧某地）， 这岂不是明白如话的吗？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为何要选择一个曲折复杂，很可能违背原文的解读？要知道，阿罗憾是波斯人，他的世界是以伊朗为中心的，他既可以东向大唐求援，更可以西往拜占庭。通过“忽懔”的解读把他的行为限制在中亚，未免格局太小。
就算我们切换回中国视角，当时人也完全有出使东罗马的意愿和可能。早在隋朝时，“隋炀帝常将通拂菻，竟不能致”，但是公元7世纪中期开始，东罗马频繁出使中国，中国方面自然也可以回访。
《旧唐书.西域传》“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栧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667），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719）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这里已经记载了五次来访，又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一记载：“景云二年(711)十二月，拂菻国献方物”，则60年内便有6次来访，显然其原因就是这里说的“大食强盛，渐陵诸国”。 那么，唐朝以波斯人阿罗憾为使，借助其关系、阅历，与东罗马互相往还联络，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谓的翻案便到此为止吧，我们其实只要相信出土碑文的最直接解读就可以了， 阿罗憾是波斯人，曾经去过东罗马西界，也就是欧洲，很可能带回了《梁四公记》中关于泰西的独特信息，这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法兰克“女国”的具体情况。王秀红《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王后们》一书对当时的女性掌权者做了专门研究： “墨洛温王朝的王后们拥有很大的权力，她们能够出席并召集各种高级教俗会议，直接负责外交事务，处理王国间的纠纷，甚至直接介入军事冲突”。这种传统贯穿整个六至七世纪的法兰克史，比如在墨洛温王朝早期，克洛维一世的妻子克洛蒂尔德 （Clotilde，约474-545）就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是她促成了克洛维改信基督教，在克洛维死后依然长期活跃于政治领域，主导了灭亡勃艮第之战，后封圣；接着，六世纪末，两位女摄政奥斯特拉西亚的布伦希尔德 （Brunhilda）和纽斯特里亚的芙蕾德贡德 （Fredegund）进行了漫长而狗血的宫斗； 在阿罗憾出使拜占庭时，则正赶上巴尔希尔德王后摄政（Bathilde，657-664）。她广泛任命亲信出任地方主教，通过宗教事务影响王国政治，死后也被封为圣徒。可能正是这种积极的宗教活动，让阿罗憾注意到了在法兰克新兴的“神意审判”，从而将这则消息带回了中国。他将拂菻以西的这一女子摄政之国称为“女国”，也是完全合理的。
早年玄奘在七世纪初也听说过西欧女国，则可能是布伦希尔德与芙蕾德贡德的零星传说 （布伦希尔德同时也是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同名人物的原型）。 张说在《梁四公记》中，提及拂菻和西欧女国的传说，每次都是先述以《大唐西域记》等书的内容，然后再加上阿罗憾传来的最新消息，所以前半段其来有自，皆有中国文献可稽，而后半段言之凿凿，则都可证之以域外史籍（法兰克女主事，在《法兰克人史》等书中；神意审判则在《萨利安法》中），可谓条理清晰，绝非胡编乱造。
其实作者在主人公的命名上也已经透露了信息来源，所谓“闯、䨲杰、䴰䵎、仉䀾”四公者，故意取生冷难读之字，暗示此为外国人名。 或许，这些字就是阿罗憾及其同族波斯人以类似“则天文字”写成的化名，以显示其中故事正是作者闻之于西方拂菻归来的异人。
（注：欧洲在此前后的女性政权还有伦巴第的西奥德琳达Theudelinde，590-591,616-626两度摄政；英国威塞克斯的女国王塞克斯伯Seaxburh，672-674在位；波西米亚的莉布丝公主Libussa, 7-8世纪人，传说中布拉格城的创建者，捷克人的祖先；波兰的旺达公主Wanda, 700年前后人,传说中的波兰女王; 东哥特的阿玛拉逊莎Amalasuntha，提奥多里克大帝之女，526-534年摄政，曾短暂称王；东罗马的狄奥多拉Theodora，527-548与查士丁尼共治，玛缇娜Martina,希拉克略之妻，641年短暂摄政，伊琳娜Irene，约780-802执政并称帝；至于萨珊波斯，也有孛兰与阿扎米杜赫特姐妹，在630-632年为女王。所以玄奘、阿罗憾对于西方的女王绝不会一无所知。至于所谓“蛇夫”传说，如果不是小说家言，那可能是古典晚期罗马帝国境内的Glycon信仰，流行于爱琴海周边，以马其顿为盛，据说不孕的女子给Glycon大蛇带来供品，便能怀孕。）
