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聊一聊唐高宗。唐高宗患慢性病、武则天渐次篡权不同，晚清的叶赫那拉氏，是利用清咸丰皇帝暴病热河的机会，发动“祺祥政变”而实现垂帘听政的。咸丰皇帝时，清廷已呈现黄昏景象。所谓的康乾盛世早已风光难再，鸦片战争的炮声实际上已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内忧外患，百孔千疮，清廷的气数已快尽了。“咸丰三年正月，粤匪发汉阳。沿江东下，覆九江、安庆，破江宁，建都于此。分兵北攻河南、直隶，京师震动，昕夕戒严”。不仅如此，在“咸丰庚申，西事孔棘，津门被兵”，英法联军竟打到北京来了。
值此国运多艰之际，清廷却仍不忘穷奢极欲，“是时清廷值忧劳旰食之余，忽下遴选秀女之诏”，叶赫那拉氏就是在这个时候入选的。作为皇帝的咸丰，在此时不思寻找救国之方略，济世之良药，反而“以醇酒妇人自戕”，其软弱无能，误国祸民，罪莫大焉！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大选秀女还不够，还要贪恋男宠，“其时有锥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
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亦狎之”。咸丰帝如此好色滥淫，他的龙体自然早已和他的朝廷一样已形同朽木了。这又应验了那首忠告好色者的七言古诗：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事实上咸丰和他的朝廷骨髓早已经枯了，却仍在荒淫无道，祸国殃民。百姓苦上加苦，国运难上加难，惟有奸佞、小人会得志于一时。叶赫拉那氏就是在此时得宠的。但为何在咸丰驾崩热河之后，形成了“两宫并崇”，垂帘听政的局面呢？根子还是在咸丰皇帝身上。
被内忧外患和自己的贪欲耗尽心机和精血的咸丰皇帝，在病入膏肓之际，虽然忧患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的命运，但并未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犯了许多决策者在关键的时刻都犯的“妇人之仁”的错误。既然自己在世时，叶赫拉那氏已有“母以子贵”之义，其为人阴险、恶毒已外露，那为何不准许肃顺的奏请，效法汉武帝立太子杀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永绝其擅权干政的后患呢？要知咸丰皇帝“每与肃顺言，欲废之，而卒未忍”。优柔寡断的结果，无异于养疽为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有“妇人之仁”者，不是错过良机，就是铸成大错，非成大事者所为。作为皇帝的咸丰，在病榻上的一言一动，都直接关系着清廷的命运。何况，还是“狩猎”在外，远离了权力中心京城，更充满了种种变数。
他在病榻上的犹豫不决，给叶赫那拉氏创造了夺取最高权力、实现其野心的机会，为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专权提供了条件。是咸丰的“妇人之仁”，事实上促成了叶赫那拉氏三度垂帘听政，玩弄清廷于股掌间，误国祸民的悲剧的发生。如果咸丰能依肃顺所言，杀叶赫那拉氏，那她垂帘听政的事肯定不会发生。不过，此时的清王朝与咸丰那病魔缠身的龙体一样，不垂帘听政，照样改变不了专制、腐败祸国殃民的本质。不过，在热河行宫，的确是咸丰皇帝的“妇人之仁”铸成了大错！
而肃顺的奏请，可谓有胆有识，尽臣子之忠。咸丰皇帝仅留一纸诏书，就想遏制叶赫拉那氏的“母以子贵之义”，未免天真。要知人死如灯灭，皇帝和平民百姓样，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什么密诏，什么圣谕，还不都变成了一张废纸前有秦赵高、李斯矫诏窃国，后有清康熙死后雍正的“窃诏改窜”，为何不引以为鉴呢？!由此可见，咸丰误国深重，已昏庸到了极点，是一个十足的昏君。肃顺虽在遏制叶赫那拉氏“母以子贵”之义上颇有胆识和谋略，但在咸丰驾崩热河的关键时刻，同样犯了“妇人之仁”的大错，终落得惨死的可悲下场。
要知当时清延的权力中心，已由京城的故宫转移至了热河行宫，热河行宫的权力中心就集中在咸丰的病榻上。一旦咸丰驾崩归天，那权力中心就一时出现了真空，留下的就是时机。谁抓住了这个时机，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谁就会去填补这个真空，谁就可能分享或拥有最高权力这样，八大臣虽然在总摄朝政，但办事用不了玉玺，等于白议；皇后钮祜禄氏虽然名义上并不干政，但手握皇帝玉玺，对八大臣事实上形成了遏制。这种二元结构，为后来的“祺祥政变埋下了祸根。所以，凡是交权者，应当全交，不能幻想互相牵制、制约，要知一旦最高权力转移或损失，那权力往往会落入最有实力者、最不守信义者、先下手为强者的手中。
而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的“妇人之仁”在于，虽然已经在商讨改变“主少国疑”的不利局面，已有了“舍嫡脉别立疏支”的动议，却议而不决，白白错过了难得的时机；即使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皇帝，一旦成为死人，实际上什么威严和权力也就没有了。按说，肃顺等并不是不明白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自己却这样做了。结果，当自己扶着棺材，真真假假哭到京城时，先期回京的奕诉、叶赫那拉氏已扶小太子即位了，等待他们的，只有囚笼和屠刀了。
那些行“妇人之仁”者，往往都做了此无谓的牺牲品；那些善搞阴谋诡计者，往往能使阴谋得逞，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社会政治是流氓和强盗行为。流氓耍无赖手段，强盜多残暴行径，之所以横行肆虐，完全是由于正义总被践踏、信义总被撕裂、良知总被泯灭所致。好了，今天小编就讲到这里了，下次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