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与“二十五史”一样，是沿用司马迁《史记》的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方法写历史。但该书《列传第184卷·孝义》开头的“无题小序”中有50多人，只列名不立《传》。其中有两个瑞安人——李伦和邹有真，不过被列于温州名下，代表温州府。这批被列名的50多人，虽没立《传》，却可以从中看到明朝长达百多年之久的大范围粮荒，直至明代王朝的覆灭，给后人教训良深。
50多人为朝廷做了同一件事
瑞安人李伦、邹有真和其他50多人，在《明史·孝义》中列名，为什么不列传呢？请先看下面《明史》原文的摘录： “其……输财助官赈济者，有正统间（1436-1449）……温州李伦、邹有真……。景泰间（1450-1456）……。天顺间（1457-1464）……。弘治中（1488-1505）……。隆庆间（1567-1572）……。万历间（1573-1620）……。天启间（1621-1627）……。崇祯间（1628-1644）……等。皆为旌为义门或赐书褒劳。”
上述省略号中均为行省、州府及县的名称及人物姓名。说明从明朝中叶的正统年间到明朝最后的崇祯十七年（1644）止，共208年，中间除掉成化、正德和嘉靖3个年号共81年外的127年间，这50多人都共同做了“输财助官赈济”的事。所以《明史》的编者把以上人员的“传”，用“输财助官赈济”来概括了。也就是多人立一《传》。所谓“输财助官赈济”就是捐粮或钱，帮助明朝朝廷及地方政府缓解粮荒。
《瑞安县志》里的这两位瑞安人
翻阅清嘉庆《瑞安县志·人物·义行》，有李伦、邹有真两人的传。简摘如下：
“李伦，字孟奇，居陇头里（今瑞安市飞云街道龙头村）……四邑告饥，出粟以赈，计前后施粟万余石、白金千余两。设义塾、义仓、义渡、义冢。郡邑上其事，朝遣行人黄恕赍勅旌表其门。事载《明史·列传》中。”弘治《温州府志·人物·行谊》中其传内容与上大致相同，但不提事载《明史·列传》中。
“邹有真，居县治后（今瑞安市玉海街道衙后街）。正统间，奉例输粟赈饥，立义仓、义渡。有司上其事，朝遣行人黄恕赍勅旌表其门。事载《明史·列传》中。”
嘉庆《瑞安县志·艺文》中有一篇黄养正（瑞安人）写的《送义民李信夫还瑞安序》。同书《人物·忠臣》有《黄养正传》：“……永乐中召见，授中书舍人……正统七年，除太常少卿……英宗北狩（土木堡事件，英宗被俘），慷慨死之……”黄的赠序中写：“吾乡义民李君孟奇与其子信夫……倾囊捐廪钱谷之数以千万计……（正统）己未（1439）夏，孟奇诣京谢恩。（正统）癸亥（1443）夏，信夫亦以是诣谢。天眷特加赐宴光禄……”
嘉庆《瑞安县志·义行》还有与李、邹同样输粟的朱养心、林栋吉两人的《传》。“朱养心，字廷浩。父润祖，乐善好施……正统二年（1491），岁饥，邑令钟沔贷粟赈济。养心继父志，遵命输一千斛（古代十斗一斛，南宋末改五斗一斛）。景泰初（1450-1456）初，复挽粟八千斛抵通州，以实京庾。朝赐承事郎，遣官旌庐……”“林栋吉，邑诸生，居一都丽塘庄（今属瓯海区丽岙街道），孝友好施。天启丁卯（1627），遵母命，捐米五千余石赈饥。邑令沈给‘一体沟瘠’匾奖。府宪施详赐杨氏‘慈惠孺人’并给‘周急堂’匾额。”
另外《瑞安阁巷陈氏清颍一源集·四刊序》载：“陈童（字从周）……正统庚申（1440），岁饥，知县钟沔写书谴人扣门乞粟五千石，储于邑之预备仓，铭石旌其善。钟复又登门拜谢。以红罗一匹为公挂彩。厥后又蒙书赴上庠乡钦位大宾，以彰厥德。”
