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体重330斤的安禄山,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暴虐的他死在了儿子手里

体重330斤的安禄山,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暴虐的他死在了儿子手里

体重330斤的安禄山,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暴虐的他死在了儿子手里

谁也不会想到,盛唐会被一个体重330斤,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又极度暴虐的胡人,搞得差点亡了国。

更让人想不到,这个使盛唐由盛转衰的胡人,最后不是自然死亡,也不是兵败被杀,而是死在了自己儿子手里。

如此反差,令人唏嘘!

这位使盛唐衰落,最后又被儿子杀死的胡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史之乱”的制造者——

安禄山。

生逢其时

略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它一举终结了歌舞升平、花团锦簇又醉生梦死的盛唐,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兵连祸结的乱世。

作为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大动乱的制造者,安禄山从此成为史官笔下乱臣贼子的代表人物,被史书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后来统治者引以为戒,也被封建文人唾弃、谩骂。

起兵反唐前,安禄山是玄宗最宠信的大臣,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帝国藩镇三分之一兵力,达十八万精兵,是唐帝国兵权最重的封疆大吏。

然而,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他的出身其实非常卑微。

安禄山未发迹前的经历可以说是古代版的三毛流浪记:

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只留他孤苦无依,吃百家饭、捡垃圾度日,后为生计,流落异乡讨生活,混迹市井,干过小买卖,当过偷羊贼,曾被人五花大绑押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公堂上,被痛恨偷鸡摸狗的张守珪下令乱棍殴打,差点死在公堂之上……

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不仅走上了帝国政坛的巅峰,而且还用一场动乱把盛唐彻底埋葬,把唐朝历史拦腰斩断。

造就他的贵人,就是玄宗朝南阳郡公——张守珪。

安禄山成年后,为求生计,因其精通六种番语,便在边境的贸易市场做了“互市牙郎”。

所谓互市牙郎,就是为胡汉各族商人提供翻译和中介服务的经纪人。

不知是运气不好,还是生来就没有财富运,安禄山善于揣测他人心理,也精通多种番邦语言,干了十几年却仍是囊中羞涩,钱袋空空如也。

为了能有钱买房置地,安禄山动起了歪心思,铤而走险,做起了偷羊贼。

只可惜,安禄山既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更不是当贼的料。

只是干了几票,他就被人发现,然后五花大绑押到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公堂上。

张守珪生来就对这种不安分守己,尽干些偷鸡摸狗的市井流氓深恶痛绝,得知他是偷羊贼,当即命人将他乱棍打死。

就在安禄山即将横尸公堂之上时,他突然扯起嗓子大喊:

“大人不是想消灭奚和契丹吗?奈何打杀壮士!”

当时,奚和契丹常年入寇唐朝的东北边境,搅得帝国边境终日不安,边民不宁,是帝国的一大边患。

张守珪之所以被帝国派驻幽州,目的就是为了对付这两个凶悍又不服管教的异族。

张守珪驻守幽州期间,以帝国强悍实力镇压两代异族动荡不得,却苦于没有悍勇之将可以直入奚、契丹地,灭其族,吞其地。

安禄山这一喊,使一心想要灭掉奚、契丹二族的张守珪对其生起兴趣。

安禄山生来膀大腰圆,看起来颇有猛将之姿,又颇有胆识,张守珪见他敢说自己是能灭奚和契丹的壮士,遂起了收为己用的心思,当即留下他一命,收入麾下。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的安禄山,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并在张守珪的麾下阴差阳错的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生逢其时,这四字是对安禄山最好的诠释。

安禄山生在了对异族最为包容的唐朝,生在了对异族最为重用的玄宗朝。

若是生在其他朝代,安禄山即使能参军,能做官,也绝对做不到掌军之将、郡王之荣,更不可能执掌帝国三分之一的兵力。

唐初以来,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奚、契丹等族,时附时叛,内侵频仍,给帝国边境造成极大威胁。

玄宗朝,历经数代唐帝的励精图治,加上玄宗前期又是圣明之主,帝国国力空前强大,走上极盛时期。

国力强盛,接下来自然是要开始解决民族安全,使四夷宾服,唯我独尊。

要想四夷宾服,除国力强盛,还需统兵大将。

西汉武帝朝为何能灭南越、闽越、东越、朝鲜等,降伏车师、楼兰、大宛、西羌、西南夷等,除了强大的国力,还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举世名将。

然当时玄宗朝却无可统兵征战国门之外的大将,为征得统兵人才,玄宗皇帝曾开过运筹决胜科、将帅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但始终未发现真正的人才。

