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夏岁赐支出，对北宋财政政策实施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面对不断恶化的财政危机，宋廷采取了省费节用和增收创收两种办法来应对。双管齐下的情况下，宋廷勉强应付了这场严重的财政危机。省费节用是宋廷每遇财政支出困难时便使用的老办法。实际上，明道、景祐年间，因灾荒不断，朝廷财政困难，仁宗多次颁诏要求内外节省。
宋夏关系下财政收支政策之调整
自宝元元年（1038）以来，面对不断增长的沿边支费，北宋君臣只好继续贯彻省费之策，以利于三司计费稍稍宽裕。比如，宝元二年（1039）五月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兼天章阁侍读贾昌朝上书言“取景德已来讫于景祐，凡百度用，糜有巨细，校其所入所出之数，约以祖宗旧制，其不急皆省罢之”，此项节费建议被宋廷所采纳。
同年十一月，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又提出了节费的主张，他把当下宋廷没有必要的财政支出项目归结为“三冗三费”，并主张一一罢之。如废罢厢军和大部分道场、寺观，限定官员及僧道员额，对所授节度使职进行限制等。另外，他还要求仁宗以身则作，俭以爱民。而比较大的减省之举则始自庆历二年（1042）四月，“诏近令三司减省诸费”。
此后，宋廷不断颁布减省的措施。该年五月，张方平再次提出减省宫中内外诸司之费用的建议后，仁宗便下诏“减皇后及宗室妇郊祀所赐之半，著为式”。
随后，宋廷对官员的郊祀赏给也进行了限制，大约比以往赏赐数额减省了三成，“郊祀所赐，自中官以下减半，则公卿近臣当以次减”。六月，三司奏请减省僧道支费，“僧道赐衣及师号，非御前特恩，并不许奏荐”。而后宋廷又减省了医官实俸，“自今并依例折支”。
此次大规模减省举措，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减轻财政负担的作用，也是宋廷面对财政困难时采取的正确措施，这表明了朝廷君臣节费的决心。
除了朝廷力行省费节用之外，政府还不断提出新的财政增收政策。比如，为了应付陕西路军费开支，宋廷改革了陕西路、河东路的货币政策。宋廷在陕西、河东二路设置新的钱监以铸造面值更大的当十大铜钱和大铁钱，小铁钱等，这使得陕西路铜铁钱数量大幅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沿边军费开支困难的状况，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宋廷又对解盐盐法进行了改革，或行用官榷法，或增加陕西路通商区每席课盐税收数额。
除了解盐外，宋廷针对淮盐亦增加盐课，“因请六路五十一州军斤增五钱，自是盐、酒课，岁增三十万六千余缗。”盐法上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政拮据的局面。
除此之外，宋廷亦为了增收而增添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如康定年间，为了朝廷能够增收一百五十万缗的收入，尹洙竟然奏请实施卖官鬻爵的法子，“请鬻爵为土兵葺营房及所给物费。”这也从侧面看出，当宋夏战争来临时宋廷财政的窘迫局面。总之，不论哪种方法，均是宋廷力求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亏空所做出的努力。
那么，通过以上两项措施，北宋财政收入确实大为增加，财政窘迫状况进而得到一定的改善。经过宋夏战争，北宋军队人数又增加了40余万人，军费开支则大增两千万贯，而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茶盐酒榷以及商税进行了调整。
使得庆历五年（1045），即宋夏和议正式生效那一年，宋廷一年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年间增收三倍有六，达到3167万贯。可见，北宋在战争开始以后进行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调整举措，取得了成效，这为供给陕西对夏军费支出提供了更稳定的财政支持。
真宗景德三年（1006），宋夏达成第一次和议，规定宋每年给予西夏以岁赐。庆历五年（1045）正月，宋夏达成第二次和议，规定增加每年给与西夏岁赐数额。那么，百余年间，宋西夏岁赐数额约为几何，西夏岁赐支出对北宋财政压力如何，产生何种财政政策实施方面的影响，本文讨论之。
西夏岁赐数额估计
景德三年（1006）李德明遣使奉表请和，宋夏达成景德和议“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奉如内地”。
