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靖康内讧是宋徽宗后期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继续和发展，其要害在于皇帝与太上皇帝是否应当分割以及如何分割皇权。徽宗企图另立朝廷，钦宗因而软禁徽宗，以致徽、钦父子双双沦为金军俘虏，否则北宋王朝或许尚有延续的可能。
靖康年间，大难临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居然内斗不已。这并非海外奇闻，当时人早已认定：“靖康岌岌，外猘内讧”；“靖康之世，大病有一”，即徽、钦“两宫之间不能无间言也”。宋高宗明知乃父、乃兄“父子之间，几于疑贰”，出于维护其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他尊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并解释说：“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闻”。所谓“仁孝”，实属哄骗臣民的虚言假语。
一兄弟阋墙
靖康内讧无非是徽宗后期皇位继承权之争的延续和发展而已。早在政和、宣和年间，徽宗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厚此薄彼，赵桓、赵楷兄弟阋墙，权要卷入其中。
（一）徽宗偏爱赵楷
预立储君的制度确立于西汉时期，其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然而，这条原则弹性极大，此后舍嫡立庶的事情屡见不鲜，废立太子的现象不时出现。政和、宣和年间的问题在于：徽宗个人的特殊感情与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发生冲突。赵桓即后来的钦宗虽然是徽宗的嫡长子，但徽宗的爱子恰恰不是赵恒，而是三子赵楷。
在徽宗的皇子中，仅有赵桓一人系嫡出。他生于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其生母王氏是徽宗的第一位皇后。对于赵桓，徽宗起初相当喜爱。然而其生母王皇后不久即失宠，并于大观二年（1108年）九月含恨而死。赵桓长大成人，每忆及此，心中隐隐作痛。政和五年（1115年）二月，徽宗按照常规，将赵桓立为皇太子。此后，徽宗究竟有无废立储君之意，当时人的答案截然相反。一说：徽宗“仁慈，本无移易太子之意”。其根据在于：两年后，徽宗立郑氏为皇后，是由于“郑无子”；不立其他嫔妃为皇后，是因为她们“皆有子，立之，恐东宫不安”。照此说来，徽宗似乎竭力维护赵桓的太子地位。然而郑氏于大观四年十月正位中宫，赵桓立为太子是四年后的事。此说不可信，显而易见。另一说：“道君（即徽宗）尝喜嘉王（即赵楷），王黼辈尝摇东宫”，则颇有依据。
赵楷生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一月，大观二年正月进封嘉王，政和八年闰九月改封郓王。他最受徽宗钟爱，据说是由于其“母王妃方有宠”，其实似是而非。赵楷的生母王贵妃与郑皇后原本都是宋神宗向皇后近前的宫女。徽宗即位后，向太后“以二人赐之”。起初，“郑、王二妃方亢宠”，但郑氏“有异宠”。从进美人到封淑妃、迁贵妃，王氏均晚于郑氏。郑氏此后被立为皇后，而王氏则以贵妃终其身。何况大观末年、政和初年徽宗宠爱的嫔妃既非王贵妃，亦非郑皇后，而是郑皇后的养女、死后被追封为皇后、谥号为明达的刘贵妃。政和三年七月刘贵妃死后，徽宗最宠爱的嫔妃则是刘贵妃的养女、生前被目为九华玉真安妃、死后被追封为明节皇后的又一刘贵妃。事情很清楚，赵楷10岁以前，其生母已不再是其父皇的宠妃。
然而，赵楷本人确属徽宗最钟爱的儿子。其原因在于他的性情和爱好与其父皇相近，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才华较为出众。词臣在亲王进拜制书中，秉承徽宗旨意，一再夸奖赵楷“学造渊深”。这类官样文章虽然不足为凭，但南宋人邓椿同样称赞他“禀资秀拔，为学精到”，“多土推服，性极嗜画”，“时作小笔花鸟便画，克肖圣艺。乃知父尧子舜，趣尚一同也”。所谓“父尧子舜”虽属吹捧之词，但其父子“趣尚一同”则近于事实。赵楷还是清人厉鹗《宋诗纪事》所著录的独一无二的宋朝亲王。赵楷的才华不及其父皇，其花鸟画的缺陷在于“用墨粗，欠生动”，但他在其兄弟当中，实属鹤立鸡群。徽宗于政和八年三月，诏“嘉王楷令赴集英殿试”，让他到大庭广众之中去显示才华。考官极尽奉迎之能事，果不出徽宗所料，赵楷唱名第一。赵楷中省元与宦官梁师成中进士一样，均属史无前例的稀罕事。当时人指出：“内臣及第，始于梁师成；亲王及第，始于嘉王楷。”徽宗一面降诏以示谦让：“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为榜首。”一面指使词臣，趁机大肆吹捧赵楷，“条万言之对，挥笔阵以当千；发内经之微，收贤科而第一”。这些过分夸张的言词，实有为赵楷取代太子赵桓制造舆论之嫌。
徽宗尤其钟爱赵楷，表现在各个方面。赐宴大臣总是让他出席，如在保和殿曲宴蔡京、王黼等大臣，皇子之中仅有赵楷一人在座。幸临蔡京第宅，仍由赵楷作陪，而“太子却不在”，以致人们不免揣测徽宗“已有废立之意”。政和六年二月，赵楷官拜太傅，实属破例。后来陆游指出：“皇子乃复兼师傅，自嘉王楷始。”赵楷虽然按照惯例，已于政和八年（1118年）闰九月，18岁时，迁就外第，但徽宗特许其“出入禁省，不复限朝暮”，并“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徽宗还不时亲临其府第，康王赵构便曾跟随其父皇，“习射于郓王府”。宣和五年（1123年）七月，王黼等大臣上表，为徽宗上尊号，“自是内外群臣，皇子郓王楷以下，太学诸生耆老等上书以请者甚众”。在皇子当中，领头的居然不是太子赵桓，而是郓王赵楷。足见，徽宗、赵楷父子关系之亲密超乎寻常。
徽宗尤其钟爱赵楷，还表现在破例让他担任实职。按照宋朝典制，“宗室不领职事”。徽宗在政和七年二月“诏以王子嘉王楷为夏祭都大提举行宫使”，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礼仪性临时差使。赵楷长期兼任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地位尽管崇高，无非是宫观官而已。可是，提举皇城司则是相当重要的实职差遣。赵楷何时出任提举皇城司？《东都事略·徽宗子郓王楷世家》称，始于政和八年三月中第之后，显然有误。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徽宗降诏：“（喜）[嘉]王楷差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从这时开始，终徽宗一朝，他均提举此司，达10年之久。皇城司的主要职责是拱卫皇城并侦察臣民动静，率领数千名被称为亲从官、亲事官、内等子等不同名目的禁卫与侦探。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特种部队不受殿前司节制。宋人认为：“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赵楷提举皇成司前夕，皇城司亲从官的编制由四指挥增加到五指挥，员额由2270名增加到2970名，即有为赵楷出任此职铺路之嫌。赵楷上任后，皇城司的权势明显增大。此司从此不隶台察，即是一例。台察是御史台六察司的省称，始置于元丰二年（1079年）。此前，皇城司同绝大多数在京机构一样，接受台察的监督。当时人指出：“崇宁以后，因人废法。故皇城司以郓王提举，……申请不隶台察”，以致成为成例，南宋初年仍然“因之”。赵楷出任此职不久，徽宗便在政和七年元月“降诏奖谕”。次年八月，徽宗大享明堂，赵楷“以提举皇城司职事当宿卫”。宣和元年十二月，徽宗降旨为赵楷加官晋爵，再次褒奖其拱卫皇城、保卫父皇的功绩，“自董宫城之政，益崇宸极之尊，虑每及于未然，事必形于有备”。可见，赵楷所任并非虚衔，而是实职。宋朝“无亲王将兵在外故事”，而徽宗拟命令赵楷统率大军，北伐燕云，建功立业。《宋史·郓王楷传》载：“北伐之役，且将以为元帅，会白沟失利而止。”徽宗对此子格外关爱，有目共睹。