17世纪法国宗教绘画中的圣巴尔希尔德
十、鸭马女国之谜
这里顺带研究一下No.2中的鸭马女国相关描述：
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间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男死女活。鸟自衔其女，飞行哺之，衔不胜则负之。女能跬步，则为酋豪所养。女皆殊丽，美而少寿，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
文中的三海，不知是漆海、乳海和哪一海，可能文字有脱漏，但总之应该指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大鸭生骏马”殊不可解，但后文又称之为“鸭马女国” （“后有魏使频至，亦言黑貂、白兔、鸭马女国，往往入京”），所以对我们的考证非常关键。再之后则是“大鸟生人”的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民族中颇常见，如朱蒙类神话，又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等。
关于此国，我可以提出两种解释，试论之：
解释一
此女国位置在东北极远，从其“男死女活”的描述看来，可能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魏书.东沃沮传》中 沃沮附近海中的纯女无男之国。
有人猜测其位置在堪察加半岛或库页岛，当地的女国在唐代无记载，但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有“女人国，居东北海角，与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国无男，每视井即生也”；元周致中《异域志》有“女人国(...)与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国无男，照井而生，曾有人获至中国”， 这个女国似乎是一直存在的，大抵为东北亚一母系氏族部落。
小说中其特产黑貂白兔，常见于东北亚，如《三国志. 魏志.夫余传》“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银饰帽”或《新唐书.东夷传》“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如果是在堪察加半岛，则也符合“三海间方七百里”的说法，当时唐朝就与此地的流鬼国有接触，《新唐书·东夷传》曰：“流鬼去京师万五千里，直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穷。人依屿散居，多沮泽，有鱼盐之利”。但可惜，这个流鬼国似乎是个父权国家，“贞观十四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没有进一步证据显示其为女国。 而且，“鸭马”一语终究不可解。
解释二
那么这个让人头疼的“鸭马”，目前我能想到较合理的解释是《新唐书·东夷传》所云“有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鸭头，号鸭渌水”， 则小说的“大鸭生骏马”，实为鸭江（鸭绿江上游二源头之一）生出马訾水（鸭绿江古称）。综观其文，“大鸭生骏马”与后文的神话没有半点关联，只可能是与前文“水土肥沃”相连，指此女国位在水草丰茂的鸭绿江畔。 那么，也就是朝鲜半岛的新罗，亦合于“三海间方七百里”。《三国遗事》载新罗建国神话如下：
“杨山下萝井傍，异气如电光垂地。有一白马跪拜之状，寻捡之，有一紫卵。马见人长嘶上天，剖其卵得童男，形仪端美，惊异之(...)因名赫居世王(...)时人争贺曰:今天子已降，宜觅有德女君配之。是日沙梁里阏英井边有鸡龙现，而左胁诞生童女，姿容殊丽，然而唇似鸡觜。将浴于月城北川，其觜拨落。(...)女以所出井名，名之二圣。年至十三岁，以五凤元年甲子。男立为王，仍以女为后。国号徐罗伐，又徐伐，或云斯罗，又斯卢。初王生于鸡井，故或云鸡林国，以其鸡龙现瑞也。”
这段传说是卵生神话，符合小说“大鸟生人”之语；有美女，被称为“女君”“二圣”，可以算得上女王。《三国遗事》虽然年代较晚，但新罗早以“鸡林”为名，唐高宗龙朔年间以新罗为“鸡林州都督府”，可见鸡林神话在张说生活的年代就已为唐人所知。或许张说以“鸭马国”代指“鸡林国”，暗指新罗，因为后面写到了新罗女王国 （no.3），所以“鸭马女国”就不列于后面“六女国”之中。
（又：《新唐书.刘从谏传》有“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此应指马的毛色如鸭，可以视为名种。那么此国的“鸭马”会不会也类似呢？）
总体来看，这一女国大抵是张说混合东北各民族卵生神话，沃沮、新罗、流鬼等国的舆地、史传记载，拼贴而成，所以似是而非，故不录在“六女国”之论中。
