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10年5月1日的李白，是情报通讯战线的卓越战士，也是革命的老资格。和其他红军战士不同的是，李白作战使用的武器是一部电台。他的事迹，在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15岁就成为儿童团团长的李白，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带领下，参加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经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
最开始，李白加入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部队里出了名的“闲不住”。打仗时他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行军时从前到后提包送水；宿营时，他争分夺秒勤学苦读，结果因为过度劳累，他病倒了。
躺在病床上面时，李白得到了一个好消息，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
这可把李白给激动坏了，可由于他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起初成绩并不是很好。李白自尊心极强，发誓一定要把成绩搞上去。于是别人休息时他在看书，别人吃饭时，他坐在军营外的大树下，刻苦钻研电报收发的技术。
这还不算，组织上又额外交给李白一项任务：在半年内掌握2000个英文单词。这对在农村长大的李白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从此开启了白天上课晚上加班加点地苦记单词的生活。
第一次反“围剿”取得巨大胜利之际，无线电训练班学员得到通知，毛泽东委员要来给大家上一堂政治课。
毛泽东来到身为训练班班长兼党支部委员的李白面前，亲切地问到：“小鬼，学无线电难吗？”
李白没想到毛泽东会向他提问题，激动地回答：“毛政委，困难是有，不过能够学会。”
毛泽东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同大家展望了无线电的未来，也讲到了通讯工作对红军作战的巨大作用，李白听得如痴如醉，更加坚定了要学好技术的决心。
李白从训练班毕业后就调到红军总师电台工作，日夜侦听王金钰率领的国民党第五军和公秉藩的28师指挥电台。
公秉藩的指挥电台很令李白和战友们眼红，因为那是一部功率为100瓦的大电台，在当时，电台功率通常只有15瓦。
公秉藩
有一天，在行军途中，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李白从电台中监听到公秉藩的电台在焦急拍发“SOS、SOS"(求救信号）。这说明他已经陷入了包围圈，几分钟以后，电台便悄无声息，没几天，这部大电台就被完好无损地送到了红军总师电台站。
随着反“围剿”的胜利，电台的数目在不断增加着，红军各军团之间开始建立起无线电联络。这时，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急待总部电台去完成，那就是与上海党中央取得联络。
李白和其他报务员按照连续收听和呼叫来自上海方面的讯息，可几个月过去了依旧没什么结果。他们使用上这台被缴获的100瓦电台，每天轮流上机接听，朱德也几乎天天都到电台来。
在不懈的努力下，李白和战友们终于与上海方面通了话，盼望已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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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李白随部队开始长征，其所在的红五军团是全军后卫部队。李白带着由报务员、机务员、运输班100多人组成的无线电队，一边打仗一边还要进行紧张的收发报工作。
上级专门拨给李白一匹马，他从来没舍得骑过，要么驮机器要么驮病号，还提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
一次，无线电部队驻扎在贵州茅台村外的半山坡上时，遭遇了敌机轰炸，为了保护草屋门口的两根天线杆，李白不顾生命危险，对着杆子猛踹两脚，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离他不远处爆炸。
别看李白文文弱弱，他可是出了名的神枪手，只见李白端起一挺枪对着敌机狂扫，很快就击中了一架敌机。
1937年7月，27岁的李白接到了一项特殊使命，要去上海设置秘密电台。
在延安，因为中央受到国民党的围困，与外界联系十分不顺畅。为了及时向敌占区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也便于搜集情报的需求，党中央决定委派政治过硬、业务素质好的同志搭建通讯电台，大家第一个就想到了李白。
1937年10月10日，李白使用化名李霞，住到上海新闸旅社，开始筹建秘密电台的工作。
要想在军、警、特横行的上海建立起一个电台其实是件相当困难的事，由于对电讯材料的严格控制，组装电台所需的零件很多都无法直接购买，只能通过其它渠道一点一点积累。此外，寻找一处地点恰当、邻居可靠的设台房屋也极不容易。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党组织出资租下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路）148号的一幢三层楼房。从此，李白在这里栖身下来。
到了1938年春天，建台工作总算完成，在一个夜晚，李白拉上窗帘，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钮，向延安发出了第一声呼叫。当他从“嘶嘶”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回信时，心情激动万分。
当时的上海形势非常险恶，敌人用种种方法来搜寻地下工作者，特别是秘密电台，更是敌人盯防的重点。身为单身男子，非常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为了掩护李白的工作，党组织选派了优秀的纺织厂女工裘慧英做他的“妻子”。