（二）权要动摇东宫
徽宗如此赏识赵楷，臣民势必揣测皇上有废立太子之意。某些好事者甚至在林灵素的所谓“神霄府”中，将赵楷尊奉为“长生帝君”。林灵素虽然只是个方技之士，但一度深受徽宗敬重。他竟敢诬蔑“京师大水临城”，“水自太子而得”，甚而至于‘冲太子节，不避”。翰林学士赵野更是公然吹捧赵楷，“复道密通蕃衍宅，诸王谁似郓王贤”。权要也几乎无不偏向赵楷。在徽宗宠信的“六贼”当中，王黼因赵桓“恶其所为”，他见“郓王楷有宠，遂有夺适之意”；杨戬“谋撼东宫”；童贯“数摇东宫，力主郓邸，与蔡攸俱奉诏，结郓邸为兄弟”。他负责修建诸王邸宅，特意将郓王邸“视诸王所居，侈大为最”，并取名为“蕃衍宅”，人们由此“知其旨意之属郓王而已”。后来钦宗历数童贯十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朕在东宫，屡为动摇”。问题在于梁师成与蔡京是否偏向赵楷？
《宋史·梁师成传》载：“郓王楷宠盛，有动摇东宫意，师成能力保护。钦宗立，嬖臣多从上皇东下，师成以旧恩留京师。”所谓“能力保护”云云，出自梁师成本人编造。相反，梁师成实有支持赵楷之举。陈东揭露道：“比年，都城妇女首饰、衣服之上，多以‘韵’字为饰。甚至男女衣著、布帛往往织成此字。皆是梁师成唱为谶语，以撼国本。群贼和之，更加夸尚，以动天下之心。”只是由于梁师成“阴险祸贼，最为可畏”。钦宗刚即位，梁一反常态，“欲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竟大言不惭地说：“定策之功，我实有之”。《清波杂志》卷六所载与陈东所说相符：“宣和间，衣着曰‘韵缬’，果实曰‘韵梅’，词曲曰‘韵令’，乃梁师成为郓邸倡为此谶。”所谓“韵”，取其与郓同音。
至于蔡京与王黼等人的态度相反。其子蔡絛说：“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鲁公（即蔡京）朝夕危惧，保持甚至”。朱熹或许受此说影响，并从蔡京后来未被钦宗明令处死一事加以推测，“蔡京不见杀，渊圣（即钦宗）以尝保佑东宫之故”。所谓“保持甚至”并无实证，蔡京与赵桓在政和五年秋天曾发生冲突倒是事实。当时事态尚不明朗，蔡京拟讨好赵桓，“献太子以大食国琉璃器，罗列宫庭”。赵桓大怒，“天子大臣不闻道义相训，乃持玩好之器，荡吾志邪”，并“命左右击碎之”。蔡京毕竟老奸臣猾，他“含怒未发”，而将怨气洒向太子詹事陈邦光，“因是遂斥邦光”。赵桓当时无可奈何，但对蔡京怀恨在心。难怪“钦宗即位，边遽日急，（蔡）京尽室南下，为自全计”。他即刻逃跑，与其说是躲避战乱，不如说是逃避与他早有宿怨的新皇帝。陈东指出：“蔡京自谓有建立储贰之功，此语尤为悖逆”；“蔡京、王黼、童贯，盖尝阴怀异意，摇憾国本”。
王黼的政治手腕不能同蔡京相比，他锋芒毕露，企图推倒太子。政和八年正月，刚出生仅3个月的嫡长皇孙赵谌被封为崇国公，并未违背宋朝的制度，“本朝皇太子生子为嫡皇孙，封秩比皇子”。可是，王黼在宣和元年正月刚拜相，立即依据有嫡子无嫡孙的古礼，向徽宗进谏，“以皇子之礼封东宫子，则是便以东宫为人主矣”，徽宗因此“不悦”。王黼“召宫臣耿南仲至第，令代东宫奏，辞谌宫。盖（王）黼欲以是撼东宫”。赵谌于次年六月，降封高州防御使。王黼处处同赵桓作对。赵桓对太子舍人程振很赏识，“荐之甚力，遂擢给事中”。王黼却说程振“资浅，且雅长书命，请以为中书舍人”，不久又“使言者，劾为党，罢，提举冲佑观”。王黼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赵桓，他“与童贯力谋，数以诗进，显结郓邸和焉。尝密语上曰：‘臣屡令术者推东宫，命不久矣’”。他不惜诅咒赵桓短命，其潜台词分明是请求徽宗另立赵楷为皇太子。可见，朱熹所说：“道君尝喜嘉王，王黼辈欲摇东宫”，实属言而有据。
（三）赵桓谨小慎微
如果说徽宗、赵楷父子“趣尚一同”，那么徽宗、赵桓父子的性情与爱好则大异其趣。徽宗风流倜傥，赵桓举止拘谨；徽宗多才多艺，赵楷“声技音乐一无所好”；徽宗以“好色”闻名，赵桓“不迩声色”。徽宗不爱赵桓，赵桓对徽宗的所作所为也看法颇多。徽宗宠信宦官与佞幸，赵桓“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徽宗崇道抑佛，赵桓很不赞同，“上殿争之”。徽宗穷奢极欲，赵桓在东宫则号称“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他下令击碎琉璃器，固然直接针对蔡京，其矛头分明间接指向父皇。徽宗热衷于制礼作乐，赵桓身为太子，父皇“有事明堂”，居然“不预”。太子舍人程振提桓赵桓，“非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赵桓才恍然大悟，“初无人及此”。徽宗大兴土木，赵桓不以为然，“今不固根本，于无事之时，而徒事目前之功”。据说徽宗打算接受其建议，宦官杨戬立即另生事端，他“因肆谗说，家令杨冯将辅太子幸非常”。徽宗即刻“震怒，执杨冯而诛之。渊圣（即赵桓）之言亦废”。徽宗居然相信其太子会抢班篡位，并采取极端措施，将太子家令处死，足见其父子之间隔阂之深。
赵桓作为储君，面对父皇，只能忍气吞声。如宣和元年六月，开封大水，起居郎李纲趁机请求徽宗广开言路，“择其可采者，非时赐对，特加驱策，施行其说”。徽宗不仅拒谏，并且下诏：“李纲所论不当，罢起居郎”。李纲远贬沙县（今属福建），监税务。赵桓对此颇为不满，并私下赋诗一首，其中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但敢怒不敢言。直到即位后，才对李纲说：“卿顷论水灾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
赵桓并非完全无人支持。任太子宫僚达14年之久的耿南仲，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赵桓“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计，每因王黼谗谮，颇为解纷”。尚书右丞李邦彦“与王黼不协”，明里暗里多方袒护赵桓。宣和六年秋冬之交，李邦彦斗倒王黼，升任少宰即次相，或许是赵桓的太子地位得以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赵桓后来即位，李邦彦即刻升任太宰即首相，绝非偶然。