十一、扶桑女国：日本推古天皇至称德天皇
小说中其实还隐藏了一个女国，那就是杰公在“六女国”论之后所提及的“犬夫国”。这一段话 （no.9-10）颇引人疑惑：
“昔狗国之南有女国，当汉章帝时，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夫之国，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论”
疑问一，狗国之南有女国，这就是王筠所说的“狗国之南，羌夷之别种，一女为君” （no.3），也是他自己说的川西女国 (no.5)，为什么又说一遍呢？
疑问二，“若犬夫猿夫鬼夫水夫之国”中，猿夫即中南女国 （no.6）,鬼夫即南海女国 （no.7），水夫即藏西女国 （no.8），前已论之，但是犬夫国呢？
先解释第二个问题，《梁书.东夷传》中记载过这个犬夫国，就是扶桑女国，其男子都是狗头人：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天监六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墻，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又见唐杜佑《通典.边防二》）
但是扶桑在哪里？扶桑之东女国又在哪里？历来争议极大。 按照一种流行的说法，扶桑在美洲墨西哥，那么这个女国便可能是玛雅了，玛雅在七世纪前后确实有不少女王，如蒂卡尔的女王Lady of Tikal（511-527）、纳兰霍的女王“六天夫人”（682-714，几乎和武则天同时）、帕伦克的女王Yohl Ik"nal(583-604)和Sak K"uk"(约612-615)、亚斯奇兰的女执政“晚星夫人”（742-751）等…… 不过，我不觉得唐人会知道这些，这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
《文明6》中的玛雅领袖“六天夫人”
扶桑本出《山海经》，只是一个极东之国的泛称， 而且在唐人的文学作品中已常指日本，如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及序中有“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扶桑若荠，郁岛为萍”；方干《送僧归日本》诗“大海浪中分国界，扶桑树底是天涯”；许兰《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归到扶桑国，迎人拥海壖”； 甚至认为日本在扶桑更东，如刘长卿《同崔载华赠日本聘使》“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徐凝《送日本使还》“绝国将无外，扶桑更有东”，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等等。 日本遣唐使自己也爱用若木、扶桑之语称本国，如晁衡《衔命还国作》“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岛田忠臣《夏夜于鸿胪饯北客归乡》“行李礼成回节信，扶桑恩极出蓬壶”。 碑铭证据则有《祢军墓志》中的“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约撰于公元678年。所以，同时代《梁四公记》里的扶桑国，应该也是日本的代称。
小说中扶桑国种桑的传说，也符合日本神话：《日本书纪.卷一》“即轲遇突智娶埴山姬，生稚产灵，此神头上生蚕与桑，脐中生五谷”，以及日本的历史现实：《日本书纪.卷十四》“天皇欲使后妃亲桑以劝蚕事”。
仔细推敲小说，“扶桑国”在故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整个关于女国的对话起自扶桑 （东至扶桑，扶桑之蚕长七尺），说完之后又终于扶桑 （俄而扶桑国使使贡方物，有黄丝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丝也），其地位甚至超过拂林国。 但是因为原文已残，我们今天读到的只是片段，所以不清楚为什么小说要这样安排，扶桑与女国又有什么关联。
回到“犬夫国”，杰公似乎觉得对这个国家不用太多解释，“博知者已知之”，所以完全没有展开说。 这或许是因为，此国就是扶桑，在唐人的一般认知中，也就是日本。其女主当国已有百年传统，7世纪末的唐人对此自是了解的。
《新唐书.东夷传》载：“日本，古倭奴也(...)其俗多女少男(...)崇峻死，钦明之 孙女雄古立。次舒明， 次皇极。”此处的雄古即推古女帝（592-628在位），而皇极则是皇极女帝（642-645,655-661重祚）。 这两位女帝早在武则天当政之前就已长期执政。