自景德四年（1007）至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称帝，三十一年内宋夏双方大致维持着和平，自明道元年（1032）以来，元昊积极做出称帝准备，但宋廷虽有察觉，却并未作出停止岁赐的反应，因此，此三十一年间，西夏政权共获取北宋岁赐约为210万贯两匹斤。
庆历四年（1044），元昊与北宋议和，并于庆历五年（1045）正式订立和议。其中规定，西夏国主约称臣，宋岁赐银、绮、绢、茶等二十五万五千，即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
不过，岁赐还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净赐”，一次性赐之，“朝廷岁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共二十万。
二是“回赐”，即在乾元节、贺正节和夏国主生日回赐之。其中夏使“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臣生日礼物银器两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两千匹”。可见，岁赐数额可观。
但是，岁赐完成与否，取决于宋夏之间战和关系。庆历和议以后宋夏之间并未保持如宋辽之间的和平局面，而是常常互相攻伐。战争一旦触发，则岁赐将会中断，北宋自然不会岁赐如初了。相对而言，仁宗庆历和议以后，宋夏之间维持了十余年的相对和平，这是由西夏之国内外局势决定。
自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后，北宋便中止履行景德合约中对夏岁赐条款，“自元昊叛命以来，而绝其岁赐，禁诸关市”。但此后，宋夏战争态势不断恶化，这使西夏国内物资人员损失极大。而北宋西北边防因范仲淹等边臣努力，防御日坚，无法兵入宋境进行有效掠夺。期间西夏又与辽国心生芥蒂，辽国欲兴师伐夏。
西夏策略的调整
此种形势，西夏不得不调整策略，经营国内，待国力恢复，徐图谋之。庆历四年（1044）至嘉祐八年（1063）间，宋夏之间仅有的较大冲突是发生在嘉祐二年（1057）因西夏权臣没藏讹庞侵占宋屈野河地而引发的战争，双方关系一度紧张。而西夏权相没藏讹庞便是岁赐得利者，“朝廷岁赐谅祚金帛，（没藏）四族常分其半”。
但嘉祐六年（1061）西夏国主谅祚诛杀没藏一族，亲政后又在国内推行汉法，并遣使入宋求赐典籍，宋夏关系再度缓和。故而，庆历和议后的仁宗时期，宋夏之间虽有军事冲突，但不足以促使北宋做出停止岁赐西夏的决定。
由此推论，庆历四年（1044）和议后至嘉祐八年（1063）期间，岁赐如约进行。英宗治平年间，岁赐出现中断。英宗即位后，夏毅宗谅祚对宋日渐积极，故而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九月兴兵大举进攻庆州大顺城。
为了警示西夏，英宗“诏罢岁赐，禁边民毋得私贸易”，谅祚得知消息后果然心生疑虑，不敢进攻，遣使奉表言“又顾岁俭，贪得赐物，乃报言边吏擅兴兵，行且诛之”。英宗诏答，谅祚若遵守誓约，则“朝廷恩礼，自当一切如旧”。但实际上，北宋虽恢复了与夏的和市，却未恢复岁赐，直到神宗继位。
据此推算，北宋在治平三年（1066）至四年（1067）两年间未能岁赐西夏。神宗时，岁赐多不进行。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神宗继位。同年，谅祚殂，子秉常立，是为夏惠宗。秉常上誓表，乞受册封。
根据《宋大诏令集》卷235《夏国秉常乞进誓文永遵臣礼赐诏》，熙宁元年（1068），神宗诏答秉常曰：“（秉常）今又奉表及奏，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
随后，宋册封秉常，并恢复英宗时已经中断的夏国岁赐。但好景不长，熙宁三年（1070），西夏兴兵大举侵入环庆路大顺城，北宋不得不中断岁赐，并禁止河东陕西路边民与夏贸易，“是岁，宋复绝夏岁赐，断和市”。
此后，北宋更加积极伐夏，谋取西夏左厢横山之地的同时，接受所上《平戎策》的王韶的主张，制取熙河之地。由于北宋步步进逼夏境，致使宋夏关系愈发紧张。双方互相攻伐，战事不断，尤其以元丰四年（1081）八月第二次灵州之战，即第二次五路伐夏为最。
结语
总的来说，在此局面下，岁赐之事自然不会继续。此种情况直到元丰五年（1082）后才有所改善。第二次灵州之战失败后，神宗负气再谋伐夏，元丰五年（1082）八月，命给事中徐禧前往银州筑永乐城，结果西夏遣兵三十万围永乐城，徐禧兵败，夏兵解去。但西夏历经多年战争，亦无力攻宋，遂请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