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代文人，除在求学上的消费外，还会在哪些方面消费？——首先，要说明，私塾教育在明代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为塾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塾师人数不断增长。明代的“私塾”，从其设置形式来看，大致可划分为“社学”、“义学”与“家塾”，明代的缙绅富实之家，大多于家中自设塾馆，来满足个人家庭教育需求为主。
如江苏昆山富室许志学，就设家塾“君姓许氏，讳志学，字逊卿。其先苏州之嘉定人；讳庆赐者，为昆山魏氏馆甥，遂为昆山人。自庆赐始迁，再世而有兄弟数人，勤于治生，多蓄藏。延礼旨儒沈同庵先生于家塾，以教诸子，当是时，叶文庄公张宪副和张参政穆沈宪副讷，一时名贤，皆往来其家。故许氏富而子孙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学强记。”
士人求学费用——以私塾为例
士人求学，不管哪一种方式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即使是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也要支持孩子的教育。塾师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士人求学所需要的费用。明代塾师的收入来源一般有束脩、膳食和节仪。
束脩是其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按聘书上议定的，按时间固定领取固定工资，有时也用实物相抵，这种收入较为稳定。塾师的束脩收入状况，也可谓千差万别。“江南地区义学、家塾‘蒙师’的束脩收入，一般在年白银10-20两之间”，如嘉靖时期松江冯时可聘谢简为馆师，就“岁馈米三十斛”，三十斛即十五石米，约为15两银子；如果入主乡宦富室之家塾的塾师，在束脩的收入上往往多一些。
除却束脩，生徒入学时常常还要奉送给塾师一定的聘金，“父命函白金五星为师寿”，即敬奉给了塾师5钱白银的聘金。同样，一些特定的节令学生也要为了表示对塾师的恭敬，敬赠给塾师一些数量微小的礼金或者金钱，为“节仪”。江南士人阶层教育的支出，富裕家庭与普通家庭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给予塾师的报酬上就可以体现出来。
数家延聘一师或师自设馆教授生徒的情况居多，塾师每年的收入一二十两，那么每户或每生所交的学费也有限了，且多以实物形式供给，这只是童蒙教育的一般开支，但如果对于走上科举道路的士子来说，这样的支出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多就学于更好的教师，需付出更高额的酬金。所以，大致总算起来教育求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艺术品消费
钱谦益曾云：“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留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借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彛器。”可以看到，园林池馆、泉石花药、书法名画、钟鼎彝器是士人闲雅生活的组成部分，其中艺术品的鉴赏尤其能代表士人的闲情雅致。
古董消费
士人对古董的收藏与好事文物所包含的内容庞杂丰富，石器、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瓷器、漆器、工艺品、书画、古文献等都属于文物，种类甚多，不胜枚举。古代的杂古器物是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艺术品，明代古玩市场的兴起与当时的藏古之风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人士大夫对古董赏玩兴趣浓厚，开始竞相鉴赏、收藏，玩赏文房清玩、古董书画成为士人的赏心乐事。此时，古玩玩赏作为身份和财富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士人布置居室和装点书斋不可或缺的点缀，很快形成社会时尚。
为追求这种精致生活，大众对艺术品的需求迅速上涨，顾起元就曾为各种清玩之物予以排序：“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
市民阶层喜欢艺术品消费，即使不是读书人也喜好收藏一些古器，那么士人阶层就更加注重对艺术品的消费了。
