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白银，救中原财乏于水火之间，流海陆商船于旦夕朝暮。兴东亚贸易，造战火纷争，促明清迭替。在这场利益的游戏里，孰胜孰败，且听分解。
一、铜钱宝钞积弊 路将何去何从
1、钱钞制度混乱 通货膨胀愈烈
在明朝初期，沿袭了元朝的钞票制度，禁止用白银交易。
而后，明太祖设立宝源局，专门铸造铜币。起初，铜钱的背面都铸着“京”字。到了后来，宝源局简省了铸“京”字的步骤，然而民间却只认有“京”字的铜钱。于是铸造局就制造了许多“小钱”，以便民用。
当时，有关部门责令百姓，交出手中的铜器以供铸币。庶民们不得不毁掉家中的器物，颇受其苦。而商人却沿用了蒙古人的旧制，用纸钞进行贸易往来，不用铜钱。
铸币局擅改铜钱样式，以致度量多变，此为一乱。私器公用，劳民伤财，此为二乱。商民用币，难以统一，此为三乱。
然时之久也，乱而未尽。
又过了二十年，明代改以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的策略，却造成了严重的物价起伏与通货膨胀。
就此，《明史·食货志》中有叙：“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
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货币制度屡易屡更，并无定数。
面对如此积弊已久的大事，上位者讨论的却多是琐碎的细节。比如铜钱的背面应该用金线勾勒、用火漆铸焊，钱币光滑的边缘还要用圆炉去熔磨。
工匠们觉得这流程过于繁琐，太耗费财力，于是干脆不用圆炉，而改用骨角和铜铁这些省事的材料去打磨铜钱。还在铸币过程中，擅自掺杂了铅和锡这种粗劣的金属，导致铸出的钱币轮廓粗糙，色泽暗淡。以致“奸伪仿效，盗铸日滋，金背钱反阻不行”的恶劣后果。
更换货币越频繁，商贸市场的钱财流通就越混乱。百姓得到今日的钱钞后，唯恐明天又颁布了新的旨意，将今天的货币作废。于是愈更愈乱，愈禁愈疑。针对此现象，高拱亦上疏说：“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请一从民便，勿多为制以乱人耳目。”
2、开银矿引盗无数 诸臣力陈其弊
采矿是一条巨大的利益链，由中官权贵把持，大肆敛收矿税，苛索底层贫民。白银本就稀缺，更不禁如此消耗盘剥。
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方今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开采以肆饕餮。倘衅由中作，则矿夫冗役为祸尤烈。至是而后，求投珠抵璧之说用之晚矣。”
作为河南巡按的姚思仁，亦就开银矿一事总结了许多弊端：“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於存亡矣。”
开矿不仅会引来矿盗聚首于此，残害百姓；还会使黎民摈弃农耕，受暴政戕害；最后让国家陷入粮食缺少、饿殍遍野的结局。
钱钞多壅，而开矿多弊。内需虚空，明朝的商贸之路，又将走向何方？
二、繁景驰东亚贸易 白银成世道宠儿
1、西葡日大行海贸 白银满溢商船
在明朝，银产量不足，难以给养官民所需，几成当时财政待解的首要难题。
恰逢当时，西方各国纷纷开拓海上之路，急剧扩张殖民版图。其中，葡萄牙倚仗建制精良的海军舰队，势如破竹地称霸海洋。数艘巨船犹如一柄柄所向披靡的锋锐利刃，贯穿鲸波与涛浪，直捣美洲的富饶资源。他们开采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以船只装载着这笔天降之财，纵横于广袤无垠的汪洋。
直至1516年，葡萄牙的商船与我国福建隔海相望。它如一道孤鸿片影，在史册上掠过一尾浓墨重彩的刻痕，亦赋予了明朝千载难逢的贸易契机。
明朝于是以镂纹精美瓷器、回甘浓郁的茶叶，以及细滑如水的丝绸作为交换，赢得葡萄牙人带来的滚滚白银。
综合实力与葡萄牙不分轩轾的西班牙，同样匮乏金银，他们则将虎视眈眈的目光觑向玻利维亚。
为得利益，西班牙人大肆奴役当地土著，进行昼夜无休的挖掘与开采。无数金银垒叠成山、熔成锭块，经南美远赴菲律宾，再纵穿狭海、抵送我国东南各省的河湾。
在开采的数十年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总计约达18600吨的白银。其数量之庞大，后备之惊人，使西班牙一度居于明朝白银通货的重要地位。
但事实上，来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白银供给量，远不及日本一国。
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提及，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几乎是美洲的六到七倍。
