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三行制度是中西贸易共同发展的结果，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纷纷向外扩张，寻求资源和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向中国叩关求市，而中国正值朝代更替，百废待兴，贸易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亦需要发展对外贸易来获取经济收益。
清政府实行十三行制度
清政府在继承明朝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十三行制度，而英国的对华贸易主要由东印度公司经理，两者都属于垄断组织，但是有本质区别。
十三行完全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而英公司在经营上拥有一定的自治权，随着贸易的发展，英公司追求在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因此极力反对十三行制度，但清政府为了方便管理及维护专制统治严格执行十三行制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公司与十三行保持着既合作又敌对的关系。两者都在鸦片战争前后相继失去贸易垄断权，但英公司是英国主动放弃的方式，而十三行制度的取消是清政府被迫的选择。
十三行制度的解体
在双方贸易的过程中，发生了借贷关系，因“洪仁辉事件”，商欠问题开始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但终并没有解决，而是不断暴露问题，使行商陷入困境，加速了十三行制度的解体。基于本文的论述，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商欠是导致行商破产的直接原因之一，而行商的破产既是十三行制度解体的重要表现，也是促使十三行制度解体的催化剂；而商欠的发生一开始只是普遍存在于贸易之中的一般商业行为，但随着中外环境的变化，商欠问题愈演愈烈，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抑制商欠的发生，但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愈禁愈严重。
商欠作为发生在行商与外商之间的问题，这与清初的对外法律密切相关。正因为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之间出现了落差，立法与执法的不匹配，所以才出现了结果的相悖。
从清政府制定的政策来看，严禁行商借外债，但在实行过程中并没有保护行商的利益，并且一再勒索剥夺，促使行商为保全自己只能不断借领外夷资本维持生计；一旦商欠案发生，行商被外商告发，清政府则对行商处以重罚，抄没家产以还债，并且发配边疆，但在还债过程中首先要缴纳的是税饷而非欠债。
另外，如若外商欠行商债务，清政府则甚少帮助行商追回债款，而行商所借外债还需充公。在这样一种法律体系下，行商只能腹背受敌，在夹缝中生存，难以为继。
本质上行商制度是清政府对内政策向外的拓展
第二，行商管理外商，清政府管理行商，行商对外商的罪责负连带责任，而清政府只追查惩处行商的罪责，相对而言，清政府对外商的态度多放任或不了了之。
因此，笔者认为，本质上行商制度是清政府对内政策向外的拓展，而并不是单纯的为处理与外贸易的一种对外政策。因为清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外务，而是直接管理国家内部人员的一种机制；对外商务的管理则直接委托于行商，所追寻的责任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行商全权负责。
从商欠案的处理来看，无论是禁止行商借领外债还是偿还债务，基本都是行商的自我负责，而对外商之规定大多形同虚设，并不起实际作用。这也是大多数学者对于清朝对外法律所诟病的一点，认为清朝的对外法律并没有做到严格执法，一视同仁，更不用说保护本国商民了。
由此可见，清朝的对外制度并不成熟，它只是清朝内部体制的一种延伸，并不能适应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在作为广州制度组成部分的行商制度下，包括行商在内的中国商人都成为牺牲品。”终在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节节溃散，并不断寻求新的出路。
清朝体制的弱点
而这种对外机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清朝体制的弱点，本质上清朝的对外制度还是传统的朝贡体制思想，它并无法适应西方国家自由平等的新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方式，终在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后，被迫卷入这种新的世界洪流之中。
第三，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两大垄断组织，其发展的模式与结果如此不一样，除了清政府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与英国实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一样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英国18世纪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力迅速提升，并且产生了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他们实力雄厚，有取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实力。
即英国可以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停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但是清朝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对西欧国家的贸易中，某种程度上，十三行制度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替代的，即清政府无力找出更好的组织来代替十三行进行贸易，因此只有通过外力的冲击，才会导致十三行制度的幻灭。
其二，这与中英之间远距离的海洋贸易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远离国土，相对来说受国家政府控制较轻，贸易环境更加自由，并可以以此为借口，受到清政府的宽容相待，比如放债生息而多年不来中国，任其利滚利，而十三行商总是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约束甚多。
总结
最终，在英国的要求下，清政府被迫取消十三行制度；另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则是在英国内部有计划地被取消了贸易垄断权。
参考内容来源：《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