但是，《东夷传》后文对日本王统的记述，却有点不靠谱：“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未几孝德死，其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总持立。(...)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圣武立(...)圣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胜宝。(...)孝明死，大炊立。死，以圣武女高野姬为王。死，白壁立。”
如果考察日本方面的谱系，则有很多差异，尤其是在性别方面：
1.孝德天皇之后，皇极重祚，是为齐明天皇（655-661），《东夷传》则记为“其子天丰财”。在《日本书纪》中齐明又称“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
2.皇极死后，间人皇女短暂摄政 （以“中皇命”暂代天皇，有争议），传天智、弘文、天武天皇，再之后是持统女帝（686-697）。《东夷传》把持统记为“子总持”。
3.持统传文武，文武传元明女帝（707-715）。元明本名为阿閇皇女，《东夷传》作“子阿用”，可能是阿閇之误。
4.元明传元正女帝（715-724），再传圣武，再传孝谦女帝（749-758）。《东夷传》作 “女孝明”，这次性别是搞对了，但似乎将其母“光明皇后”的名字窜入其中。
5.孝谦传淳仁，然后重祚，为称德女帝（764-770），至此，日本近两个世纪的“女王时代”终于结束。《东夷传》误以为孝谦已死，却不知道“圣武女高野姬”正是孝谦本人，《续日本纪》就一直称其为“高野天皇”。
由此可见，唐人对日本女帝的系谱未必有完整的认知。不过，《新唐书》乃宋代编成，其于前朝材料传抄整理，必有错讹；而日本当时对于几位女帝的称呼也并不统一，不像今天这样明白。 但至少，唐人是知道且承认日本有多位女主这一事实的。
实际上正是从七世纪开始，日本频繁地向中国发出遣唐使，如高向玄理、伊吉博德、粟田真人等，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迅速增进。武则天对粟田真人颇有好感，还正式承认了“日本”之国号。 （《新唐书.东夷传》“真人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还之”《史记正义》“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
之后日本的孝谦女帝更是武后的迷妹，取过一堆四字年号，如天平胜宝、天平字宝、天平神护、神护景云等，明显是在追星。孝谦又把反对者和气广虫、和气清麻吕改名为别部狭虫、别部秽麻吕。看到这个山寨“剁灵”的烂梗，《神探狄仁杰》的粉丝应可会心一笑。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犬夫国”的原型就是扶桑女国，也即日本，那么我们还可以尝试解答第一个问题：这个所谓汉章帝时代的女国是什么？ 很可能这里“狗国之南”的女国就不是川西女国的复述，而是暗指日本古史上的邪马台国。
《后汉书.东夷列传》云：“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 光武赐以印绶。(...)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 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自女王国东度海千馀里至 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
关于卑弥呼的事迹有诸多争议，此处不能详考。这里仅就中文文本而言，《梁四公记》的“昔狗国之南有女国，当汉章帝时，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 （no.9），仿佛脱胎自《后汉书.东夷列传》，两者的相似处有：
1.汉代就有联系：《后》称光武绶印，《梁》改为汉章帝时
2.国危而生女主：《后》称无主而王，《梁》改为夫死妻代）
3.境外另有狗国：《后》称东有拘奴，即《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之狗奴国，《梁》改为在狗国之南。
这里的“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还暗合于7世纪的日本史。推古本为敏达天皇皇后，后知国，并遣使于隋炀帝；持统女帝之后，则还政于其孙文武天皇，文武时有粟田真人来访武周。自推古至于持统，三女四践皇位，前后跨度正当百年。 作者把文本之时代设置于梁朝，自不能直述隋唐事，于是便魔改《后汉书》，托言汉章帝，乃成小说家言。所以，No.9-10这整段文字，虽然没有明言扶桑女国，但又在处处暗指日本。
7世纪末的唐人既已知道日本女主当国，那么在讨论扶桑时提及女国，甚至默认扶桑为女国，也就非常合理了。至于作者为什么没有明言“犬夫国”“狗国之南女国”就是扶桑或日本，很可能是原小说前文中已经讨论过扶桑和犬夫之间的关系，已佚；又或者是作者认为在当时语境下不言自明。