然而在权要之中，支持赵桓者较少，支持赵楷者居多，他们对赵桓事事横加挑剔。史称：赵桓“自以地逼而望崇，每怀兢畏，讲读之暇，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也”。所谓“他事一不关怀”，只不过是伪装。由于善于伪装，以致把柄较少，这是赵桓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每怀兢畏”则是迫于外界压力，他处处谨小慎微，心境长期抑郁，久而久之，势必养成懦弱的个性。赵桓即位后，“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遇事优柔寡断，与此不无关系。
（四）钦宗侥幸继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军大兵压境，年仅44岁的徽宗被迫宣布退位，做了10年太子的赵桓终于继位，史称钦宗。在退位过程中，积累已久的矛盾顿时激化。
徽宗急中生智，决定南逃淮、浙。他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将赵桓任命为开封牧，无非是让他留守开封，至多不过是以太子的身份监国而已。太常少卿李纲认为：“臣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李纲与好友、权直学士院吴敏商议，次日由吴敏出面，直言极谏。李纲同时刺臂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份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其成功于万一哉？”于是，“内禅之议乃决”。当月二十三日，徽宗下诏罪己，宣布内禅。
此事另有一说：徽宗早有内禅之意，太宰白时中“久执不可”，蔡京的长子蔡攸得知此情。李纲、吴敏敢于恳请徽宗退位，出自蔡攸指使。有关记载称：“逮上皇将有内禅之意，（蔡）攸先刺探，引（李）纲为援，使冒策立功。”这类记载，追根溯源，出自李纲、吴敏的政敌之口，不可信以为真。陈东指出：“上皇传位陛下，……此数贼实尝挠之。而蔡攸者，阻遏尤力。徽宗如不退位，蔡攸后来决不会赐死，他怎么可能促使徽宗内禅？退一步说，蔡攸即便果真“探知上意，密以告敏”，吴敏也确有“力赞”之功。难怪御史中丞许翰上疏钦宗，盛赞吴敏“首建内禅之策，以坚外御之心”。
鉴于吴敏首建内禅之说流传极广，徽宗事后一再辩解。他曾向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制置使宋焕（注：宋焕，一作宋暎，又作宋㬇。）解释：“内禅出自我意，虽皇后亦不与知。况群臣皆欲保家族，敢与此耶？”又对主管龙德宫谭世绩、李熙靖表白：“去年内禅之事，外人以为吴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诚，不由人言”。“我无此意，人言且灭族，谁敢哉”。“吾有此意者数年矣”。于是，吴敏的政敌大肆宣扬徽宗内禅，“不谋闱阃，不问阉官，不询群臣”，“（吴）敏未尝建言”。吴敏是否建言，这里姑且不论。徽宗所说“吾有此意者数年矣”，肯定是假话。如无金军南下，“方富于春秋”的徽宗岂能退位？罪己、内禅、南逃，都是“平日性刚”、死不认错的徽宗在非常情况下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预计十日之内，金军兵临开封。从前不可一世的徽宗“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忽气塞不省”，苏醒之后，右手不能握笔，只能左手写字，并感叹“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大难即将临头，他才可能表示“今日不吝改过”，也才可能放弃最高权力，传位太子赵桓。
危急的时局使徽宗无法更易储君，何况赵楷的有力支持者王黼已罢相，老谋深算的蔡京已致仕。然而由于矛盾由来已久，内禅过程并不平静，殿外、殿内都发生了图谋拥立郓王赵楷的事件。
殿外，赵楷凭借着父皇平日的偏爱和长期积蓄的力量，由数十名宦官簇拥，企图闯入殿中，争夺皇位。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仗剑拒之”，并质问赵楷：“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赵楷无言可对，只得惶恐而退。此事不仅见于野史，而且见于正史，不可视为小说家言。陈东在上书中确认：“陛下谦逊之际，闻数贼密请郓王，皆来至殿上。”
殿内，童贯“有易置语”。梁师成功告徽宗：“皇帝之上，岂容更有他称，乃并称嗣君。”岂止童、梁二人而已。徽宗亲口告诉群臣，宦官大多反对内禅，“内侍皆来言，此举错，浮议可畏”，“众杂至，不可记也”。徽宗还单独告诉李邦彦，“人情颇摇，称嗣君者，可见”。情况如此复杂，人们忧心忡忡，直至“闻卫士迎驾起居声，始相庆”。
拥立郓王赵楷，“师成实为谋始”。其主谋不是从太原临阵脱逃、刚回到开封的童贯，而是始终盘踞宫中的梁师成。徽宗“尝谕大臣，始内禅时，师成独沮异”。梁、童二人“比至事定，自知失计”。童贯转而同李邦彦一道，为钦宗穿御衣。但他的“易置语”，不仅“李邦彦等皆闻之”，而且钦宗在推托之时也有所闻。钦宗后来惩办童贯，“策立之时有异语”是其十大罪状之一。梁师成眼看图谋失败，立即摇身一变，“争言”“太上之志，我实成之；吴敏之策，我实授之；定策之功，我实有之”。他反对传位赵桓仅为徽宗一人所知，徽宗仅转告李邦彦一人，以致钦宗竟误认为梁师成有“旧恩”。
徽宗退位时，或许出自钦宗授意，某些宰执向徽宗提出三项请求。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彻底交出权力。徽宗急于南逃，无暇他顾，一一依奏照准并亲降御笔。其一，“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钦宗在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二十八日，将赵楷改封为凤翔彰德军节度使、凤翔牧兼相州牧。其地位表面上略有上升，但实权完全丧失，钦宗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扫除。从此退出政坛，一年以后变为“性懦体弱”之人。其二，以王宗濋管干殿前司公事。此人“素骄贵，不能任事”，但他是钦宗的舅父。由他取代徽宗的亲信高俅，以便钦宗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钦宗责成王宗濋“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其三，徽宗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从此不让徽宗操纵乃至干预朝政。徽宗对此颇为不满：“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但他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徽宗迁离禁中，其宠臣“皆恸哭”，他本人“亦出涕”。足见，徽宗对最高统治权何等眷恋！为了掩饰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当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以上三项决定意味着钦宗在权力斗争中初步获得胜利。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钦内讧的前奏，钦宗即位并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此后则是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
