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于1368年，但是朱元璋正式分封功臣，却是在天下彻底尘埃落定的洪武三年（1370年），所以明朝的开国“六国公”，就是在这一年册封的，当时的朝堂还不是朱元璋用“胡惟庸案”、“蓝玉案”清扫功臣后的朝堂，仍然还是那个开国文武百官都在位的强盛时期。
比如六国公之首、朱元璋的“半师”：韩国公李善长，他就还在世，而且德高望重。
而刘伯温则不是在世与否的问题，他只被封了一个“诚意伯”，爵位比起李善长、徐达等人还要低两个档次，朱元璋一共分封了“六国公，二十八侯爵”，但这三十四人里根本就不包括刘伯温，换句话来说，刘伯温所谓帮助朱元璋问鼎天下的“神算国师”形象，也都是后人杜撰的，真正历史上的刘伯温，并没有那么重要。
关于明初历史，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朱元璋的文人团队里，很多人提起刘伯温，甚至将刘伯温说成功高盖主的程度，可事实上，真正比刘伯温功劳高的李善长却鲜为人知，李善长才是朱元璋创业团队里的第一文臣。
李善长之所以在后世的名声越来越不显，一切都因为他在洪武二十三年被卷入了胡惟庸案中，李家满门几乎被抄斩了，所以韩国公李善长在明朝，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再如何敏感，都不能否认他的功绩和存在，最起码在洪武二十三年以前，李善长在大明都是最顶级的文臣。
1354年，刚刚崭露头角的朱元璋带着兵马南下滁州，与此同时，李善长已经在乱世中选好了自己想要辅佐的人，正好就是没背景还年轻的朱元璋，这一年，李善长和朱元璋相见了，李善长学识渊博，精通法家道理，比朱元璋年长了十四岁的他，立即被朱元璋以礼相待，从此之后便成为了朱元璋这边的近臣。
朱元璋年少没机会读书，但从参加红巾军起一直到成为皇帝，他的知识和文学水平一直在不断进步，这种快速的进步都是李善长造就的。
而这世上两样看似平平无奇的东西，放在一起就能产生化学反应，而朱元璋和李善长就是这样的组合，朱元璋很聪明，是一个有天赋的人，潜力巨大，李善长思维敏捷，很多想法奈何没有行动实践证明，李善长的运筹帷幄，朱元璋的大胆去做，最终让朱元璋团队很快强盛起来。
比如有人来投靠朱元璋，朱元璋就会让李善长在旁观察，看看投靠者是否合格。
又比如朱元璋还不精通后勤的调节工作，李善长就帮助朱元璋管理后勤，让朱元璋有更多精力在前布置战略。
李善长的能力很强，朱元璋手下的众将有目共睹，就连朱元璋的岳父郭子兴都对李善长这个人才“心痒痒”，想要把李善长从朱元璋的身边抢过来，为自己所用，但李善长很有底线，选择做一个从一而终的良臣，面对郭子兴抛出的橄榄枝，李善长坚定拒绝，这让朱元璋对李善长很是感激。
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正式建立起明朝政权之前的过渡政权，而对于朱元璋来说，建立一个体系，最难的还是如何完成管理和政权的同步，于是他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李善长，朱元璋任命为李善长为相国，几乎是总理全部事务，而李善长也把这些事务经营得井井有条。
因为李善长办事果决，写令文非常专业，只要是朱元璋想表达的意思，李善长很快就能写成整理好的文书，这让吴政权的内部效率变得十分高效，所以朱元璋的军队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吴政权的百姓都是安定的，粮饷都是充足的。
光拿这一点来说，李善长的功劳就不亚于前线冲锋陷阵的将领们。
除此之外，朱元璋每每打下一块地盘，李善长就能很好地完成经略工作，而朱元璋征战天下是先南后北的，之所以自古以来先南后北的战略艰难，都因为南方的经济力量很难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可是李善长却能做到。
两淮地区的“盐税”、江南地区的“茶业”、豫章和会稽旧地的矿业，这些都是江南的财富，前两者可以生钱，吸引更多的商人繁荣南方，后者可以制钱，甚至是制造兵具，强大武装力量，所以朱元璋的先南后北成功都因为有合理的“经济—军事”模式转化。
完成这一步工作的，不是刘伯温，仍然是李善长。
因此在大明建立之后，朱元璋更是以李善长为文臣之尊，给他授予一个“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的荣誉身份，除此之外，李善长在洪武元年先被封为了太子少师、上柱国，在洪武三年被封为中书左丞相、太师，加爵韩国公，名列三十四功臣之首，而李善长也曾是大明王朝中权力仅次于朱元璋的人，因为他当过左丞相。
李善长的韩国公之爵，每年可以领的俸禄高达四千石，而刘伯温每年能领的俸禄仅是二百四十石，两者差距极大。
但也是这等荣誉加身的李善长，在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后，因为相权和皇权的冲突与朱元璋开始疏远。
胡惟庸其实也是李善长推荐扶持起来的，在胡惟庸之前，大明丞相杨宪就因为在丞相的位置上失职被朱元璋所杀，所以胡惟庸担任丞相后，他本身也是一个高风险存在。
洪武十三年，因为占城国来使无人接待，胡惟庸推卸责任给礼部，礼部又推回给胡惟庸，朱元璋因此大怒，下令彻查胡惟庸，搜出了胡惟庸一系列贪赃枉法的罪行后，处死了胡惟庸，此时胡惟庸“密谋造反”的事情尚未暴露。
