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围绕最高权力进行着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如西汉的宗室内斗、东汉的外戚宦官之争，唐朝的关陇勋贵与寒门的斗争。
到了明朝，形成以内阁为主导的文官集团和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的斗争，两大势力的政治角逐几乎贯穿明朝近三百年历史，是所有朝代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时期。
从根源上来讲，明代的臣宦之争是君主专制需要的结果，皇帝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始终保持两大集团的力量均势，或者拉拢一方打压另一方。
明朝中期成化至正德的半个多世纪，内阁一直被宦官压制，两者势力呈现一边倒状态，尤其在两次决定性斗争中，内阁遭遇惨败，甚至解散，宦官势力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内阁与司礼监的起源——明朝皇权专制高度集中的产物
关于内阁的诞生和发展，最早要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1380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诛杀丞相胡惟庸及其大臣党羽三万余人，沉重打击元勋贵胄集团。
此后朱元璋废除两千余年的宰相制度，其本人直接统领六部，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然而他虽然发挥超强的能力和劳模般的精神，但繁重的政务压的他喘不过气。
废相两年后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及文华殿，征诏当时社会上有声望的大儒学者充当大学士，但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品级只有正五品，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1402年朱棣经过近四年的靖难之役夺取皇位，这位马上皇帝虽有朱元璋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他却没有父亲的劳模风范，做不到总揽政事。
于是派解缙、胡广、杨荣等三人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至此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
不过朱棣依然把原来宰相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只是将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仍在六部，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互不统属，此时的内阁性质上仍然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
直到朱棣中期以后，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无暇操持内政，很多意志由内阁落实，所以内阁职权渐重，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
1425仁宗朱高炽继位时，由于杨士奇、杨荣是东宫旧臣，有拥立之功，杨士奇以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
之后两人又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不到一年，明宣宗朱瞻基继位，礼部尚书杨溥入阁，并与杨士奇、杨荣共同主持政务，因为三人德高望重、沉稳老练，史称“三杨”。
内阁在他们的带领下权力进一步提升，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均由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形成“票拟”制度。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之初，“三杨”以托孤大臣身份辅政，内阁地位更加显赫，首席顾命大臣杨士奇权势甚至与宰相不相上下。
不过就在内阁势力向上壮大时却遭到另一股政治势力——宦官集团的冲击，首要代表就是王振。
明朝宦官集团有两大支柱，一是司礼监，二是特务机构东厂，其中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力最大，其次是秉笔太监，东厂提督由秉笔太监兼任。
司礼监最早成立于1384年，早于内阁，其主要职责是掌婚丧礼仪等宫廷琐碎事务，而且朱元璋吸取汉唐宦官专政教训，对宦官管教严格，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