二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并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徽宗退位时，郑重宣布：“除教门事外，馀并不管。”这一承诺能否变为事实？徽宗从此真能不问朝政，甘于寂寞？钦宗不免心存疑虑。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徽、钦父子此后争斗的焦点。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其实不用别人提醒，钦宗作为当事人，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除了如何对付金军而外，便是如何避免成为立了之后又被废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淮、浙，势必引起钦宗警惕。
靖康元年五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当晚夜漏二鼓，徽宗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太清宫烧香为名，连忙乘船逃走，钦宗“诏令范讷统胜捷军护从”。随行人员除太皇后郑氏、皇子、帝姬（即公主）而外，还有领枢密院事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中的小部份。可见，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六贼”党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徽宗并不驻足亳州，而以镇江为目的地，并且早有预谋。此前，蔡京的儿子蔡翛被任命为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由于走得太急，准备毕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隐姓瞒名，微服而行，自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其旅途相当艰辛，“乘舟以行”，“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其心境颇为悲凉。在途中，他写下《临江仙》一词，云：“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经符离（即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到达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后，童贯、高俅带领胜捷兵、禁卫兵各3000名赶到（注：《少阳集》卷一《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称：“童贯等辈统兵二万从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载：靖康元年正月己巳，“童贯与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继领胜捷军及禁卫三万五千名扈从”。这两个数字显然太夸张。）。徽宗一行声威顿盛，于当月十五日，经扬州到达镇江，驻跸府治。
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童贯“闻之心不自安”，乃率领胜捷军，“追从龙德之驾”。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童贯敢于藐视钦宗，显然得到徽宗默许。王黼在钦宗即位后，“惶骇入贺，閤门以上皆不纳”，他亦“不俟命，载其孥以东”。由于王黼与钦宗积怨太深，钦宗一面将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并藉没其家，一面暗中派遣武士，追斩王黼。高俅东南之行，未必报告朝廷。不经朝廷批推，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据记载：“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家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如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干当公事而去”。于是，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麇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焕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浙的带头人，“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南逃途中，80高龄的蔡京独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县），或许是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欲归于浙中”，其目的地仍然是东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钦宗降旨将朱勔放归田里，他趁机逃离开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史称：“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
（二）徽宗号令东南