起初，裘慧英对这项枯燥的工作很不习惯，更不适应凭空多了个“丈夫”，干了一段时间就闹着要回厂子去工作，李白用自己的经历耐心劝导她，使裘慧英认识到了电台工作的重要性。
在长时间相处中，二人的感情也慢慢升温，结为了真正的夫妻。裘慧英不仅在李白发报时担任警戒任务，还负责传递情报工作，同时也要照顾李白的生活，二人可被称之为战斗夫妻了。
为了避免邻居们的怀疑，李白白天上班晚上发报。电台虽然具有迅速、准确和使用灵活的特点，但在通报时会发出灯光，“哒哒”的按键声夜间能传出很远，电波感应还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电台功率越大，这种现象越严重。
为了减轻这种现象，曾在苏联受过训练的涂作潮和李白反复琢磨，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他用收音机天线作掩护，选择在夜深人静、空中干扰和敌人侦察相对较少的凌晨作为通讯时间。
涂作潮
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时，李白就在小小的第三层阁楼里轻轻安好机器，静静坐在电台旁，把25瓦的大灯泡改成5瓦的小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块黑布避光，再取一张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避免光线透出并减少声音外扬。
通常都是他先向延安发出呼号，得到回应后发出“77”、“88”表示亲切友好的符号，这些电波把遥远的上海与延安紧紧联系在一起。
李白的工作环境其实很艰苦，阁楼冬冷夏热，发报机旁的温度要比其他地方高出好几度，李白浑身是汗，但由于当时形势复杂，要发的电报特别多，所以即便汗水流入眼睛他也顾不得擦。
冬天就更难受了，手指头被冻得又红又肿，发一宿电报下来，全身都是麻木的，妻子裘慧英劝李白休息一会再干，他只用一句话来搪塞：“只要任务完成得好，心里也就觉得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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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长时间的发报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每天晚上都有军警挨家挨户搜查，但由于李白和裘慧英的机智敏捷，他的的秘密电台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络工作一直到1942年9月从未发生重大故障。他用红色电波及时准确地将党中央指示传达给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党组织，又将上海和华东各地的情况和日军动向，及时向延安做了报告。
有一天晚上，李白正努力发报时，“嘀嘀”的声音突然停住，按键丧失了反应。李白下楼找妻子，要她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找涂作潮帮忙维修机器。
涂作潮是修理发报机的专家，他打扮成工人模样，身背大工具包。就在进门的瞬间，涂作潮眼角余光瞥到对门有位体态肥硕的女人，正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他。
涂作潮边修发报机边把情况告知裘慧英，果不其然，他修好发报机离开后，胖胖的女人前来敲门，假装着唠闲嗑，暗暗打探裘慧英的口风。还好裘慧英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告诉她那就是个修灯的工人。
李白下班回来听到此事，沉思了一会后决定自己学着修机器，以后再遇到故障，不用请人上门，这样可以更隐蔽。
党组织大力支持李白的想法，专门对外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老板是涂作潮，李白则名义上是账房先生，白天记账晚上学修无线电发报机。
五个月后，李白学会了修各类收发报机，而且技术相当精湛。从此，一旦机器发生故障，都由李自自己来修，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增强了隐蔽性，并能及时与党中央保持联系。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难。当天，党中央决定立即将事变真相电告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的滔天罪行。
虽然敌人并不知道李白的地下电台设在哪里，但已经掌握了他同延安通报的时间是凌晨12点到4点，于是在空中增加了干扰。
等到李白与延安通报时，耳机中传来一片强烈的电波干扰声。具有丰富经验的李白知道，敌人如此加强空中干扰，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于是他全神贯注地在干扰声中寻找来自延安的联络信号。
直到凌晨2点，李白从干扰声中断断续续地听出来自延安那熟悉的声音，“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在上海传播开来，敌人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叶挺
1942年9月， 裘慧英带回几件重要情报，急需在当晚发往延安。就在李白发报即将结束时，外面突然传来刺耳的警报声和急促的脚步声，在朦胧的月色下，夫妻看到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家中的围墙。
大事不好，电台信号被敌人捕捉到了，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果断地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连拍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一块地板，将它藏在下面。
尽管李白夫妇与敌人进行了周旋，可是现场一个有经验的日本人拉起李白的手，看到那些因为发报留下的老茧后狞笑着说：“你是老资格啦。”旋即对着李白拳打脚踢。
当夜，他们就将李白和裘慧英关押到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可无论怎么逼供，夫妻二人都守口如瓶。