明代中后期的古玩市场主要集中在大商贾、官僚、士绅和大财主之家，这些人一旦看中了某件古玩，就不惜万金购得，《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这一现象，“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江南文人论及文物鉴藏皆极力分清“鉴赏家”与“好事家”的差别。
“鉴赏家”更为专业，对文物的内涵能够真正了解，并且能对文物进行仔细地辨识和鉴定，“好事家”所藏文物琳琅满目，但只是单纯的嗜好罢了。江南文人嗜好古玩，常以古玩来标榜自我，他们的收藏观和审美观也左右着文物市场，一方面他们是文物收藏的主体，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文化产品也成为后世珍藏的对象。
在明人的笔记资料中常常有关于对古董搜藏和珍爱的记载，苏州是中晚明时期全国文物私藏收藏中心之一。苏州地区的藏家有焦竑、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等，兄弟二人对铜器收藏丰富，詹景凤曾记载：“三代瓶壶觚鼎之属，亦数种多精”。
嘉定人张应文，常年生活在昆山和苏州，他科举屡试不第，后将自家钱财都用来购买图书、古器物等，他的好友王穉登在《清秘藏》序言中说，收藏家张应文的家中“图书满床，鼎彝镦缶杂然并陈。余往入其室，政如波斯胡肆，莫可名状”，其所收藏的铜器大小不一，形制各不相同。
长洲士人顾国本收藏“唐宋以来法书名画，充栋插架，以及以及尊晕彝器，杯盎几案，入其室无一近今物”，实在可称为博雅好古之人。士人作为古董收藏爱好者，除了有购买能力，也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上层社会及文人士大夫鉴赏收藏，一些达官显贵也开始附庸风雅，热衷于对古玩的收藏。
文人士绅对古董收藏的追求与一般富贵之家是不同的，他们要突出自己身份的特殊性，将古物赋予文化内涵，来区别只识铜臭味的富人，来标榜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更加在乎优雅品味的把玩方式，士人之间争相品评与珍视的物品要具备独特的文人品味。他们认为古董鉴赏是专属于士人的一种高雅情趣，借此来与其他人进行身份区分。
制造这些工艺品的原料普通易得，本不值钱，但是经名家之手巧夺天工的制作，价值就可以与黄金相比，根据市场需求的大小，来看它的内在质量，造型、工艺和品位会提高工艺品的价值，士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购买力去选择自己心仪的砂罐和锡器。
由此也可看出士人对古董的消费更加注重价值，已经从纯粹的实用性转化到一种符号性的消费，更加注重的是其象征意义，用自身具备的鉴赏能力来区别自己与好事家的不同。古董的买卖与士人的收购士人对古董的消费需求旺盛，购买方式也丰富多样，既有偶然购买的机遇，也可以亲自到阅市或艺术品市场选购，还可以静候兜售古董的古董商登门，亦或委托中间人进行收购。
晚明时期，大小集市等艺术品交易市场上少不了商彝、周鼎、秦镜、宣铜香炉等各类古器，街上有时也会出现古董摊，晚明在嘉兴和上海地区也有热衷收藏古物的士人，南京的士绅们常常结伴上街去逛古董店，在杭州，昭庆寺中也有大量的士人往来，那里的古董摊也经常存在，现金购买十分普遍。
除了去古董摊上交易，大部分士人更愿意在家中或者与朋友的交访中仔细把玩、摩挲古董，就算在摊肆或古董店里相中心仪的古玩，在多方面的考虑下，他们更愿意回到自己的住处进行交易，这就少不了一些古董商亲自登门求售。
李日华的味水轩就为古董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有些古董商通过中间人引荐，携带古玩字画登门，把此处当作交易中心。李日华的味水轩有几位常客，他们经营着不同类型的艺术品，比如胡雅竹手中多书画，王丹林手中多古玩，均上门求售，虽然他们经常上门，但成售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搜藏家有时观摩许久最终也无须收购，他们一般都是多看少买，常与徽州、杭州等地好友互通有无，结伴游访，鉴赏藏品，摩挲古玩。
在这一时期，既有固定的文物店铺，又有上门兜售的古董商贩，私人之间的买卖和交换也十分普遍，即使是普通士人，也要街里购买几件心仪的珍品把玩。这时，在利益的驱动下，致使赝品的出现十分常见。
结语
总的来说，这表明古董交易中欺世成风，这样社会风气的出现，是与世人追求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分不开的，附庸风雅不只是个人兴趣的表现，更是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的象征，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只会选择追求经济利益来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士人鉴赏古董的能力在这一环境下就表现得尤为重要，分辨真假器物正是他们标榜身份的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