岂止百官麇集淮、浙，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于是，徽、钦矛盾顿时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向，本身就值得怀疑。不仅“东南之地，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富的地区，而且“（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朱勔更是其家乡平江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地头蛇，“平江府并二浙诸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尽出勔门，气焰熏灼，无所不至”，“勔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有“东南小朝廷”之称。蔡京虽是仙游（今属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他在熙宁三年（1070年）中进士后，一入仕为官，即出任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贬往杭州，提举洞霄宫。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间，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州附近的临平山。方腊攻占杭州，“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骸骨，加以唾骂”。杭州既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又是其家财储藏之处。蔡京“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面“修盖蔡京私第”，并动用公款，“出纳违法”。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积，用臣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童贯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又于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全权处置东南事务，负责围剿方腊。他“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据统计，短短几个月内，封官4700多名。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曾命令其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悦”。据说，他后来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曾感叹：“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童贯因而有“著脚赦书”之称。这些虽属渲染之词，但他在东南确乎多少收买到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刚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三道“圣旨”。其一，截递角，“淮南、两浙州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并令截住，不得放行，听候指挥”，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止勤王，“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先具兵帐申奏”，“如已差发过人数，并截留具奏”。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3000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留粮纲，“以纲运于所在卸纳”。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甚至于“江津非给符，不渡”。这三道“圣旨”事关重大，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而东南将由朱勔的“小朝廷”跃升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东南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并行，而莫知有朝廷矣”。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奭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
徽宗搞情报，钦宗的情报也很灵通，他对其父亲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如泗州刚得到行宫及发运司的前两道指挥，即刻违背徽宗“圣旨”，如实上奏钦宗，并告诫朝廷，“童贯且为变”，于是，都城之中，“物议汹汹，莫不惊骇”。徽宗“将复辟于镇江”之类的传说流播甚广。不少士大夫忧心如焚，纷纷上书钦宗，惊呼：“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其实，忧虑最深者莫过于钦宗。他“自上皇东幸暴露，日夜忧思，至避殿减膳，不遑宁处，群臣士庶，莫不知之”。钦宗声称：“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其弦外之音尽人皆知。
钦宗虽然生性懦弱，但在权力问题上，对其父亲寸步不让。他刚得到泗州上奏，即刻与徽宗针锋相对，果断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挥”，即徽宗“除教门事外，馀并不管”，泗州立即依旨。徽宗“每见（此类）台札名敕”，分明“实及予躬”，因而“不觉流涕”。徽宗既然退位，即“非天下之君”，而是“萧然休老之人”。钦宗诏令全国，名正言顺。在权力争夺中，徽宗今非昔比，处于被动地位。
（三）东南怨声载道
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但民愤极大。童贯征方腊，“每战多杀平民”，“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朱勔荼毒东南，“两浙之民畏之如虎”，“东南之人欲食其肉”。徽宗在扬州拟游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纲”，他“闻之，遂罢幸”。徽宗此行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鸡犬，为之一空”。到达镇江后，“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需百出”。镇江府上报钦宗：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徽宗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耶”。
