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充满了张力和矛盾，既有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也有结朋结党的宗派混斗；既有改革志士的励精图治,也有官僚群体的腐败无能；既可以看到个性的空前张扬,又可以看到欲望的极度膨胀。
这是一个新旧思想纷然杂陈的时代, 也是一个举步维艰的痛苦时代。
生存于这个变与乱的光怪陆离的时代夹缝里，汤显祖虽非是一个勇敢的斗士, 却也不完全是一个消极的传统士大夫。
作为引领时代先潮的文学家, 他一生“性气乖时，游宦不达”，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历史轮转洪流下的复杂心态, 他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创作都真实地烙下了这样的轨迹。
图片来源于《忘川风华录》手游
汤显祖生长于书香门第，幼时即颖异不群，人称“汤氏宁馨儿”。5岁时就因谈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哲学命题而被督学大加赏识，视为奇才，名噪一时。
与其他儒生一样，汤显祖很早就走上了读书、应举之路，通过仕途来实现传统士大夫的治世理想。
他14岁补县诸生，弱冠才华初露，21岁参加江西省秋试，以第8名中举，因一篇孝廉文一时“名蔽天壤，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
不过汤显祖的科举之路走得并不顺利，在接连的4次进士考试中2次因制艺文不合考官的口味而名落孙山。
后两次拒绝通过张居正的延揽以不正当手段来求取功名，且答日：“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
直到1583年，他第五次会试，才以第三甲中的低名次录取。这年，汤显祖赐同进士出身观政北京礼部，原本是等待晋升中央官衙高位的好机会，因他不愿接受官场结党笼络，自请了一个主管祭祀的闲差——南京太常博士。
1584年7月，汤显祖从北京启程到南京太常寺报到，正式开始了他在南京陪都的仕途人生，这一年他已经35岁。
紫钗记戏曲表演
期间，他在南京任上改编《紫萧记》未成稿为《紫钗记》，校定了千卷类书《册府元黾》，又重修了《宋史》(未成)，并于1589年升任正六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但1591年他上奏《论辅臣科臣疏》，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奏折里激烈抨击朝政，遂被贬去广东徐闻任典史。
可汤显祖仍不辱其职，不久就在知县熊敏的支持下，建立了书院，并命名为“贵生书院”。
1593年他被量移至浙江遂昌知县，在这个浙西南万山群中的贫瘠小县里，汤显祖将此处作为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实验场。
在任职的5年时间里，他简政爱民，扶持农桑，抑制豪强，除虎患、建书院，甚至除夕遣囚度岁，元宵纵囚观灯，政通民和，“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
然而在遂昌为知县的五年中，他的七岁女儿和两岁幼子先后夭折，丧亲之痛使汤显祖心境惨痛，加上当时朝廷为解决财政危机，向天下百姓广征矿税，这场“狂税”之祸，让汤显祖对仕途的理想彻底破碎。
牡丹亭戏剧表演
1598年，当他完成杰作《牡丹亭》，去北京述职后，便不顾同僚的挽留，毅然向吏部告假还乡。
然而朝廷嫉恨他的人仍不放过他，3年后又对他以“负才轻佻”“浮躁”之名追论削职。愤懑悲伤之下，他对官场彻底失望，创作了《邯郸记》传奇。
而在此前一年，即1600年，他的长子卒于南京，哀痛之下，他创作了《南柯记》传奇。
至此，常为后人弦诵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创作完成。
细数汤显祖的人生历程，在他1598年弃官归隐之前，他像大多数儒家文人一样，是怀着单纯而美好的理想而走上仕途的，秉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道，积极出仕，干预世事。
那为何说，汤显祖又是一个似有魏晋之风的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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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思想夹缝中生存，晚明时代是魏晋六朝之后又一个儒家文化的“断层”带。
汤显祖在晚明的时期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士形象，他信守“百姓日用即是道”以及“不求诸古, 只求诸今; 不求诸圣, 只求诸愚”的哲学主张，否定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提倡个体独立精神和独立意识，更以“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的狂放之气傲立于世。
他说：“予方木强, 故无柔曼之骨”，并多次自称：“不习为吏”，“一生拙宽”，更是曾两次拒绝张居正的延揽，而当张居正去世后，那些墙头草的士大夫，开始逐一清算张居正的过失，而汤显祖却公开表示对张居正治国成就的肯定。
他的这种不同流俗，坦荡直率的性格确是狂士的体现；而他在文学创作上提倡的“通变”，即不拘绳墨，也是映照他狂士的另一面镜子。
