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至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高峰
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鼎大得可以做马槽，又俗称“马槽鼎”。
司母戊鼎纹饰美观，工艺精巧。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俗称虎咬人头纹。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早在七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至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一时。当时，鼎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所谓“藏礼于器”，青铜鼎作为重要的礼器成为了祭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绩。古代人相信灵魂不死，所以，贵族死后又常常用鼎来随葬。
司母戊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很显然，这么巨大的鼎，并非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制作的。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支配下来制作这一器物的，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据学者称，之所以称此鼎为“司母戊鼎”，是因为其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个铭文，那这三个铭文究竟为何意？
第一种说法认为，“母戊”为墓主人的庙号。“司”读“祀”，即祭祀的意思，这三个字的铭文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母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该鼎即为商王文丁所铸，是用来祭祀其母。
但是，考古人员通过形制确定，司母戊鼎属于商代晚期，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故此说很快被否定。一般情况下，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要通过它的地层关系，然后，在底层关系的基础上，再去看它的器物的组合。但司母戊鼎重现于世时既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因此，对于司母戊鼎年代的判断，只能从器物形制着手。专家们把二百多年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也就细长，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
商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现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四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十二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这里的“戊”究竟是谁的妻子呢？
第二种说法，将“司”字改释为“后”字。“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分，即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并且新说认为，“母戊”并不是商王文丁之母，而应指商王祖庚或祖甲之母。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给出了答案。妇好乃商五武丁的一个王后，史载她主持祭祀、打猎、英勇善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考古学家在妇好墓中发现了司母辛鼎，而通过对比发现，司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司母戊鼎一致，两鼎之间的合金配比情况也极其相似，这就有力地证明司母戊鼎确属殷墟二期。这也断定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此鼎乃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祭祀之后随葬于其母墓中。
但令人奇怪的是，同为武丁王的王后，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二倍，重量则是它的六倍。不久，考古人员在当年司母戊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在殷墟王陵区中共有大墓十一座，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在十二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这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谜。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