徽宗的宠臣素来相互倾轧，南逃后恶习不改。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高俅拟面见徽宗，“亦复艰难”。高俅欲带兵随徽宗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高俅只得留守泗州，不久返回开封，与徽宗断绝联系。金军撤离开封后，从东南回开封的官员为数甚多。以西北人为主的胜捷兵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徽宗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当时，官员大多看风使舵。京城四壁都弹压使范琼公然宣称：“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徽宗在镇江，钦宗在开封，诰命并行，地方官员观望风旨。徽宗竭力拉拢收买之能事，如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除破例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还赏赐曾纡七宝杯一只。然而徽宗毕竟退位，官员大多按照常规，遵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徽宗的所谓“圣旨”往往遭到抵制，他曾“条举数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其中之一是：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原有“御前竹石钱十万缗”，徽宗“亲笔付（林）篪，取其半”。知州林篪仅“输二十之一”，并“以其事上尚书省”。尚书省赓即命令林篪“以钱上京，毋擅用”，即不得交付徽宗。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徽宗财源断绝，根本无法在东南立脚。正如徽宗所说，他不得不离开东南，“只为无裹粮住得耳”。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人所称：“上皇北归，乃其本志”，并无大错。
（四）宋焕出使东南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以后，钦宗急于采取强硬措施，从速解决东南问题。他命令宋焕卸任还朝，任命领开封府聂山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前往东南，要置童贯等人于死地。聂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眼看徽、钦公开冲突即将爆发，知枢密院事李纲认为“投鼠不可不忌器”，面奏钦宗，“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容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李纲指出：“使（聂）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不若罢聂山之行，显谪童贯等，乞道君去此数人，早回銮舆。”钦宗接受建议，收回成命，并于二月中旬降旨，贬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任便居住。处罚如此轻微，显然是考虑到徽宗接受的可能性。虽不足以平民愤，但从策略上讲实属高招。
圣旨下达不久，宋焕遵命还朝。钦宗当初本拟予以惩处，这时发现宋焕极具使用价值，是促使徽宗回朝的最佳人选。钦宗接连两天与宋焕面谈，并于三月四日再度将其任命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行宫。宋焕顿时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解者。钦宗极盼徽宗还朝，徽宗急于离开东南，宋焕此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宋焕“疾驰，不三日，至符离”。徽宗已离镇江，北上虹县（即今江苏泗县）。宋焕作为钦宗的信使，面见徽宗于淮河船舟之上。徽宗质问知宿州林篪拒不执行其“圣旨”等数十事，宋焕作了解释，“方都城昼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宋焕秉承钦宗旨意，要求徽宗将童贯贬至池州，“（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众。生变之语，殆（童）贯自解耳”。徽宗无言可对，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
宋焕总算说服徽宗，并陪同他走上还朝之路。到达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后，宋焕先回开封。临行，徽宗赐宋焕手诏一通：“通父子之情，语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并将他盛赞“为孝子，为忠臣”。徽宗还朝似乎已成定局。宋焕确属蔡京、蔡攸的姻亲与党羽，他回到开封，“言者论其联亲奸邪”。先落职，后责授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团练副使，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安置。然而，他居中调停徽、钦父子关系，无疑有功赵宋皇室。事隔30多年以后，终于得到高宗肯定。
（五）徽宗终究还朝
所谓“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不是实话。钦宗已将门下侍郎赵野任命为太上皇行宫迎奉使，可是徽宗突然改变了主意。当时有人提及所谓西内之事，即太上皇唐玄宗从四川回长安后，被其儿子唐肃宗软禁于太极宫。如果说钦宗这时唯恐成为“唐睿宗第二”，那么徽宗则畏惧步唐玄宗后尘。他预感到返回开封并非上策，在应天府“徘徊不进”。仅让太上皇后郑氏返回开封，他本人则“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都”。徽宗另有打算，据说出自“随行内侍，其间颇有谗邪之人，造饰奸言”，“而进西幸之策”，宦官石如岗便“畏罪，不敢从道君还京”。这类记载实有替徽宗开脱辩解之嫌，因为即使确有宦官进“奸言”，听“奸言”者终究是徽宗。
徽宗不回开封，而拟去西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已使钦宗深感忧虑。更令钦宗大伤脑筋的是：徽宗“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他“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朝野更是“喧传有垂帘之事”，“皆言事且不测”。钦宗“廷见群臣，忧形于色”。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其一，改撷景园为宁德宫。朝廷尽管拒绝了太上皇后入居禁中的无理要求，但“缮治撷景园，易名宁德宫，务极闳丽”。其二，以太宰徐处仁为礼仪使。徐处仁率领大臣上表徽宗，在恭请徽宗还朝之余，明确表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治生于一，乱生于二”，指出太上皇后入居禁中不妥，“若非垂帘听政，于国当无此仪”。其三，派遣李纲前往南京。徽宗刚刚传来御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李纲此行可谓符合徽宗旨意，但其目的在于迎接徽宗还朝。于是，李纲继宋焕之后，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停者。