不过到了朱棣时期，情况有了变化，靖难之役时，朱棣暗中收买建文帝身边宦官，为其通风报信，传递情报，很多宦官如郑和在战场上立下军功。
朱棣执政后，大力提拔赏赐宦官，把可靠的宦官派到军事、政治等重要职位上去，宦官的权力因而大为扩张，司礼监虽然职权依然没有变化，但宦官集团的得势为其专权提供温床。
朱瞻基时期，司礼监的地位开始出现变化，变化的端倪是内书堂的设立及教授宦官读书识字。
因为凭朱瞻基一人，已难以应对大量奏章的批阅，这样，经过内书堂训练，代替皇帝批阅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就应运而生了。
由于批阅需要朱笔，所以也被称为“批红”，朱祁镇继位后，十分信任大宦官王振，所以批红成了司礼监的主要职责。
司礼监太监成为皇帝处理机务最贴近最可靠的助手，由于批红的决策属性相较于票拟的意见属性，更具制度优势。
再加上王振和司礼监依靠皇帝的信任，权力高涨，不仅总管内廷宦官事务，而且可以干涉外廷朝政，即“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到“三杨”末期，司礼监权势压过内阁，成为大明朝堂权力最大的部门。
同时，宦官专政的另一个体现就是以东厂为代表的特务机构的设置。
1420年，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监视朝臣，加强皇权专制，决定设立东厂。
其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是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由秉笔太监担任。
东厂有不经司法审判，直接逮捕审讯朝堂官员的权力，到明宪宗朱见深和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又设置西厂和内行厂，权力超过东厂。
宦官集团正是依靠司礼监和特务机构，得以专擅朝政，并与内阁展开激烈的较量。
明朝中期内阁与宦官的两次正面对决
明英宗朱祁镇以后，强势崛起的宦官集团不可避免地与内阁产生碰撞。
“三杨”主政时期，内阁一直是朝政运转的枢纽，然而1442年“三杨”老去，王振在朱祁镇的纵容下，权势极度扩张，新任内阁大臣资历浅，背景弱，根本无力与其抗衡，宦官集团第一次实现对内阁的压制。
1449年土木堡之变到1464年朱祁镇逝世前，内阁与宦官相对平衡，直到明宪宗继位，二者斗争进入白热化。
1464年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在位期间怠于政事，十分宠信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贵妃，朝纲日益败坏。
不过朱见深虽然不理政，但却想把皇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内阁等外廷大臣是不被朱见深信任的。
而且此时的内阁早已今非昔比，早已脱离秘书机构的属性，取而代之的是文官集团之首，所以朱见深维持皇权至高无上地位的是依靠宦官的力量压制内阁。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侍奉万贵妃的宦官汪直善于察言观色，投机钻营，得到朱见深的信任，被其提拔为御马监掌印太监，御马监是仅次于司礼监的太监机构。
1477年在朱见深的支持下，汪直建立明朝另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西厂，汪直自任西厂提督。
职务是侦查民臣言行，对疑犯进行拘留、用刑，并把监狱、法庭混为一体，而且可随意逮捕朝中大臣，不向皇帝奏请。
在汪直的推动下，西厂权力急剧扩张，人数比东厂多一倍，又把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权包揽起来，权力完全压过东厂。
西厂作为皇权专制的怪胎，与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产生激烈摩擦。
在西厂成立的当年四月，汪直将浙江布政使刘福等多人下了西厂大狱严刑拷问，并牵连多位大臣，一时西厂“权宠赫奕，都人侧目”。
面对西厂的咄咄逼人，内阁发起反击，这里要提一下时任内阁首辅商辂。
商辂是明代近三百年间，第二位在乡试、会试、殿试都取得第一名的三元及第（同时获得解元、会元、状元），第一位的黄观被朱棣除名，所以又说商辂是明代唯一“三元及第”。
1467年商辂升为内阁首辅，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阁十年可谓位高权重，再加上为人刚正不阿、宽厚有容，临事果决，在朝中颇有威望。
在西厂大肆抓捕朝臣时，商辂联合六部九卿上疏朱见深，历数汪直的十一条罪状，状告汪直祸乱朝堂，残害忠良，严重扰乱社会安全，并直言汪直不除，天下不安！
商辂依据大义，慷慨激昂，面对强大的内阁攻势，朱见深选择屈服，于当日罢免汪直西厂职务，重回御马监，并解散西厂。
当然，朱见深此举不过是迫于内阁政治压力，在他看来，内阁对皇权构成威胁，必须依靠宦官加以牵制。
仅仅一个月后，西厂重新开张，汪直官复原职，群臣哗然，商辂失望之下请求致仕，朱见深借坡下驴同意，下诏加商辂为少保，用驿车送他回去。
商辂的结局虽然相对完满，但他离开以后，造成“士大夫益俯首事（汪）直，无敢与抗者矣”的局面。