一个日本女特务提议，让裘慧英亲眼看着丈夫受刑，这样她一定会崩溃，然后吐露真实情况。
裘慧英望着受酷刑的丈夫心如刀绞，可她毅然咬紧牙关，没有说出任何信息。后来经过党组织的营救，李白于次年5月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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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出狱后，仍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他只能开了一家叫做良友糖果店的小铺子，和妻子以及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住在狭小的铺面里。
特务在李白店铺斜对面的楼里架起了望远镜，布置人马轮番监视，但并没有发现异常。特务们又打起了其它主意，想利用李白精湛的发报技术，架起国民党上海与重庆的联系渠道。
一个叫姚苇的特务奉命来劝说李白，被李白骂了一通后气呼呼走了。他走后，李白突然灵机一动，觉得可以将计就计，利用敌人的电台为自己人发报。
原本党组织担心李白夫妻的处境，已经准备好船票要他们近日离开上海，可李白决定留下来，拥有了一个“重庆报务员”的身份。他假装为国民党服务，实则用用特殊频率和呼号，将电波再次传到延安。
老战友们在延安的窑洞里收到李白的电报，个个眼含热泪，“李白出来了，李白出来了”、“老李真行，用敌人的电台又干起来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短暂离开上海的李白又回到敌人的统治中心，继续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此时，国民党因内部情报屡屡泄密而调兵遣将，加强无线电技术搜索力，还引进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因此，李白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为了侦察秘密电台，敌人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加强对秘密电台的空中侦察，实行分区停电，使尽各种手段，企图搜索到李白的确切位置。
为了李白的安全，上海党组织决定暂停与党中央的联络，并加紧筹设预备电台的工作。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上海党组织收集的很重要的军事情报急需不失时机地报告党中央。如辽沈战役国民党青年军207师、208师一部分通过海运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增援东北战场；淮海战役中，黄维、刘汝明等兵团由华中地区北上增援淮海战场；长江防务、江阴要塞以及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情报，都是党中央指挥作战所迫切需要的情报。
黄维
李白深知，自己的性命不重要，必须立即恢复秘密电台工作，及时向党中央提供敌军情报。于是，他发出电报的频率愈来愈频繁，时间也愈来愈长。在淮海战役激烈进行时，李白不仅经常通宵工作，而且有时白天也通报。
李白使用的通讯装备极为简陋。收发报机是用收音机改装的，零件是拼凑起来的，在气象变化、无线电波互相干扰时，通报的困难极大。李白练就了一手高超、过硬的收发报本领，加上裘慧英勇敢机智的配合，每次都时地把上海党组织收集的“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情报发往党中央。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李白预感形势严重，知道敌人不甘心失败，必定会加强对秘密电台的侦破，便时常以过硬的技术英勇机智地跟敌人巧妙地展开“空中游击战”。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依靠美国提供的最新设备和技术，采用分区停电的方法，终于侦察到了电台的方位。
当时李白正在发一份极其重要的电报，它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关键。李白全神贯注地按着电键，全然不知自己已经被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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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敌人得不到一点口供，就对李白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连续逼供30多个小时，使用了36种酷刑，但李白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任何情况，舍命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机密，保护了预备电台的工作人员，使这座“空中桥梁”一直没有中断，为上海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李白被转押到南市蓬莱路警察看守所，裘慧英偷偷带着年仅5岁的儿子，到正对面老百姓家的二楼阳台上，隔着监狱窗子与丈夫见面。
李白的两条腿被敌人的老虎凳压断了，只能在狱友的托举下爬上窗口与裘慧英对望。此时，南京与杭州相继解放，我军完成了对上海的合围，耳边已可听见隆隆炮声。
眼看胜利在即，蒋介石却对李白等人下达了“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密令，1949年5月7日，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亲率特务，将李白等12人押往浦东杨思戚家庙秘密杀害，20天后的5月27日，上海解放。
为了纪念李白，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全国各地放映，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邓颖超也曾高度评价过李白的战斗业绩：“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