粮荒是明朝覆亡的一大绝症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诸多封建王朝，粮荒经常发生，温饱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而明朝的粮荒竟成为其覆亡的一大绝症，其惨烈程度比其他王朝更加突出。单从本文上述史料看，无论是江南水乡瑞安一个县的县志（官书）、一个姓族的谱牒（民间自编书籍）的记载，还是被列为封建王朝史家公认为“正史”的《明史》记载，都印证着明朝一代276年中，从正统元年（1436）到崇祯末年（1644）的208年间，除掉成化、正德和嘉靖三个年号的81年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发生粮荒）外，剩下的127年，长期延续着平民给朝廷、政府捐粮赈荒的史实。这正说明长期性是明代粮荒的一大特点。
第二大特点是粮荒的普遍性。这从本文上述摘引的《明史·列传·孝义》小序里的记载可证。从正统到崇祯各个年间，从全国产粮区中列出50多位捐粮赈荒的代表人物，说明明王朝征收所谓“正牌”的田粮外，还大范围、长期向平民强行要求捐粮，这在“廿五史”其他朝代中也是罕有。
第三大特点是粮荒的严重性。单从明、清两朝编的《瑞安县志》中就发现，只有明朝的朝廷会派专门官员（行人）专职到民间“赍勅旌表”捐粮殷户“其门”，而在其他朝代这件事只是由地方官员去做。曾有史料提到明朝大部分时间处于气象灾害的“小冰河时期”，对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也有史料提到，明朝中期，高产度荒的粮食作物新品种番薯和玉米等已在部分地区试种成功。这不能不令后人痛恨明朝皇帝、官员对组织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克服自然灾害、推广高产品种、增收粮食、缩减镇压人民的军队数量、减轻人民赋税重负等方面措施的无能和无力！ 相反却只知道拿着当不了饭吃的几张“敕文”、几条挡不了寒风的红绸和空头官位到民间强“讨”，骗取救灾粮食。
这又令人想起出生于元朝末年灾荒时期的朱重八（后改名朱元璋），17岁时一家九口半个月内就饥死、病死了四口，无奈去当和尚四处讨饭。哪知道朱重八当了皇帝后，仅过了八十多年，全国又发生粮荒。他的皇帝后裔们只知道拿祖宗在当皇帝之前讨过饭的“破碗”，到民间乞讨粮食，成了历史笑话。 更有甚者，生存不下去的饥民们在李自成的带领下攻进京都，将讨饭皇帝的后代朱由检（崇祯）逼得走投无路，从后宫逃到煤山找一株树活活吊死，葬送了有明一代王朝。
明朝皇帝们还让捐粮者运粮到北京
上述史料提到，瑞安捐粮殷户朱养心“复挽粟八千斛抵通州”。说得明白一些，不就是让朱养心运粮到北京去？另外瑞安黄养正写的《送义民信夫还瑞安序》中提到“孟奇诣京谢恩““信夫亦以是诣谢”的话。黄养正是当时的京官，说话不能太露，这几句话中有否暗藏“运粮到京”的真相，笔者没有其他佐证，不能肯定，但对照同县的朱养心“挽粟抵通州”一语，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
那么明朝皇帝既在民间讨到了粮食，又为什么再要求他们设法运送到北京呢？请先读一下明朝江苏高邮（大运河边）人王磐（1470？-1570）的一首著名散曲《朝天子》：“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
这首明朝中叶人写的散曲正反映了当时在南北大运河，由于宦官刘瑾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在交通要道勒索百姓和地方官的粮、钱，致使漕运受阻、民生凋敝的惨状。这首散曲说出了明朝皇帝派官员厚着脸皮在民间强讨了粮食，又要求捐粮者自己运送到北京的原因。“运粮难”又进一步加重了粮荒，成为明朝的绝症！
美编：小叶
审读：何光明
审核：欧兴俊
终审：陈锦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