为满足幕府海外贸易的资金需求，处于日本大田市的石见银山作为主要银矿储备。在开采高峰期，其一处的产量就占全球总比的三分之一。
这大批的白银输出，不但加快了日本由分裂到统一的进程，还引发了诸多利益纠葛。这也为今后中日双方的复杂关系，埋下了草蛇灰线的一笔。
2、僵滞困局顿开 白银盛行华夏
正是源源不断从海外运送来的白银，使得明朝混乱已久的货币制度，出现一丝可喜的转机。
巡抚林富，曾上言奏疏：“今许佛郎机互市，助国裕民，两有所赖，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也。”
“佛郎机”即是中国明代对于葡萄牙的称呼。林富认为，与外国通商不仅能充盈国库、厚补军饷，更能促进粤西的商业发展，进而跃升商贾和庶民的生活水平。总体利大于弊。
从此以后，明代准许葡萄牙人在福建、香港、澳门等地往来商贸。还专门增设了市舶司，以了解外国商人的情况。
与此同时，白银流入国内的现状，也激发了明代官吏的思考。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言：“其法，以银额为主，而通人情，酌土俗，颁示直省。每岁存留、起解各项银两之数，以所加饷额，按银数分派。”
甄淑首度提出以白银实行分配的设想，夯实了功不可没的基石作用。
随着白银的普及，到嘉靖四年时，出现“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的局面。白银作为专用货币，渐盛于民间。
到了嘉靖十年，由张居正引领“一条鞭法”的改革。具体来讲，就是所有的赋役负担，除了必须征收大米麦子的项目，其余一律按银两折收。
此举不但加速了白银的流通，而且日臻完善了度量衡制，使明朝国库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足状态。
三、累月矛盾激化 战争一触即发
1、勘合贸易局限 日本欲壑难填
东亚贸易带来繁荣，亦招来灾祸。《明史·食货典》中有载：“洪武初，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
“堪合表文”，就类似于今天的执照签证。不光限期限数，还要防伪表文，足可见倭人的谲诈难信。
然而，纵是如此严苛的规定，亦无法遏制倭人贪图利益的心。
在宣德初年的一次上贡中，日本使臣除了原有的贡品外，还夹藏了近十倍的私货，并要求明朝把这些私货按照旧制兑换成钱银。
明朝的礼官回复说：“宣德间所贡硫黄、苏木、刀扇、漆器之属，估时直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宜大减其直，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
日本使臣不满意三万的数字。于是明朝廷又给了几万白银，他们还嫌少，还要赏物。于是朝廷又给他们加赐了千五百的布帛，他们才不情不愿地走了。
白银作为通用货币，在纳贡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利益联结作用。而正是明朝廷害怕“失远人心”，一次次地纵容，才助长了日后海寇的跋扈势焰。
2、日商流离成寇 犯我东南沿海
洪武二十五年，北朝统一日本。大批南朝的商人、浪人失去故土，被迫游离海洋。他们组成寇帮，潜匿于海岛之上，频频侵扰我国沿海。
《明史·日本传》中有云：“时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
而面对这样猖獗的杀掠行径，明朝的船备却极其疲敝，海军队伍也十分虚软。但凡遇到海上警报，官兵则现招民用渔船，守卫在岗哨区。一见到贼寇的船只来了，总是“望风逃匿”。因此，每每不敌海寇的掳掠。
似此烧杀，逐岁愈甚。直至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长达数年的割据分裂终于宣告结束。
丰臣秀吉颇具经济头脑，正是他改良了采矿冶金的技术，令日本的金银产量激增暴涨。也恰恰是白银出口所带来的雄厚利润，浇筑了日本军备的强硬财力后盾。
在饱尝东亚贸易带来的经济盛况之余，丰臣秀吉野心不减，妄图借朝鲜为跳板，吞并中国。在潜心谋划数月之后，他终率万余精锐日兵，一举攻破釜山。
万历朝鲜战争就此爆发。
四、总结
明朝钱钞机制的弊端，引发白银的需求。而随开矿接踵而至的暴利与剥削，又使白银采不足数。
白银自匮于内，而必受制于外。因东亚贸易纷涌而入的巨额白银，仅成喧嚣假象。当西荷战争爆发、德川幕府闭关锁国以后，华夏的海上银路被迫中断，明朝出现了岌岌可危的“银荒”之象。
白银其势，由盛转衰。挽救了明朝危机，也造就了一代的覆灭。纵使白银成就了东亚商贸的煊赫荣光，也终究难敌，为利熏染的卑劣人心。
参考文献：
1、《明史·食货志》
2、《明史·日本传》
3、《白银资本》
4、《全球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