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宋代最大的沉船“南海一号”:为进行海上贸易没少下功夫

宋代最大的沉船“南海一号”:为进行海上贸易没少下功夫

文|云韶

8月6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召开第三期“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新进展工作会,发布了“南海一号”保护发掘项目重要考古工作成果。

提起“南海一号”,大家并不陌生。在《国家宝藏》第二季中,“南海一号”的“宋金项链”曾代表广东省博物馆进行展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除了“宋金项链”之外,“南海一号”还有不少珍贵的文物。

根据这次发布会所提供的数据,目前“南海一号”出水文物总数超过了18万件,包括各类金、银、铜、铅、锡等金属器,竹木漆器,玻璃器以及人类骨骼、矿石标本、动植物遗存等,其中尤以铁器、瓷器为大宗。

此外,“南海一号”还发现了不少水果残骸,如梅核、槟榔果核、橄榄核、枣核、滇刺枣核、南酸枣核、葡萄籽、荔枝核等,而装载食物的容器也五花八门,非常有特色,有铜碗、锡杯、锡壶、茶盏等。

“南海一号”如今入住“水晶宫”

这些文物虽然沉睡在水底近千年,但是岁月并没有消磨它们的光辉。从“南海一号”出水文物的身上,我们依旧可以领略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我国虽然海岸线绵长,又有大量终年不冻良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商贸交流主要在陆路上进行。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将东西方交通彻底贯通,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见证了各国人民的友好与往来。不过到了唐玄宗年间,由于中国在与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失利,西域各国渐渐不服从大唐号令,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西域各国趁唐王朝中央政府自顾不暇之际,纷纷自立,唐朝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就此断绝。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又延续了一百五十年。在唐哀帝时,朱温取得了国家的大权,他废唐自立,建国号“梁”,中国正式进入了五代十国时代,华夏大地征战不休。无论是后梁、后唐,还是后继的后晋、后汉、后周,他们都无力征讨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与此同时,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陆续兴起,西北陆路的外交空间完全被少数民族政权占据。即便北宋建立,也无力改变这一局面,无奈之下,宋朝人只能在海上开辟商贸之路,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这条商道,就是后人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史料上来看,宋朝人为了进行海上贸易,下了不少功夫。

这些来自13世纪的陶器是“南海一号”所载货物的一部分

相对于汉唐明清,宋朝的军事实力比较孱弱,许多次对外战争,都是以赔款告终。对辽金的“岁币”,对西夏的“赏赐”,是宋朝财政最为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压力,弥补亏空,宋朝一改其他王朝“重农轻商”的政策,对商人经商采取鼓励政策。

可以说,宋王朝在招徕外商方面,诚意是非常足的。开国不久,宋太宗即“遣内侍八人赍剌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国藩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宋太宗目的很明确,就是以我国丝绸和黄金作为招邀外商的诱饵。

在税收政策上,为了加快远洋船舶周转率,增加海运收入,宋廷制定了“饶税”制度,明确“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之”。对一些促进双边贸易的商人,宋朝也是不吝嘉奖,甚至量才录用。比如阿拉伯客商辛押陁罗在广州居住数十年,积累家资数百万两银子,由于他在外国商民中拥有崇高威望和号召力,善于处理不同种群之间的矛盾与利益纠纷,广州贸易每年都很顺利,给国库带来可观的收入,宋神宗因此封他为归德将军。

“南海一号”中出水的青白釉铺首执壶瓷器

政府的支持,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空前兴旺,广州、泉州、钦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临安(今浙江杭州),处处都是交易的繁盛景象、商业的兴盛,刺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家门,前往未知的海洋探险,造船业由此也兴旺了起来。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次之,昌明州又次之。”福建漳州、泉州、福州及兴化军等地,“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为了修理这些船只,宋朝政府在金明池(今河南开封西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

通过“南海一号”,我们能够一窥宋朝造船水平之高超。考古发掘显示,沉船船体残长22.95米,宽9.85米,船内舱室最深2.7米,设14道舱壁分隔成15舱,是目前所见舱数最多者。

规模如此巨大的商船,对于海员的驾驶技术提出了挑战。有资料显示,在宋代时,海员们就已经懂得利用季风航海。有经验的海员还能“仰观天象,以卜明晦”,通过日月星辰,判断天气变化,甚至有些人可以通过观测北极星的高度,来判断航线所在的地理纬度。

此外,在这一时期,指南针也开始广泛应用于航海。利用磁石指南性质制造的指南仪器,虽然在战国时已经出现,但那时用的是天然磁石,真正用人造磁铁,完成指南针装置的是在北宋。指南针发明不久,就在航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沈括《梦溪笔谈》记述了灯芯法、指甲法、碗唇法、丝线法四种放置指南针的办法。《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多部宋代文献记载了中国航海家使用指南针进行航海活动的情况。

指南针的使用,使得海员们开辟了许多新航线,宋朝对外贸易的国家迅速增加,从唐代的三十余个增至六十余个。大体分为五个地区:一为今中南半岛诸国,如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和暹罗(今泰国)等;二为南洋群岛诸国,如摩逸国(今菲律宾群岛)、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渤泥(今加里曼丹)等国;三为印度半岛和邻近诸国,如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为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如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层拔(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国;五为东亚的高丽(今朝鲜、韩国)和日本。

“南海一号”的故事,随着《国家宝藏》的热播,已然“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它的价值必然永载史册。历史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推行和平友好的对外开放政策。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就是这种对外开放的产物,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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