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延和殿争辩,王安石vs司马光,谁更胜一筹?两人反目或是历史必然

延和殿争辩,王安石vs司马光,谁更胜一筹?两人反目或是历史必然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为了推行变法,苦苦请来了与自己政见相合的王安石,并擢升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准备将改革变法的重任交给他。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权力的互相制衡,更加有利于自己驾驭全局,宋神宗又提拔了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与王安石的职务一模一样。

随着司马光的介入,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截然不同,北宋朝堂上逐渐形成了“双雄争霸”的格局,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从同事变成了水火不容的政敌。

王安石、司马光

按照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职责,他们都是需要给宋神宗讲解经书的,但两人上课的套路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王安石在讲《礼记》的时候,他着眼在后代对经义的认识和理解的变化,甚至还会对儒家尊崇的“六经”本身提出质疑。而司马光却把重点放在了正本清源上,对于那些有所曲解的议论著作要口诛笔伐,他强调可以改变,但必须要稳中求变。

一个是自己非常看重的老臣司马光,一个是自己新选拔的得力干将王安石,宋神宗自然都想留用。可是他们两人之间却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而且是愈演愈烈。

为了进一步考察王安石和司马光,宋神宗还专门安排了一次考试,题目是:“一个女子在洞房花烛夜时,发现自己的丈夫相貌奇丑无比,于是就想谋杀亲夫,结果却杀人未遂。”

宋神宗赵顼

针对这个案件,宋神宗让王安石和司马光各自谈谈自己的看法,他想要看看这两个翰林学士的意见是否相同。

司马光认为,该女子道德败坏,大逆不道,应当处死。

而王安石却认为,该女子杀人未遂,况且是有特殊原因。应该以教化为主,惩戒为辅,建议判处死缓。

不仅如此,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引用了大量的典故,对法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彼此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都充分体现了他们两人在处事风格,以及思想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

趁着给宋神宗上课的机会,王安石时常会提醒宋神宗说:“要防止小人陷害能臣”。不用想,他口中的“小人”指的就是司马光。

而司马光也同样抓住机会,提醒宋神宗说:“要善于用人,注意考察官员,别被某些人的表象所迷惑了”。这里的“某些人”,其实指的就是王安石一个人而已。

当然了,宋神宗也不是一个傻瓜,关于两位翰林学士之间的争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他自信满满,完全相信能够驾驭好这两个人。

宋神宗认为,既要充分发挥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才干,又要让他们相互制约,这样才是应有的用人之道,自己的皇位才能坐得更加安稳。

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宋神宗预料的那样,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必须从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之间作出一个选择。

公元1068年8月,在当时的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延和殿上,发生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辩论大赛,史称“延和殿廷辩”。

刚一开始,辩论的话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如今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可国家却很穷,财政入不敷出。民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突出,该怎么办?”

针对这个辩论话题,王安石的观点是:“首先要会理财,还要多赚钱。”

而司马光的观点是:“要节省财政开支,少花钱。”

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辩论赛,却因为接下来的一件事情被推向了高潮,完全出乎了作为裁判的宋神宗的预料之外。

就在这个时候,朝廷接到了“黄河以北地区遭受大灾,请求拨款赈灾”的报告,此时的北宋国库早就已经空空如也了。时任宰相的曾公亮向宋神宗提议说:“能否在今年的皇帝祭天大礼时,免去给朝廷官员赏赐的惯例,以节省财政开支。”

对于曾公亮的这个建议,当着宋神宗和满朝文武百官的面,司马光和王安石又争执了起来,在延和殿展开了一场毫无情面的唇枪舌战。

曾公亮

司马光完全同意曾公亮的建议,他认为,目前国家的财政紧张,大臣们应该为朝廷分忧,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带头辞掉朝廷的赏赐。

其实,这也正是司马光的儒家风范,身为一名大宋臣子,他甘愿为北宋鞠躬尽瘁。但是,王安石却不同意他的观点,王安石反驳说:“减免赏赐能节省几个钱,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的。”

当着众多大臣的面反驳司马光,这显然就是不给司马光面子,使得这场“延和殿廷辩”顿时充满了火药味。

接下来,王安石还说:“国库空虚,财政吃紧,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它并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听完王安石的话,司马光心里自然很不高兴,把自己的观点反驳得一无是处,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让自己颜面扫地。可是,司马光毕竟也是讲究儒家风范的,虽然很生气,但也不能说出骂人的脏话。

于是,司马光带有讽刺意味地问王安石:“如果连国库不足都不是当务之急,那又是什么呢?”