但胡惟庸和李善长多少沾亲带故，基于李善长的相权立场也好，胡惟庸的亲戚也罢，李善长和朱元璋时间也出现了隔阂，而在洪武二十三年，已经死去了十年的胡惟庸“造反”计划被人曝光，李善长还被曝出知情不报的阴谋，朱元璋因此下令将李家满门抄斩，一代名臣李善长晚节不保，也是到了南明时期，才重新给李善长追封。
刘伯温确实是一个元末时期的奇人，他本为元朝的进士，后来入仕当官，所以刘伯温是有着一定程度政治经验的，但可惜的是，刘伯温这个人性子很直，容易得罪人，他确实是精通玄术、占卜之术，可这些并没有为他的性格带来多少城府。
1360年时，朱元璋听闻有刘伯温这么一号人才，因此“请”刘伯温出山，刘伯温年开始跟随在朱元璋左右。
刘伯温的内心里也希冀遇到明主，在朱元璋的团队中，刘伯温常常提出一些制度上的建议，朱元璋都欣然采纳，而让朱元璋“先取强，再取弱”的战略，正是刘伯温所倡议的，因此平定陈友谅，刘伯温有着一定的功劳。
不过刘伯温在朱元璋的团队里，一直都不是太受“欢迎”，因为刘伯温乃是浙江人，跟朱元璋以及他的核心武将团队们都是安徽人截然不同。
或许有的人觉得，只是安徽和浙江的差距罢了，不至于让刘伯温被排斥吧，事实上，如果朱元璋团队里的安徽人不多，那么刘伯温的确不会被排斥，可问题是，朱元璋的核心圈子就是靠“裙带关系”来维系的，刘伯温这种外来者就容易被排斥。
这也成为了刘伯温始终难以打进大明核心圈子的根本原因。
可在用人的想法上，朱元璋始终倾向重用刘伯温，他用刘伯温算玄也好，制定法律也罢，刘伯温都是那种正经官僚出身的人才，和李善长以及一众武将不同。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启用的丞相都是李善长一派的文人，朱元璋也试图让刘伯温上位丞相，可是刘伯温就因此遭受剧烈的政治斗争，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频频打压刘伯温，刘伯温对此也没有丝毫办法。
这里面或许有刘伯温的交际手段的原因，但出身和籍贯确实成为刘伯温在大明官场的一大桎梏，因此到了洪武三年的时候，刘伯温仅仅是被封为上护军、资善大夫、诚意伯，一年的俸禄只有二百四十石，连开国三十四功臣的行列都没挤进去，比他名气小了无数的“韩政”、“曹良臣”、“梅思祖”等人，当时的地位都比他高。
其实纵观整个明朝历史，刘伯温的名气和实际地位的差距是很不合理的，不合理到他竟然只是一个伯爵，如果要细究刘伯温被打压的根本原因，那么只能解释为李善长一脉的可以镇压。
首先，洪武三年的大型封爵，这个封爵的人数、爵位等等问题，都是李善长等人牵头制定的，虽然最终定夺的权力在朱元璋这里，可朱元璋终究还是要考虑李善长等人的意见，如果他们非要打压刘伯温，那么朱元璋也只能应允。
其次，刘伯温的“玄术”确实有些惹朱元璋忌惮了，因为朱元璋乃是一个布衣出身，他深知运气和天命的作用，所以他对刘伯温这种能“看到”气运的人多少有些芥蒂，既然有人愿意打压刘伯温，那么他也干脆顺水推舟了。
后来刘伯温乃是因为胡惟庸的“送药案”所谋杀，可胡惟庸却是朱元璋派去看望刘伯温的，刘伯温在家中服药而死到底谁是幕后主使，已经很难说得清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刘伯温的待遇确实和能力、贡献不符，只不过他连命都保不住，再说爵位都无太大意义了。
关于徐达，他和朱元璋另一员大将常遇春之间究竟谁的领军能力更强一直是后人争辩的热门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常遇春的武力比徐达要强出很多，在鄱阳湖一战中，常遇春阻挡下了陈汉太尉张定边对朱元璋的杀招，直接改变了未来天下大势。
徐达是朱元璋发小，当年汤和召集家乡友人朱元璋进入红巾军后，徐达随后也被朱元璋召入红巾军，一同打天下，所以徐达和朱元璋一样，是同时在红巾军中成长起来的。
在朱元璋攻占整个江淮地区时，徐达先后拿下了南京、京口以及安徽多个重要位置，让朱元璋在江淮一带有了牢固的基本盘，而徐达的潜力很大，在鄱阳湖大战中以少胜多，沉着冷静应战，最终击败大敌陈友谅，随后又拿下了湖南湖北等地，成为了朱元璋手下第一“开疆拓土”的大将。
而徐达的人生高光时刻就是在1367年末的时候，徐达受朱元璋之命北伐，对只剩下一口气的大元都城发动最后的进攻，徐达与常遇春分别被任命为“征虏大将军”和“副将”北伐，在人事安排上，朱元璋确立了徐达的主导地位，打下了大都后，徐达也自然获得首功。
本来常遇春在这一战中表现也很突出，可惜的是常遇春因为卸甲风在返程的时候去世了，所以常遇春失去了很多继续上升的机会。
洪武二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盖了一座“功臣庙”，将徐达排在了功臣位首，虽然在次年的分封中，徐达只是排在了六国公的第二位，但在朱元璋的规划里，国公之位显然不是徐达的终点，而韩国公李善长，未来没有再上升的空间了。
洪武十八年，徐达因为背疽在南京逝世，在他去世后，朱元璋立即给徐达追封“中山王”，让徐达成为异姓王，虽然没有在徐达生前给予这等爵位，但朱元璋就是以此确定了徐达的地位在李善长之上，当时的李善长还在世，也还没有谋反案的问题。
所以看徐达的地位和排行，不能只看“国公”的排位顺序，徐达是特殊的，他与朱元璋有着深厚的友谊，也在乱世中成长起来，变成了天下第一等的人杰，因此他的一生传奇程度便值得别人对他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