他在自己的创作中通变进取，不拘格套。他自谓：“文章好淳俗，曲度自教作”，又谓其“传奇多梦语”。
在这可以看出，他作为一名儒士，却不是一位迂腐教条的儒者，而是要求在继承传统的儒家思想时不要用儒家传统的是非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依据。
但这个思想特质，也使得汤显祖往往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用世之心有余而治世之才不足。他们有参与社会政治的强烈愿望，却缺乏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实际才能。
由于自身的浪漫气质，没有意识到世道的艰难、仕途的曲折和人心的险恶。在遭遇挫折后，为官便是心灰意冷，他便从政治活动中脱离出来，开始专注于戏曲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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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现实的透辟的洞析，他已对政治理想失去信心，难以以“儒”去实现“儒”的理想，只能通过戏曲创作去求助于“佛”、“道”。
《临川四梦》皆是如此，特别是后“二梦”的《南柯记》、《邯郸记》。
南柯记戏曲表演
在《南柯记》中淳于棼梦醒后，旦与瑶芳“情尽”，也就万念俱灰，只有遁入空门，这是汤显祖对现实世界的绝望，以“佛”的思想来寻找解脱的出路。
邯郸记戏曲表演
在《邯郸记》中，汤显祖借主人公卢生之口说：
他的希望火花被彻底浇灭了：一心想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的卢生在梦醒后别无他路，只有遁入空门。
另外，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中也存又极明显的佛、道印迹，可以说他以艺术形式表述了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潮。
尽管受此思潮影响，但在他的剧本中，有的就与佛教、道教发生了冲突。佛教主张无生、无我、无往，通过对人生极苦的描绘，来证实死亡可以使人脱离苦海，而儒家是很重视生命的。
荀子在《正名》篇中说：
即是说人们希望生存的欲望与厌恶死亡的心情是很强烈的，但是在有生存的机会下而去选择死亡，并非他们不愿意生存，而是置于现实环境下，有时候生存是错的而死亡是对的。
牡丹亭戏曲表演
《牡丹亭》中杜丽娘在生的情况下无法追寻到真爱，汤显祖为她选择了死亡，当她的灵魂找到了意中人并情投意合，作者又让她起死回生，在现实中成为夫妻。
他曾断言：“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海波终日敲，谁悉贵生情！”可见他是以儒家立场来对待生命的。
再者，佛、道二教均主张灭情绝欲，受之影响，宋明理学也将“情欲”、“天理”对置，鼓吹所谓“存理去欲”说。
而汤显祖却认为“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故其在文学艺术上主张以情统志，要求文学作品能表达情，并打动人们的感情。
这里的“情”最主要体现在人作为个体的正常的生理性欲望。
之后，汤显祖又写了《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在文章中，他把“情”回归到社会性“名教”，即儒者所倡导的秩序、规范和纲常，此时他认为个体情感的抒发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善良的社会秩序和人伦道德，即达到“以人情之达窦，为名教之至乐”(《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在社会思想上，他将“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相对立，指责“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治”(《青莲阁记》)。
在其任遂昌知县期间，放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观灯之类做法虽然是为了打破明代尊吏法，不过他的这种主张在现实中并未行得通，只有通过艺术化，在自己的戏剧中表现出来。
他对“情”的理解是情有独钟，在《牡丹亭》这部作品中，汤显祖从两个角度来描绘“杜宝”形象。
作为父亲，杜宝是严厉且不近人情，甚而迂腐冥顽；而他作为太守，杜宝却不失为一个忠君、勤于理政、关爱百姓的好官。
在《劝农》一出中，作者对杜宝大加赞赏，这实则是汤显祖在弃官后仍有用世之心的流露。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结合是借助于天子的力量，可见汤显祖的内心是很矛盾、冲突的，而他的剧本中表现出的思想内涵是如此独特而复杂。
汤显祖从儒士的兼济天下，到辞官退隐，再到戏剧家身份的转变，是很多传统文人的标志性的人生轨迹。
亦官亦士是许多传统文人的特征, 刻意追求救世理想和险恶现实的落差，毁坏了他们的仕宦前程, 却成就了他们的文学才能。
汤显祖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但他把自己在现实中未能实现的理想，融合进自己的戏剧中，却为自己赢得了传世几百年的文坛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