当然，以小说与历史互证，始终缺乏百分百必然的逻辑。另有一种可能，就是张说并不确定日本当下是不是女国 （百年间经常男女换位，粟田真人来访武周时即为男主在位），为免质疑，便不收在“六女国”论中，以“犬夫”迂曲言之，不与前后“扶桑”相冲突，而留待观者自然联想，此亦小说家惯伎尔。
（注：东瀛的“女王时代”可以说是全世界诸国中最为绵长的了，吉村武彦《古代日本的女帝》对该现象有所研究，现已译成中文出版，值得一看。日本早期历史中还有太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无法一一讨论研究，只能从略。）
十二、武则天与张说
现在，让我们来假想一下这个场景：
公元702年，长安二年，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来朝，“武后宴之麟德殿”。她问及日本国情况，知道持统女王已经退位 （697年退，703年卒），现在是男主执政。她突然间想到，不知天下各“女国”发展如何，便与群臣谈起了国际局势。
此时，对外国诸藩最了解的阿罗憾 （曾“召诸蕃王，建造天枢”）谈及自己当年在西海听闻的女国传说，群臣不信。于是阿罗憾赫然提出了“六女国”论，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政权：
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王后、摄政巴尔希尔德（657-664），即西海女国（No.1）
朝鲜新罗国善德女王、真德女王（632-654） ，即北海女国（No.4）
川西东女国女王敛臂、俄琰儿（约680-700）及其后代，即川西女国（No.3/5）
西南真腊国女王阇耶黛维（681-713）及其后代，即中南女国（No.6）
南海阇婆国女王悉莫（674–695）及其后代，即南海女国（No.7）
藏西苏伐剌拏瞿呾罗女国，在吐蕃女摄政没庐·赤玛类治下（676-689，704-712），即藏西女国（No.8）
为何在七世纪前后全球有如此之多的女性统治者，又在东亚特别密集，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上国家，除了法兰克王国太过遥远之外，均与武则天政权有着直接联系。 武则天笑着向日本来使一一介绍这些女国，向他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天下观：以中国为圆心，一个女性统治的世界已经展开，彼此之间互相承认其执政的合法性。不知道是这些女国的广泛存在，给了武则天更多的支撑；还是中国女帝的存在，给了周边国家女性政权更多的激励。总之，这是世界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也是时人认知中绝无仅有的大事。
此时，任职右史、内供奉的张说就在现场，这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听到了阿罗憾的宏论、记下了武则天的言行，若干年后，将之改头换面，写成了“䨲杰”“梁武帝”和“扶桑国使”等人的故事，是为《梁四公记》。
右史的官职本名起居舍人，高宗龙朔年间改名，其职责为“掌修记言之史, 录天子之制诰德音, 如记事之制, 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 （《旧唐书·职官志二》）“每皇帝御殿, 则对立于殿(...)有命则临陛俯听, 退而书之, 以为起居注。 凡册命、 启奏、 封拜、薨免, 悉载之。 史馆得之以撰述焉” （《通典》 卷二一）。张说早年就与武氏集团关系密切，现在更是每天要随侍武则天左右，以记录其言行。 如果真的有人向武则天讲述过种种女国见闻，张说当然会听到，并且记录下来。很可能来自拂菻的故事正是阿罗憾讲给武则天听，而张说在旁附记的。所以，我才会假想出上面那副场景。不久，张说擢升凤阁舍人 （即原中书舍人），更是进入政权中枢，“凡大朝会, 诸方起居, 则受其表状而奏之。国有大事, 若大克捷及大祥瑞, 百僚表贺, 亦如之”，对于天下女国的状况必然更加熟稔。直到著名的“不作伪证”事件发生，张说才正式与武则天集团决裂，被流放到岭南。 （张说与武则天的亲近关系，参见熊飞《唐“文相”张说贬钦州前与武氏集团关系研究》唐代文学研究. 2021,01）
或者，杰公有可能是狄仁杰吗？
当然，《梁四公记》的创作时间不必真在702年，以上只是一种合理性的推想。后来张说在睿宗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在玄宗朝任“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晚年又“专集贤文史之任”， 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处理朝廷的政治、历史资料，甚至在问罪罢官之后，还一度自己“在家修史”。李元纮对此非常不满，乃上书曰：
