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十二年（1366年）三月，朱元璋大发了一顿脾气，为的是一起屠城事件。
这年，朱元璋正兴兵讨伐张士诚。高邮是张士诚发迹的地方，主帅徐达派大将冯胜率军猛攻高邮。
张士诚的高邮守将玩了一手诈降，冯胜不知是计，派出几百人入城受降，被守军全数杀光。
朱元璋得知大怒，召回冯胜，打了他十下大板，并罚他从南京走回高邮。
冯胜受罚后又羞又气，回到前线全力攻城，徐达也从宜兴移兵助阵，终于攻下高邮。
攻下高邮后，冯胜怨气未消，下令屠城。
朱元璋得知，暴跳如雷，连夜叫人到冯胜军中传令：有指挥、千户、百户、总兵官级别的军官掳掠妇女的，一律处死，首级送到朱元璋这里。
老朱如此暴怒，是有原因的，这与他一贯注重军纪有关。
早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击败元军，攻占和州起，他就注重整顿军纪，禁止部下滥杀降兵，掳掠妇女。
这是很高明的招数。当时天下大乱之际，各路人马蜂起，说的好听点，他们是义军，实际上就是流民军队，其中鱼龙混杂，军纪普遍很差，屠城、抢掠、杀降都是常事。
朱元璋的部队能保持军纪，就比其他义军技高一筹，保持了较好声誉，这也是他能吸引刘基、宋濂等读书人来归附的原因之一。
但如果以为朱元璋这么做是大发慈悲，那就错了，所谓慈不掌兵、义不掌财。老朱能从布衣发迹一统天下，不是做慈善做出来的，约束部众是出于政治宣传需要，是做给别人看的，如何对待降兵，他有自己的办法。
就在前一年，徐达打了一次大胜仗，朱元璋也差人到军中送去令旨：
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头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
这番近似白话的文字很好懂，张士诚军六万多人投降，但这么多降兵难以妥善安置。于是授意徐达只要挑选出一两万勇猛的降兵加以改编，另外把降将解送到朱元璋处，其他不堪留用的士兵则是“暗地除去了当”。
“暗地除去了当”这轻飘飘六个字，也就意味着一场数万人级别的屠杀。
所以，屠城并不稀奇，杀降也是套路，朱元璋之所以暴怒，是因为冯胜报仇心切，违反了屠杀的规则——
“（张士诚军队）男子之妻多在高邮被掳，总兵官为甚不肯给亲完聚发来？这个比杀人那个重！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掳了妻子，拨将精汉来我这里，陪了衣粮，又费关防，养不住。”
朱元璋恼怒的不是冯胜的屠杀，而是屠杀的方式不对。如果全部杀光，倒也罢了，冯胜一方面不遵从朱元璋号令，纵兵抢掠妇女；另一方面又按照朱元璋意思，挑选出精壮降兵发到朱元璋处。
这就造成个矛盾的问题。
这些降兵或妻女被抢，或家人被杀，送到朱元璋那里，老朱要赔上许多资源还无法收服人心，成了个极大不安定因素。
因此，“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索性全部杀了倒也拉到。
可以说老朱冷血，但在当时这其实是通行的做法，朱元璋军队的军纪事实上已经比其他各路流民军要强不少。
如果大发善心，对这些降兵降将遣散或收编，那是行不通的。
元末群雄割据，不少派系首领本来就是左右摇摆之辈，打了败仗很快投降，有了机会又很快背叛。全数收编降兵不可能，留着这些旧部，降将复叛风险更大。
比如在上一年十一月就发生沂州王宣父子降而复叛的事情，就算朱元璋称帝后的洪武元年，还发生了降将俞胜在乐安反叛，乔佥院在济南叛变的事情。
起兵以来，老朱遭到的背叛不胜枚举，既有同起于濠梁的老友邵荣、赵继祖的谋反，又有亲家谢再兴的背叛，更有最为信赖的亲侄朱文正的通敌。
这些都伤透了朱元璋的心，因此对于降兵降将的态度，他是极其坚决的。徐达在高邮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政治诉求不符，难怪他要将带头者绳之以法，这不是为了大发慈悲，而是为了整肃军队纪律，做到令出必行。
朱元璋对屠杀的态度，其实反映了一个现实：封建时代通过战争夺取政权的过程，必定是十分残酷和血腥的。
不只是朱元璋的大明，其他开国皇帝也概莫能外，每次朝代更替，天下大乱，都伴随阶层的洗牌、财富的再分配，人口锐减不可避免。
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兵不必多讲。
光武帝刘秀手下云台二十八将中里排第四的耿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
曹操也是个屠城高手，屠雍城、屠邺城、屠柳城，屠得不亦乐乎。
李世民曾屠夏县。
即便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哪怕在夺权过程中流血较少，在一统天下的过程里也不可避免伴随着屠杀。
宋军屠蔡州、屠江州、屠四川，都是有据可查，史家也并不避讳。
清军入关在各地的屠杀，更是不胜枚举。
各个王朝只要大动刀兵，屠城几乎是战争的标配。
高邮之屠在历史上并不起眼，但一管足以窥豹，它揭开的是贯穿封建王朝历史的残酷现实。
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