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真定府下辖5州27县，苏州府下辖1州7县，无论是辖区面积，还是州县数量，真定府都是苏州府的差不多5倍，苏州府承担的田赋额度达203万8000石，真定府只承担10万6000石.
苏州府的赋税额度竟是真定府的20倍！
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
现代中国的地级市有330个，明朝有140个府，所以明朝的府比现在的地级市要大一些，大致是按照地域、人口等综合实力来划分的。
苏州府和真定府的赋税额度相差如此之大，顾炎武表示看不懂。
顾炎武提出疑问，难道是苏州府和真定府的南北差异，才导致了赋税的巨大差异吗？
分析后发现答案不是。同样是北方地区，对比2州16县的河间府与1州7县的登州府，明朝河间府的富裕程度远超登州府，但河间府承担的赋税只有6.1万石，而登州府却要承担23.5万石。
顾炎武猜想，会不会是因为省跟省之间的不同呢？
明朝有南北2个“直隶京师”，加上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有15个省级单位。在同一个省，富裕的汉中府有2州14县，贫弱的临洮府有2州3县。但汉中府的赋税只有3万石，临洮府却要承担4.4万石。
顾炎武继续猜想，也许是上溯至唐朝不在同一个“道”，因为历史原因产生了差异呢？
分析发现，顺庆府和保宁府历史上在同一个“道”，但顺庆府的赋税高达7.5万石，而保宁府只承担2万石。
这下顾炎武表示自己彻底糊涂了。
后来，顾炎武对江南赋税研究越深，越觉得触目惊心。
他说，早在唐朝，韩愈就曾说：天下赋税，江南占十分之九。
到了明朝，苏州、松江（包括上海）、常州（包括无锡）、嘉兴、湖州5府又占江南赋税的十分之九。
当然，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
真实的情况是，在明初洪武年间，每年天下赋税总数为2943万石，苏州府缴纳289万石，松江府121万石，常州府55万石，这一藩三府占全国15.8%。“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
其中，苏州1府7县，共有土地9.65万顷，占全国土地总数849.6万顷的1.1%，但承担的税粮是全国赋税总额近10%。也就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近10倍。“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顾炎武不禁哀叹：难怪我这个昆山人这么瘦......
苏州府的赋税自古以来一直这么沉重吗？
顾炎武更加深入研究了一番，发现明朝以前完全不是这样！
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国所征的江南赋税额度是每亩3斗。
到了北宋赵光义吞并了吴越国以后，发现江南赋税偏重，废除了一大批苛捐杂税，并将江南的田赋减轻为每亩1斗。
为什么宋朝对江南的田赋这么低呢？因为宋朝的商业发达嘛！基本不靠田赋来生存。只有朱和尚才拼命地在农民身上压榨。
到了元朝，田赋竟然更少了，“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江南的田赋居然比两宋又降下一半！
（蒙元统治者：我们不爱吃米......）
研究到这个地方，顾炎武对蒙元之印象一下子好了不少。
等到朱和尚当朝，顾炎武不禁暗骂MMP呀，虽然全国其他地区田赋只比元朝略高，但独独对苏州府、松江府的民众，科以重税，苛剥残民，苏州、松江两府田赋达到“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每亩税负达到全国的近10倍。导致这个地区“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甚至“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老百姓为了逃税，大量流离失所，甚至一个地方“有逃去一半上下者。”
可见，在朱和尚的疯狂压榨之下，当时苏州、松江（上海）一带的民众，真是一个字“惨”！
@青史子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