“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贬褒，千载称之，前贤所难，事匪容易。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撰录，遂今国之大典，散在数处。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有凭，旧章不坠矣。” （《旧唐书.李元纮传》）
他认为修史事关国家机密、天下道德，不能让张说把资料带回家，自己一个人乱修，乃致“国之大典，散在数处”。于是玄宗“乃诏说及吴兢并就史馆修撰”，也就剥夺了其独立创作的权力。 此时的张说已被迫致仕，时刻面临着李林甫、宇文融等诸多政敌的抨击，《梁四公记》也许就是他“在家修史”时的失意之作。他回想武周朝的女国，发现到开元年间都已经凋亡无几，为了不让这段历史沉埋，便将手头的资料整理，托于小说家言。为躲避政敌的攻讦，更增饰以怪力乱神、蛇夫鬼夫之论，掩人耳目也。
据他的政敌说，张说是颇好阴阳术数的，“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道岸窥诇时事，冒署右职” （《新唐书.张说传》），又请浮屠泓看宅气、谈吉凶 （《新唐书.方技传》），观其存世之传奇《镜龙记》《绿衣使者传》《传书燕》，无不语涉神怪玄奇，大概他晚年也确实好这一口。综上所说，有人把《梁四公记》的创作时间放在公元726年以后，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但要说明的是，怪力乱神只是《梁四公记》的表象，其背后隐藏的真实历史才是最重要的。历来研究女国，都是从民俗学角度笼统而论，而我却已从历史学角度呈现，表明这些女国在武则天时代，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梁四公记》可能是唯一一份以当时人视角记录公元7世纪“女王时代”的文献。其他武周朝的记录则或已散落、或已被删，再难找寻了。
此外还有一些争议，认为张说未必是《梁四公记》的作者，可能的人选有梁载言、田通、卢诜等。李剑国已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力辩其非。我们退一步说，就算本小说有梁载言、田通、卢诜等人的文字，其反映的也是武周朝历史背景。梁载言曾任凤阁舍人，与张说身份类似，田通为梁载言之友，卢诜（670-733）则为和州刺史卢慎思之子，大体不脱其时。 所以说《梁四公记》记录的是七世纪末天下格局，应无问题，而能有如此眼光卓识而遍记女国者，又以张说为最佳人选，故而本文一直遵从旧说。至于吕博所云，小说取材于梁代历史，其实不与本文相冲突。《梁书》乃是唐人姚思廉等编成，其关于海外诸国的描述，很多亦见于其他唐代典籍，反映的仍是唐人理解中的梁朝及世界，即便是第一段“闯”故事的盘盘、高昌等国，于唐史中亦有记载， 而第二段“䨲杰”所述的诸多女国，却是无法在梁朝同时存在的。故而，小说作者是假设其背景在梁朝，“借壳上市”，将史传通说混合以当代见闻，这一点，我们在拂林国、法兰克的相关段落已经剖析过了。
李剑国曾如此总结道：“说掌文学之任三十年，谙熟典故，故此记颇见博洽。虽事涉荒诞，观所记北魏使梁，乃非无稽，是故李慈铭称‘可以补史阙也’。然寻撰作之旨，似尚有寄寓。《旧唐书》本传称说所作‘皆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世’。此记叙梁武之世奇人共聚，宝物咸至，托古而颂美唐朝之盛，岂此意耶？”
这一说法大致不错，张说以梁武故事寄寓当时，应该无误。只不过这个当时，恐怕并非李唐盛世，而是武周朝的女国世界，只不过后人被男性视角所遮蔽罢了。
(注：中国本土的女性统治者，在7世纪前后还有不少。如北魏灵太后（515-528摄政）及其所立的元氏女帝（528），又如岭南的地区领袖冼夫人（卒于602年），义军首领“文佳皇帝”陈硕真（653）等。陈硕真以女性自主称帝，借宗教旗号自我合法化的行为，可能还曾影响过同代的武则天。武则天之后，中宗韦后、太平公主也曾企图加以效仿，不赘述。此外，还有一些同时期的女性统治者是张说不可能知道的，如 柏柏尔人女王Dihya（卒于701年）、贝宁女王Emose和Orrorro(584-618)、豪萨城邦Daura城的历代女主。阿拉伯帝国也有不少重要女性领袖，但直到8世纪才出现第一位实权女主，即哈伦拉希德之母Al-Khayzuran。 至于为何在公元七世纪前后全球有如此之多的女性统治者，又在东亚特别密集，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原神》中的迪希雅原型即为公元七世纪的柏柏尔女王Dihya，坎迪斯原型则为公元一世纪左右努比亚或埃塞俄比亚女王Cand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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