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朝换代事件，强大的殷商王朝经牧野一战崩盘。此后，忠于殷商的奄、丰、薄姑等方国虽然拥立纣王之子武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周运动，但仍未能动摇西周的统治。
武庚反周复商的尝试失败，也宣告了商朝这个朝代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周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往往将自己塑造成正义的化身，而纣王则是一副奢靡残暴的形象。周康王就认为：“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商朝败亡的原因是统治者奢靡酗酒）
不可否认，商朝灭亡的确与纣王个人享乐和举措失当有关，但这仅仅是原因之一，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周朝上下都十分清楚，只不过不适合用来做政治宣传，这就是：武王伐纣时，商朝军队的主力并不在国都，而是远在东夷。
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丧失了对天下的威慑，世人开始重新审视商周鼎革的原因，《左传》就公正地评价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纣王讨伐东夷导致自身实力受损）。
那么纣王为什么要征伐东夷，难道他对西周的威胁视若无睹吗？
事实上，殷商与西周的矛盾由来已久，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在位时，就因东渡黄河征伐余无（今山西长治南，临近殷商都城安阳），被纣王的爷爷文丁处死。
而周文王姬昌继位后仍热衷于开疆拓土，被忠于商朝的崇国国君虎告发：“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于是纣王将周文王囚禁在了羑里，7年后才将其释放回国。
纣王之所以没有杀掉姬昌，一方面是因为西周大臣的周旋，另一方面则是姬昌在西方的诸多方国中颇有威望（《竹书纪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
但被释放归国的文王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做个安分守己的臣子，归国后，他相继征服了甘肃一带的密须、阮、共等国，此后于四十四年兵峰东向，灭掉了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三年后又伐崇国。
黎国距商朝都城安阳不过三百里，距纣王常居的行宫朝歌也不过四百里，可以说西周的军队已经打到了商朝的家门口了。
那么纣王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
就在周文王东征西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殷商的主力大军却在征伐东夷，并且多次征调和途经淮水流域的攸国。
如果说周文王在位时仅仅是扩充实力，还没有对商朝发起直接的军事进攻的话，那么周武王继位后的孟津观兵和兵发牧野，就已经是公然和商朝宣战了。
但奇怪的是，纣王的主力大军此时仍被东调讨伐夷方，以至于周军都打到了朝歌郊外了，兵力不足的纣王才匆忙拼凑俘虏和奴隶进行抵抗。
难道纣王看不到周军的威胁吗？
史书和甲骨文的记载为我们解开了谜团。
“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武乙时国力衰弱，东夷入侵攻入中土）。
“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纣王在黎国阅兵，东夷叛乱）
出土的甲骨文卜辞则有如下记述：“在十月又二，往征夷方”、“在十月，王来征夷方，在攸侯喜”、“在三月，来征夷”……
显然，东夷早在纣王的曾祖武乙在位时就已经成为商朝的巨大威胁，而到纣王继位时，西边的周国也崛起，商朝面临着东西双线作战的窘境。
纣王在黎国阅兵，正有震慑西周之意，但纣王大军刚刚调往黎国，东夷就再次叛乱，这种情况下，纣王的军队就不得不再次东征夷方。
而甲骨文为我们梳理了这样一条时间线：十祀九月商王正式出兵，十祀十二月进入夷方交战，十一祀正月踏上归途，十一祀五月回到都城。
商朝大军东征一次夷方的往返时间跨度是6到8个月，而西周金文记载的周武王从起兵伐商到凯旋，前后历时仅78天。换言之，在纣王着手处理西周的威胁前，首先要平定东夷的叛乱，而武王伐纣恰恰就发生在商军主力东调无法及时回援的这个空档期。
某种意义上讲，西周的军事进攻带有趁虚而入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