内阁完全落于下风，新任内阁首辅万安唯汪直马首是瞻，内阁完全依附于宦官，直到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引起朱见深的警觉，随后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1487年朱见深去世，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他对宦官严加节制，厂卫特务机构谨慎行事，法治宽刑，经济繁荣。在他执政的十八年中被称为弘治中兴。
1505年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
朱厚照自打东宫时起就信任近侍宦官刘瑾、张永、谷大用、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等八人。
他们专门会讨十几岁的朱厚照欢心，其中尤以刘瑾最为狡黠，此人颇通古今，心中常仰慕王振。
他们天天进献鹰犬、歌舞、角抵等戏法玩艺给朱厚照，对外在京城周边广置“皇庄”，达三百多所，夺人土地，侵民害物，人称“八虎”。
不过刘瑾等人在朱厚照即位之初尚未取得实权，外廷大臣并未在意朱厚照从东宫带来的这几个宦官，只以为是几个人逗皇帝开心乐乐而已。
直到这些人窜掇皇帝广置“皇庄”，四处捞钱的时候，才引起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的注意。
他们多次进谏，但朱厚照不仅未采纳，还更加离谱。
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自己则扮做富商从中取乐，后来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自己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搞得乌烟瘴气。
眼见宦官乱政，文官集团不再坐视不管，尤其是内阁还是明孝宗留下的班底，作风颇为清正刚强。
1506年十月，大学士刘键发动内阁及六部官员集体上疏弹劾刘瑾等人，要求诛杀八虎，以振朝纲。
而朱厚照刚刚继位，还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有些支撑不住，想与群臣妥协，派司礼监太监到内阁，建议将刘瑾遣到南京。
他们三次往返，遭到内阁的坚决反对，无奈之下，朱厚照向内阁妥协，口头同意除掉八虎。
听到风声的刘瑾非常害怕，率其余七人连夜进宫围着朱厚照哭泣，拜倒在地，朱厚照受到感动，同时刘瑾还反告内阁与司礼监沆瀣一气，是想限制皇帝出入，并且提示朱厚照，身为皇帝不能为外力所制。
刘瑾的一番话刺痛了朱厚照作为皇帝的自尊心，在刘瑾的蛊惑下，朱厚照横下心来，马上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
朱厚照的态度使内阁的优势局势瞬间逆转，当晚负责传信的司礼监太监全被革职充军。
此后刘瑾动用手中权力罢黜革职一大批文官，内阁大臣谢迁、刘健不甘示弱，以辞职相威胁，但是被朱厚照欣然批准，内阁解散。
至此群臣失去了领头人，文官集团彻底崩盘，刘瑾权势日益嚣张，大臣动辄遭到发配清洗，朝政一片黑暗，而内阁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再次落败，只能蛰伏。
刘瑾虽然靠着朱厚照的宠幸权倾朝野，但他忽略了太监内部的争权夺势，最终死于另一个太监张永之手。
不过朱厚照依然日醉心淫乐，朝堂政治黑暗，奸党横行，直到1521年朱厚照病死，内阁与宦官对斗争才告一段落。
皇权的专制属性是内阁屡败于宦官的决定性因素
从明英宗时期王振首开宦官专政之先河，到汪直、刘瑾擅权专政，内阁在半个多世纪里的两次大的抗争以及无数次小的政治攻击均遭到失败。
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最高皇权的态度，在皇帝看来，内阁从他们的秘书班子一步步发展壮大，演变为政府文官的首脑。
自朱元璋、朱棣以后，明朝皇帝在与内阁和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愈加力不从心，在他们看来，内阁从心腹成为对立面的外廷，并对皇权产生掣肘。
而从小陪伴自己长大的宦官才是自己人，所以皇帝在执政过程中，坚决的偏向宦官，宦官凭借“批红”有力的压制了内阁的“票拟”，同时又依靠东厂暴力机关打击甚至消灭朝臣。
由于内阁在制度上不具备与宦官扳手腕的能力，皇帝稍有偏向，内阁注定溃不成军。所以即便强如“三杨”内阁，因皇权偏向宦官，也无法制服区区小宦官王振。
而皇权则可以在内阁与宦官的鹬蚌相争中得力，当然，明朝宦官也不是无限制膨胀，终明一代宦官不掌握军权。
司礼监和特务权力随着皇帝的好恶不断伸缩，当皇权信任宦官时，“批红”也好，东厂也罢，宦官可以发挥无限可能。
当皇权觉得宦官无利用价值时，稍微动动手指就能轻易收回，这也是汪直、刘瑾虽然权倾朝野，但最终仍被皇帝除掉的原因，而不是像唐朝宦官那样可以左右皇帝废立。
同时皇权也并未一味偏向宦官，有时也信任内阁，比如武宗之后的嘉靖和万历，嘉靖执政四十余年出过严嵩、徐阶等著名内阁大臣，却没有宦官擅政。
万历时期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大权独揽，皇帝也要听从张先生的教导，内阁权力达到巅峰，说到底，明朝高度发展的专制皇权是内阁与宦官权力斗争走向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