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明朝说他是奸臣,清朝骂其是叛臣,明史专家却说:贵州的骄傲

明朝说他是奸臣,清朝骂其是叛臣,明史专家却说:贵州的骄傲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从法理上站稳脚跟,匆忙把明朝的历史定格在了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但实际上,北京失守以后,明朝政权并未崩盘,依然存在了17年之久。

为了避免把1644年以后的清军南下写成是和“空气”作战,清朝统治者在明朝君臣的称呼前皆加上了一个“伪”字,以区别于1644年之前的明朝,造成一种明朝已经灭亡的假象。

辛亥革命以后,史学家正式将这段历史称之为南明。

南明能在短时间内建立,一方面得感谢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时建立的“两京”制,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六部行政机构;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人物:马士英。

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十天后消息传至淮安,此时的大明不仅群龙无首,而且就连崇祯皇帝的诸子也都下落不明,既无皇帝也无储君。

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以“贤”论,立潞王朱常淓,而另一派则主张按血统亲疏,立福王朱由崧。事实上,所谓的贤明也好血统也罢,只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表面文章罢了。

不过,手握大权的第一重臣史可法却态度暧昧,未表明政治立场,这直接加剧了帝位之争。这个时候凤阳总督马士英力排众议,以重兵护卫福王朱由崧直奔仪真,使得福王继位成定局,弘光朝得以迅速建立,马士英也以拥立之功成为内阁首辅。

抛开立场不论,马士英的果决对于明朝局势的迅速稳定的确立下了大功。但马士英此后的所作所为却给了东林党讨伐的口实。

在成功上位之后,马士英为感谢当年任凤阳总督时阮大铖的举荐之恩,用自己的职权启用阮大铖为兵部尚书。由于阮大铖出身阉党,马士英很快遭到东林党人的抨击,在东林党人的造势下,马士英成为世人口中的“奸臣”。湖广巡按御史黄澍甚至鼓动左良玉起兵“清君侧”。

加上弘光政权的很快覆灭,明朝遗老纷纷将原因归结为马士英谋国不忠导致,可谓坐实了马士英“奸臣”之名。鲁王政权的张岱甚至说马士英还不如秦桧、贾似道等人。

而在清朝官修的《明史》当中也沿用了明朝遗老们对马士英的评价,说他是“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

不仅如此,在“奸臣”之外,清朝还给马士英安上了“叛臣”的罪名。因为按照清朝的说法,马士英降清后曾复通唐王政权,后事觉被杀。

由此,马士英成为明清两朝公认的奸佞小人,就连马士英的家乡贵州也耻于记载,而将其从地方志中删除。

但随着近年来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对马士英其人恐怕要重新评价。

马士英重用阮大铖致使本已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加速了腐化,但这只能算作谋私利,“奸”还远远谈不上。事实上,阮大铖是个典型的投机者,东林党人在活动周延儒复职时,也曾联合阮大铖,并由阮大铖捐资20万两。

在南京城失守后,无论是有阉党之名的阮大铖,还是东林党首钱谦益,都屈膝向清军投降,唯独这位背负奸臣骂名的马士英却选择继续“抵抗”。

在清朝留存的军情奏报中,从顺治二年十月到十二月,都有马士英带兵北犯的记录(此时弘光朝已灭亡五个月)。而鲁王政权的徐芳烈所写的《浙东纪略》中也有南京失守后马士英依然带兵在杭州一带与清军作战的记载,直至战败被杀(还有说法是战败后隐居四明山佛寺,后被清军擒杀)。

可见,马士英虽然不是救世之能臣,但也绝对算不上是奸臣。至少,在部分东林党人降清的时候,这位被指斥为祸国奸臣的内阁首辅始终在坚持抗清,也算是为国尽忠了。

著名明史专家毛佩琦就曾说过:“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马士英虽非救世能臣,亦非亡国罪魁,他虽然政治上失败了,但没有屈膝降清,晚节是值得肯定的。贵州山乡能够孕育出这样的风云人物,并非黔人的‘耻辱’,而是可引以为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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