王安石从容地回答说:“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选拔善于理财的人,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

王安石的意思就是说,把中央把经济权力统一收起来,学习商鞅和汉武帝进行高度集权的改革,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站在儒家的观点上认为,想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其实很简单,只需中央财政节俭一点,以农为本,藏富于民,这样天下就会太平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争论,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司马光主张节省钱,而王安石则主张想办法挣钱。

司马光

司马光讽刺王安石说:“你口中所谓的理财,只不过就是搜刮百姓而已。”

王安石回复说:“你又不懂为国理财,我所说的理财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意思就是,不增加老百姓的赋税,而使国库变得充足。

听到王安石的“狡辩”,司马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场翻脸了。他气愤地说道:“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跟当年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一码事,你用这套歪理邪说来糊弄当今圣上和群臣。”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当年桑弘羊就是用“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句话蒙骗了汉武帝,要求汉武帝“施行盐铁国家专卖”的新政策。结果,这个政策一经实施,实际上就是国家与人民争利,反而使社会矛盾变得更加激化,直接导致汉武帝晚期盗贼四起,民不聊生。

司马光的这句话一说出来,将整场辩论推到了高潮。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场精妙绝伦的朝堂争论大赛却停止了,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惋惜。

关于这场“延和殿廷辩”为什么会突然停止,史书上并没有相关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王安石的怪癖性格,他绝对不会就此向司马光服软认输的。

在司马光笔下的《司马文正公文集迩英奏对》一书中记载,司马光在这边辩论中是占据上风的。但由于是他本人撰写的史料,里面难免带有一部分个人感情色彩,可信度并不高。

而在另一史料《神宗实录》一书中,也有关于“延和殿廷辩”的相关记载,但这本书历史上前后共修改过了三次,而且每一次修改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意愿。

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赵构为了推脱父亲宋徽宗赵佶和哥哥宋钦宗赵桓亡国的责任,派人重修了《神宗实录》。书中全盘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全部推到了王安石的头上。直到如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就是王安石实施的变法。

言归正传,就在王安石和司马光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作为裁判的宋神宗站了出来,夸赞了两位大学士的说法都有道理。

然后,宋神宗做出了最后的结论:“关于朝廷是否要减掉赏赐,就按王安石的意思起草文书吧!”

宋神宗之所以做出这个结论,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只守着眼前的这点财政过日子,靠着从官宣嘴里省出来的一点粮食分给百姓,这样难以维持长久。

王安石

而关于王安石提出来的理论,要把国家财政变得更充足,这一点让宋神宗更加欣赏。这样一来,既有利于扭转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又可以帮助百姓改善贫苦的生活。

如此一对比下来,宋神宗更加倾向于王安石的观点。

况且,大家也都知道,北宋从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发展到了宋神宗时期,“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几乎每一个正直的官员都会提出整治“三冗”问题的对策,但都得不到解决。

面对满朝文武大臣都在提倡“稳中求变”的情况下,只有王安石没有老调重弹,而是大胆地提出“理财”的新策略,而且还能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当然是宋神宗希望看到的。

至少,比起司马光提倡的节俭,捂紧口袋过日子相比,王安石的创新更加令人期待,值得尝试一下。

其实,从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人相处共事的过程中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的意见始终都是相背而驰,最终发展成水火不容的地步也是迟早的事情。

而“延和殿廷辩”,只不过是更加加剧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一场公开的辩论之后,也让“国家该往何处去”这个政治话题,首次放到了正式台面上进行讨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宋神宗更加倾向于王安石了,坚定了他把改革变法的重任交给王安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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