李纲三月十七日从开封出发，次日便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与返回开封的太上皇后郑氏相遇。郑氏对朝廷的安排表示赞同。十九日，郑氏即将还朝，开封谣传太上皇后“欲从端门入禁中”，宦官则劝钦宗“严备以待”。三月十九日，钦宗接受少宰吴敏的建议，出郊迎奉，郑氏顺利入居宁德宫。当天，出于稳定徽宗情绪与分化徽宗阵营的需要，钦宗下诏：“扈从行宫官吏，候还京日，优加赏典。除有罪之人迫于公议，已行遣外，余令台谏勿复用前事纠言。”虽声名狼藉但先期回朝的高俅此前已于三月五日进封简国公，其理由是“扈从上皇，宣劳既久”。于是，出现了“罪同罚异”的混乱现象，有的“除名勒停”，有的“置而不问”，甚至有的分明有罪，反而加官进爵。某些官员如侍御史李光对此很不理解，上疏指责“陛下有失刑之讥，大臣负党奸之谤”，请求“一等科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懂策略。
徽宗让太上皇后郑氏先回开封，其主要用意之一在于试探。郑氏顺利还朝的消息传到应天府，徽宗“闻之，乃罢如洛之议”。三月二十日，李纲一行到达应天府，李纲“乞道君早回銮，不须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并秉承钦宗旨意，询问止递角、阻粮纲、留浙兵三事。徽宗回答道：“只缘都城已受围，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这话漏洞颇多，李纲不予深究。李刚安慰徽宗：“方艰难中，两宫隔绝，彼此不相知。虽朝廷应付行宫事，亦不容无不至者。”徽宗询问“朝廷近事，李纲一一解释，并称：“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徽宗也不予深究，表示：“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恳请之勤，已更指挥，更不戒行。”他吩咐李纲：“公先归，达此意。”其实，徽宗心中有数，洛阳与镇江一样，均非告老失势之人可留之地。即便是圈套，他也只得按照钦宗的安排，返回开封。李纲临行时，徽宗勉励道：“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名青史，垂之万世。”
李纲此行，仅剩下一个遗留问题。徽宗拿出尚书省札子：“朝廷有指挥，行宫内侍十人，皆与在外宫观，不得入京城。”他解释道：“此辈皆是日在左右梳头系裹不可缺之人。”李纲事前不知此事，或许是尚书左丞耿南仲所为。他只得承诺：“如圣意欲留，容臣携此札子归，奏知皇帝取旨。”徽宗表示赞同，并且再让一步：“数内两人，系童贯亲戚，不须留。”李纲回朝，立刻上奏，钦宗当即降旨：“听留龙德宫祗应。”对于李纲此行，钦宗予以肯定：“卿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
徽宗即将还朝，开封流言颇多。其根源在于徽宗的宠臣从前作恶多端，如今尚未严惩。蔡攸将“以扈卫行宫为名，侥幸入都”，即是传播甚广的流言之一。人们担心“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不久前所发生的数万民众围攻“浪子宰相”李邦彦的事件势必重演。台谏官员纷纷上奏：“（蔡）攸依上皇，废格责命，必随车驾至都”，“彼得罪于天下，人人皆欲鱼肉之”，“万一有小变，上皇宁免惊忧，如邦人欲击李邦彦之类”。蔡攸的近况，钦宗最知情。他采纳吴敏建议，“令蔡攸劝上皇北归以赎罪”。此前，钦宗一面将蔡攸贬为提举亳州明道宫，一面亲自降诏蔡攸，令其“专一扈从太上还阙”。蔡攸陪同徽宗到达符离以后，蔡京再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鉴于“前去京阙不远”，蔡攸上书钦宗，请求前去陪伴父亲。钦宗已降旨照准，“令前去侍省”。他不大相信蔡攸竟会跟随徽宗返回开封。难怪钦宗读过台谏官员上奏，并不惊慌，仅闪烁其词，批了一句：“候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
如何迎接徽宗，大臣发生分歧。耿南仲首先提出建议，“尽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有敢入者斩”；“先遣人搜索，然后车驾进见”。李纲坚决反对，主张“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他当面指责耿南仲：“暗而多疑，所言不可深采。”耿南仲“怫然，怒甚。二人在钦宗近前舌战两日，钦宗始终笑而视之。他并不反对耿南仲的建议，只是感到不合时宜。双方争执不休，太宰徐处仁表态：“陛下仁孝，宜郊迎称贺，何谓城守乎？”钦宗顺水推舟，同意徐处仁的主张。
四月三日，钦宗亲自出郊奉迎，徽宗终于还朝，并安然入居龙德宫。“都人皆夹道观之，无不欣喜”；“两宫甚欢，无一间言”。这只是人们的愿望。徽、钦父子岂能相安无事？
（六）钦宗软禁徽宗
徽宗回到开封，果然落入钦宗圈套。他从此在其长子的严密监控之下，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被软禁。
徽宗还朝前夕，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建议：上皇“还宫之后，一切供奉之物，陛下过为俭约，上皇务加隆厚”。据说，钦宗读过札子，很是感动，将陈公辅任命为左司谏。徽宗返回开封后，无疑仍然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钦宗有则亲书御笔，保存到南宋中期：“内藏库支钱一万贯，付李彀，充应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据此，岳珂称赞钦宗“宁亲之孝”。钦宗还多次前往龙德宫，拜望徽宗。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如何防范徽宗干政，才是钦宗所思所想。
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在徽宗入居龙德宫后立即变为事实。钦宗将徽宗身边的陈思恭、萧道、李琮等10名宦官“并行贬黜，不许入门，敢留者斩”。难怪后来高宗指责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对徽宗身边人员的清洗和惩处，绝非仅此一次。有官员上奏揭发宦官王仍、张见道、邓文诰“辄怀诡计，图欲离间两宫，边防动静，妄意传播，转相耸动，将以遂起其奸志”。所谓“妄意传播”，很可能是指为徽宗通风报信。钦宗有旨，“令三省觉察”。起居郎胡安国认为：“图欲离间两宫，则罪不可赦”，建议“及时裁处”。于是，王仍等“三人遂黜”。钦宗还亲自下诏，“鞠龙德近侍梁忻之类”。开封尹程振虽遵旨审问，但为照顾徽宗颜面，“特宽其文”。他因此日后受到称赞：“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颇欲离间两宫。公心独鄙之，每调娱父子之间，甚有恩意。”
