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指唐朝统治中后期，自唐宪宗时期起，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斗争，党争一直持续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每朝每代都有党争，远在汉代便有外戚、宦官的交替争斗掌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治平衡。但为什么唐代的牛李党争却对唐的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呢？
首先，牛李党争之于唐而言，是严重的内耗行为
《新唐书》记载，牛僧孺、李德裕二人都有治国之大才。科举之时，牛僧孺便能针砭时弊，指陈时政。任御史中丞时，按执冤狱，刚正不阿，面对贪赃枉法、贿赂宦官的罪人李直臣，牛僧孺据理雄辩，说服了唐穆宗公正处置。出任鄂州刺史时，牛僧孺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百姓称道。而李德裕在浙西任职时，库府财用拮据，军士骄横，他躬身俭约，把节约的财物供养军队，革除陈规陋习，教化百姓，几年之内江南弊风尽除。唐武宗时期出任宰相，李德裕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功绩显赫。尽管如此，但牛李两党势如水火，难以同朝共事。牛僧孺入相，李德裕则出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牛僧孺出为武昌节度使；李宗闵入相，李德裕出为义成节度使等等。
牛僧孺、李德裕二人明明都有治国之大才，却因为自身与党派的恩怨争斗不休，单单两位党派首领，朝廷便只能用一人而放一人。更遑论伴随着党派首领上台掌权后，党内其余人士的任职与替换呢？牛李党争每一次争斗，都是朝廷内部的一次大换血，这样的内耗极大地降低了唐朝廷内部的执政效率，阻碍了唐的恢复与发展。
其次，牛李两党彼此倾轧争权，多次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新唐书》中写道，唐德宗年间，时为举人的牛僧孺、李宗闵二人在科举中指陈时政，被考官评为上等。但因为言辞得罪了李德裕的父亲，宰相李吉甫，因而遭到斥退，很久得不到叙用。李宗闵拜相后，多番排挤李德裕，甚至因此迁怒于曾对自己有旧恩，但也推荐了李德裕的宰相裴度，害其被罢免外放。李德裕镇守西川时，建议攻打吐蕃，夺回重镇维州，牛僧孺却以“信义”为由劝服唐文宗，使得维州丢失，李德裕前功尽弃。李德裕接替牛僧孺淮南节度使职位时，挟怨中伤牛僧孺，说他的副将贪污库府，唐文宗将事情压下，未曾追究。
如果说牛李两党仅仅只是彼此争权，影响应该就止于内耗了。但牛李两党为了彼此倾轧，在很多大事上甚至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为了坏对方的事，或者诬陷对方，这样的影响就十分恶劣了。无论是排挤有才之人不得重用，抑或是在国家边疆问题上掺杂个人情绪，还是挟怨报复，编排诬陷，这一系列事情都使得本就逐渐暮气沉沉的唐朝更加腐朽颓败。
最后，牛李党争加深了宦官专权的现状
我们在《新唐书》中可以看到，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的争斗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宦官内部的争权才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李德裕和李宗闵均有可能拜相之时，李宗闵借助宦官之势，得以抢先拜相，并排挤走威胁自己的李德裕。唐文宗死后，牛党所依附的宦官支持的是太子李成美，但另一方手握兵权的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颁发伪诏，改立太子，拥立李炎为皇帝，是为唐武宗。此后李德裕深得重用，对牛党一贬再贬。
牛李两党在史学界被认为是两派不同官僚的斗争。大体上的意见是牛党代表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李党代表没落的门阀世族。但这两派势力不仅没有选择反抗宦官专权，而是选择依附其下。牛李党争的背后是宦官内部政权，而牛李党争的结束，则是宦官彻底沆瀣一气，掌握大权的象征，这也代表着唐王朝的宦官弊病已然病入膏肓，统治摇摇欲坠。
总而言之，牛李党争加重了内耗，影响了正确决策，还进一步加深了宦官专权的现状，严重影响了唐的统治。
党派之间彼此争斗，自古便有，难以避免。但在此过程中不应该动摇为国的根本，不能为了权势、地位等等做出危害国家的举动，否则便是害国害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