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明朝的经济危机:为何民怨沸腾、流寇四起,崇祯仍坚持三饷加派?

明朝的经济危机:为何民怨沸腾、流寇四起,崇祯仍坚持三饷加派?

经济问题与一个政权的命运息息相关,许多王朝的覆灭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其中财政危机成为主要形式。

《明史·食货志》对明朝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明朝的经济危机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由于明世宗“耗财之道广”,使得“府库匮竭”,单靠往常的赋税额度已无法支撑政权的运转;所以万历、天启、崇祯等皇帝为了尽可能多地搞到钱,便重用“言利之臣”,采用加赋重征、矿税四出、横敛侵渔的方式,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财富。然而百姓的主体一般又都是农民,他们的经济实力弱小而不稳定,因不堪重负,要么舍本逐末、弃农从商,要么相聚为寇、四处流窜,更进一步地破坏了社会生产,阻碍经济发展;最终朝廷也搞不到钱,百姓则更加贫困,导致王朝在内战中走向灭亡。

明朝的经济困境始于嘉靖

嘉靖以后明朝的经济发展困难

三饷加派是明朝末年继万历矿税之后,在经济方面的又一大恶政。所谓的“三饷”分别是辽饷、剿饷和练饷。其中辽饷早在嘉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嘉靖年间,明朝的经济开始陷入死结。当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三百万两,其中十分之七用于日常开支,十分之三进行存储。因北有鞑靼、南有倭寇,边警不断,而军费亦增多,可是朝廷仍不知节度,动辄兴修土木、东郊西祀,使得财政吃紧。言利之臣为了讨好皇帝,便百计生财,甚至通过变卖寺田、赎金免罪等做法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对国家的纪纲造成很大的破坏。

到了嘉靖三十年时,迫于俺答屡次入犯,京城周围戍兵增多,军饷逐渐不足。于是户部尚书孙应奎建议向浙江等地区加派一百二十万赋税,这是辽饷加派的开始。

万历初年,辽东地区得到短暂的和平。但不久之后努尔哈赤起兵,不断侵犯边界,迫使明朝用兵于辽左。万历四十六年时,辽饷骤增三百万,当时经过多年增收矿税后,内帑尚且充盈,但万历皇帝却不肯动用内帑的钱财。户部尚书李汝华只得从百姓身上搜刮,全国范围内除了首都和贵州以外,增赋五百二十万,岁为定额。

谁知直到崇祯年间,明朝仍无力平复辽东,在经历十多年的加派辽饷之后,朝廷未能收复寸土,反而继续增派二百八十万,使辽饷增到了九百多万。当时,陕西与河南已经出现了流寇,农民因不堪赋税加重,纷纷响应“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号召,加入义军。崇祯帝却仍天真地下诏说:

“不集兵无以平贼,不增赋无以饷兵,其累吾民一年。”

谁知一年后,老百姓迎来的并不是免征辽饷,而是继续加派剿饷和练饷。

“其累吾民一年”

为了平乱而加派的剿饷和练饷

所谓的剿饷就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加派的军饷,最初打算加派一年即止,谁知官军始终无法将农民军彻底平定。为此,有人认为是官兵缺乏训练的缘故,进而又催生了练饷。

崇祯十七年时,蒋德璟对崇祯说:“既有旧饷五百余万,新饷九百余万,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臣部实难辞咎。今兵马仍未练,徒为民累耳。”他又暗示说:“向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

崇祯不满意,问道:“聚敛小人谁也?”

蒋德璟不敢指责皇上和辅臣杨嗣昌,只能把锅推给官位较低的李待问。崇祯自然知道蒋德璟的话外之意,辩解说:“朕非聚敛,但欲练兵耳。”

蒋德璟不认同,他给崇祯分析了三饷加派非但无效,而且贻害无穷的事实——所练的兵马数目与对外宣称的严重不符,大部分军饷也并未分发给士卒,而是流进了皇族、贵臣与宦官的口袋。

崇祯又继续辩解说朝廷已经下令把三饷并为一饷了,蒋德璟再次力争,说:“户部虽并三饷为一,州县追比,只是三饷”,揭穿朝廷政策落地后走样的事实。最后,崇祯震怒,想给蒋德璟扣上朋党的帽子。蒋德璟为此而罢官,崇祯后来才勉强取消了练饷。

当时的御史郝晋也透露出三饷加派的严重性,他说万历时全国边饷才二百八十万,结果到了崇祯年间,竟然增加到了两千多万——

“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崇祯在民穷财尽之际,所加派的三饷数额远远高于前代,却没有使兵马得到增加、装备实现改良,其政权之腐败可见一斑。而直到在吊死煤山的前八天,崇祯才颁布罪己诏,“始免加派三饷”,其悔悟亦颇类后唐庄宗——据《新五代史》记载,后唐庄宗被叛军围困,他尽出金宝以劝勉下属,结果下属却不为所动,说:“陛下与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明朝的百姓果然不感恩崇祯,在免除三饷后的第三天,他们便跟随李自成攻入北京了。

三饷加派为什么成了明朝的死结?

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英明的统治者都懂得量入为出,不敢大肆兴作,以免导致败亡,这已被历史经验所反复检验。秦隋都因不惜民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结果遭致覆亡;汉武帝南平百越、北击匈奴,代价却是天下户口减半;元朝的脱脱大兴土木,发动几十万人去改造黄河,最终也造成了兵乱。

明朝自嘉靖以后,日益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为了应对外敌入侵,最先加派了辽饷。结果谁知辽东战事打成了持久战,加之天灾流行,官吏腐败,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而为了平定农民起义,又催生了剿饷与练饷。官府就好比先用白纸去包住火苗,在火焰烧旺之后,又想用树枝去扑火,结果使火烧得越来越旺;一环扣着一环,矛盾与危机变得越来越大,最终陷入死结。

西汉时,盖公对曹参说:“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天下无事,则百姓安定,上下皆相安。如果统治者去滋扰民众,折腾得民不聊生,那么在民众浮躁起来之后,再想使平静下去就困难了。《老子》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心浮躁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又导致民心思乱,最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倘若明朝在面对辽东问题时不那么急功近利,能够任由熊廷弼等人去长期经略,则可以适时减轻百姓负担,平稳发展经济,充实后备国力,避免其因加派辽饷而陷入困境。百姓不陷入困境,流寇就不会兴起,即使兴起也不会得到广泛的响应,也就不会出现剿饷和练饷了。然而崇祯浮躁心急,连袁崇焕的“五年复辽”都嫌过于长久,一定要集中民力以便在短时间内解决辽东问题。其加派三饷也是在“累吾民一年”的心态上做出的草率决策,一旦局势不利,便无法应对,结果辽东迟迟未能恢复,辽饷也迟迟未能取消,进而引发了更多问题。

当三饷加派引发各种问题之后,明朝也就陷入了死结。不继续加派,朝廷就无力在辽东抵御清兵的侵略,也无法阻挡农民军的攻击,甚至连兵马都没法招募。而如果继续加派,就会使民心更加倒向农民军,当时李岩写的《劝赈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的句子在群众间引发广泛共鸣。最终北京城破之时,连守城士卒都不肯为崇祯卖命,“鞭一人起,另一人复卧。”

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解决三饷加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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