与此同时，钦宗在徽宗身边安插所谓“明忠孝大节者”。如任命谭世绩、李熙靖同主管龙德宫，责成他们“请见上皇，日备顾问，开谕圣意”，劝告徽宗彻底退出政坛，绝不干预朝政。钦宗于当年四月八日，“诏龙德宫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闻”；五月一日，又“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将徽宗每天的活动及时上报钦宗。很清楚，徽宗身边的官员乃至内侍，名为照料太上，实则监视徽宗。徽宗仍不知趣，“犹时取财物，颁赐左右”，以便收买人心。钦宗采取相应措施，“令开封尹籍其所入龙德宫物目，有得赐者出，即纳之于宫”。足见，钦宗对其父亲警觉性之高。
徽宗身为太上皇帝，处境竟然如此，心中愤愤不平。他每有手笔付钦宗，必“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即是其不满情绪的流露。徽宗这时又想前往洛阳，他断言“金人必再犯京阙”，请求钦宗准许他“自往西京治兵”。太宰吴敏认为“不可”，其理由有三：其一，“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奉劝钦宗切莫忘记徽宗在东南试图另立朝廷的往事；其二，上皇“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提醒钦宗毋忘劝说徽宗还朝之艰难；其三“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话虽说得比较隐晦，意思相当明白：朝政尚不许其过问，岂可让其干预军政？其实，毋须吴敏劝诫，钦宗绝不会让徽宗离开开封半步，更不用说外出“治兵”。此后，徽宗又提出“与帝出幸”，即父子同时撤离开封的建议，同样遭到钦宗拒绝。
徽、钦父子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当年十月十日天宁节时再度激化。这天是徽宗的生日，钦宗前往龙德宫为徽宗祝寿。徽宗“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大臣“蹑足”，分明含有劝告钦宗勿饮毒酒之意。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他如此伤心，是否是惋惜其阴谋未能得逞，则未可知。次日，钦宗颁布黄榜：“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这道黄榜仅张贴于龙德宫前，明明是针对徽宗。史称：“自是两宫之情不通矣。”
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金军再度兵临开封城下，钦宗严密封锁消息，徽宗一无所知。一月后，金军攻破开封外城，徽宗所畏惧的“西内之事”果然发生。“太上皇帝为卫兵拥入禁城。上皇犹豫间，卫兵欲杀内侍官郑详以下，遂由金水门以入”。钦宗采取断然措施，逼迫徽宗及其皇后郑氏迁入延福宫。徽宗从前想入居禁中而不可得，如今又非入居不可。或许是由于很不理解，他“踌躇雪中，不知所向”。钦宗“闻之，遣带御器械王球领殿内带甲亲从官一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宫”。而徽宗、郑后“早已入禁中”。如此一再动用武力，哪里是什么“迎奉”。徽宗从此受到更为严密的监控。金军要求以徽宗为人质，对金军几乎唯命是从的钦宗对此则断难从命。他婉言拒绝：“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金军又以议和为名，“坚欲上皇出郊”，钦宗竭力推托，“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并且表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他果然于次日，慷慨前往金营。钦宗如此自告奋勇，显然是唯恐徽宗串通金军，金军另立徽宗为帝。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钦宗被迫再次前往金营。他临行前降旨：“以皇子监国，以孙傅为留守，尚书梅执礼副之。”对此，钦宗真可谓未雨绸缪。早在金军首次围攻开封之时，钦宗连忙将不到10岁的儿子赵谌封为大宁郡王。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上奏提出异议，“艰危之时，宗社未保，城门闭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钦宗置若罔闻，并在徽宗返回开封不久，举行册立太子典礼。当时开封广为流传的民谣《十不管》，其中之一便是：“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二太子”指金东路军统帅斡离不。钦宗此时立太子，在别人看来实属不急之务，在他看来则是当务之急。钦宗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使在非常时刻，宁肯让黄毛未脱、乳臭未干的儿子监国，也决不允许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父亲复辟。于是，这个10岁孩童居然在开封城内发号施令，诸如“皇太子令添置粜米场济民”之类。
再次前往金营前夕，钦宗秘密吩咐孙傅，“我至敌寨，虑有不测，当以后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余人，拥上皇及太子溃围南奔”。然面金军已将开封团团围困，突围为时晚矣。不久，徽宗、赵谌以及几乎所有赵宋宗室先后落入金军之手。徽宗在前往金营之前对其身边官员述说：“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今日之事，妄举足则不可。”无非是些责怪钦宗之语。徽宗到达金营后，上札子与金西路军统帅粘罕：“大兵踵来，……某即逊位，避罪南下，归后块处道宫，恬养魂魄，未尝干预朝政”；“虽大兵南来，亦不相关报”；“某亦失义方之训，事遽至此，咎将谁执”。不过徽宗返回开封后，的确处于无权地位，境遇相当狼狈。
靖康内讧以徽、钦父子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父子相见于金营，徽宗开口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他在北上途中，写下七言绝句一首：“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所谓“猖狂”绝非自责之词，徽宗显然是埋怨钦宗拒不接受臣僚乃至他本人的劝告，及时撤离开封，创建抗金基地。此后，南宋人吕中指出：钦宗如“早从上皇治兵两京之训，集天下勤王之师乘京城，或可以守”。然而，由于徽、钦父子长期明争暗斗，直至大难临头，钦宗本人仍不肯撤离开封，更不允许其父离开开封。这的确是一大历史性的失误，否则北宋王朝或许尚有延续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