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儒湛甘泉和王守仁，两个人交谊深厚，曾经一同讲学，后来各立门户。他在为王阳明写的墓志铭里这这样总结：“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在湛甘泉和正统的儒家看来，王阳明早年的这些爱好都不是做圣人的正道。王阳明在三十岁之前，曾对求仙问道和学习佛教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在养生方面有过很多心得，在佛学方面更是有着深厚的造诣。但最终，他认为儒家学说最为简易直接、博大精深，从而对道家和佛教进行了批判与扬弃，将其精华融汇到儒家学说之中。
《传习录·萧惠篇》中记载过一段王阳明和他的学生萧惠之间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佛教和道家的态度。
王阳明有个学生叫萧惠，喜欢道家和佛教。王阳明就警告他，说：“我以前也很喜欢佛教和道教的东西，以为自己很有收获，儒家的东西不值得去学。后来我在龙场住了三年，悟到了儒家的学说，又简单又博大精深，因此后悔之前浪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在佛教和道教上面。佛教和道家的精妙之处与儒家差不多。你现在只是学了佛教和道家的一点渣滓，就自以为喜欢佛教和道家，就好像猫头鹰喜欢死老鼠一样。”
萧惠于是问王阳明：“佛教和道家的精妙之处是什么呢？”
王阳明说：“我刚才告诉你我悟到儒家学说简单而又博大精深，因此后悔在佛教和道家上浪费了时间。你现在为什么不问我悟到了什么，却偏偏问我后悔的东西？”萧惠于是惭愧不已。
由此可知，王阳明在中年以后，对佛教和道家是持批判态度的。虽然王阳明年轻的时候曾经向往神仙之道，也深入研究过佛学，对道教和佛家都很精通，但他中年时候笃信儒学，越来越觉得佛教和道家存在很多不足。在他看来，只有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
道家最擅长的是养生之术，王阳明早年修习道家的养生之术，但一无所获，他认为道家讲的“精气神”儒家也可以做到，只要专心致志、涵养道德、本着自己的良知做事就自然会有精气神，达到养生的效果。所以，道家的养生之术，儒家也可以做到。
至于佛教，王阳明首先批评了佛教执着于“相”，也就是执着于现实的形态。君臣、父子、夫妻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伦关系，可是佛教却认为这些是繁琐的，不必执迷于此。佛教否定它们的存在，倡导四大皆空，一心想着要从这些关系中逃离出来，求得清净，结果反而刻意执着，陷入了佛教所说的“着相”——也就是执着于现实的形态。而儒家承认人伦关系的客观存在，顺势而为之，追求高尚的道德，反而是“不着相”，超越了现实的形态。
其次，王阳明批评佛教把动和静分开，喜欢静而不喜欢动。虽然儒家和佛教都主张动静结合，但佛教却以静为主，不喜欢动。王阳明认为，“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动静取决于内心是否遵从天理，如果人的内心遵从天理，那么不管是在静坐还是在做事情，都是静的状态；如果人的内心不遵从天理，那么不管他是在做事情还是在静坐，就都是动的状态。所以，王阳明强调的是人的内心要服从天理，达到“静亦定，动亦定”的状态。这个天理，也就是王阳明后来提出的“良知”。
再次，王阳明还批判了佛教的利己主义。他认为佛教追求的是宁静，是无欲无求、无善无恶的一种境界，而儒家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修炼的目的是清净自在，超越一切世俗的东西，而儒家提升自我的修养目的是为了明辨是非，区分善恶，更好地治理国家为百姓造福。所以比较起来，佛教是自私自利的，不能修齐治平，无益于苍生社稷。
在王阳明看来，除了儒家以外的所有学说都是异端，应该加以排斥。道家和佛教具备的优点，儒学都具备，但道家和佛教的缺点儒家却没有，儒学有的许多优点道家和佛教也不具备。王阳明打了一个比方——儒学就好像一个大厅，厅里面共有三个房间，许多儒家的学者不知道整个大厅三间房子都是自己的，于是看到佛教就把左边的一间分给他，看到道家又把右边的一间分给他，剩下中间的一间留给自己，然后竟然以为自己只拥有这三分之一。
而王阳明呢，他要把三个房间全部都收回来，全部归为儒家。他认为儒家的圣人和天地万物同为一体，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道家的，不管是老子的还是庄子的，所有一切的学说都包罗其中，为我所用，所以称之为大道。而佛教和道家只是为了一己之私，所以是小道。说到底，王阳明是要以儒学为主，三教合一。就好像儒家的亚圣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也颇有些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