究其原因在于参加科举之人多受儒家文化影响,认为天朝上国应该要有大国气度,和睦友邻,以德服人,不应以大欺小,以势压人。

受其思想局限性,他们知兵却不会用兵,不会统兵,别说是出谋划策,不阻止就算好了。

彼时,帝国重臣对玄宗关于民族安全的施政方略就颇有异议。

宰相张说就反对玄宗对吐蕃用兵,认为“至仁不残”;

奚、契丹入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认为用兵伤民,不管不顾,使边民被异族掳掠。其升任宰相后,更是故意打击边将,“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竟生心侥幸”;

王中嗣领四镇节度使,非但不整军备战,反而以持重安边为务,甚至弓藏于袋,以示不用。

玄宗部署夺回吐蕃占领的石堡城,他认为牺牲太大,“所得不如所失”,“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因此他对玄宗命其配合别部攻石堡城的旨意置若罔闻,故意拖延所部行军,致使“过期不克”,“师出无功”。

由此可见,玄宗朝当时面临着严重的有兵有粮却无良将的尴尬局面,朝中那些掌军的将领多是儒将,对于民族保卫事业,儒将不达时务,被禁于儒家的迂腐思想,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斥为穷兵黩武,别说是支持、帮助玄宗对外用兵,不添乱便是万幸。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心要想让四夷宾服又苦于无将可用的玄宗,开始大力提拔底层且支持自己对外用兵的文臣武将。

开元二年,“契丹及奚与突厥连和,屡为边患”,左军节度薛讷奏请出师讨伐,宰相姚崇等表示反对。玄宗得其奏请,龙颜大悦,当即将薛讷升为宰相,“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

游击将军张守珪,其任上坚决抵御契丹的内犯,使契丹数年不敢犯。张守珪到东都献捷,玄宗亲自为他举行饮至之礼,后命其移镇幽州,迁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

为完成四夷宾服的雄心壮志,玄宗不仅大力提拔中低层官员,更是不分民族,只要是支持自己对外用兵,即使是异族,也重用之。

高丽人高仙芝,在西域立下战功,保卫了帝国腹地关陇的安全,玄宗任命其为安西节度使;

突骑施人哥舒翰,抵御吐蕃内犯,收回石堡城,玄宗升任其为河西、陇右节度使,更是册封其为西平郡王。

玄宗不分民族,只分忠诚与否的重用,使一批适应玄宗政策需要的蕃将,见重于朝廷,受到种种恩遇。

生逢其时的安禄山,就因此走上了辉煌之路。

作为支持玄宗用兵政策的张守珪,他对玄宗的喜好自然一清二楚,且也是鼎力支持的。

安禄山加入其麾下后,便展现出了极强的军事天赋,多次立下战功,使张守珪刮目相看,并将其收为养子,想将他培养成帝国举重若轻的边将之一。

有了张守珪的大力提携,加之玄宗对蕃将的重用,安禄山的仕途由此也是一帆风顺,短短不过数载,便成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

安禄山发迹的第二个贵人,便是帝国皇帝唐玄宗李隆基。

所谓 “满招损,谦受益;满必益,骄必败”,仕途一帆风顺的安禄山,小人得志,难免骄傲自大起来,身为统兵大将,最忌讳的便是骄傲自满,一人便可累及三军。

升任平卢讨击使不久,安禄山奉张守珪之命讨伐奚和契丹,因为这些年未尝一败,又是新官上任,其便犯了骄傲轻敌、贪功冒进的忌讳,结果被奚和契丹军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回。

大败而归,按理说作为战败主要责任人的安禄山,他逃不过被军法从事的命运,然张守珪念其劳苦功高又骁勇善战,不忍诛杀,就把他送到东都洛阳,交由朝廷发落。

送往东都洛阳时,张守珪也在给玄宗的奏章中直言安禄山在对抗异族沙场上的功绩。

其所举,无外乎是知道玄宗对对抗异族的蕃将的看重,知道他一旦得知安禄山是位骁勇善战的蕃将,定会留他一命。

事实上也的确如张守珪所想。

安禄山被押到东都后,宰相张九龄亲自审问他,两人对答许久,张九龄深感此人绝非善类,就在案卷上写下批语: “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

意思是按照军法,张守珪本来就应该把安禄山就地处决,现在就算把他交由朝廷处置,也不可能从轻发落,还是要军法从事,逃不过一个死字。

关键时刻,玄宗发话了。

玄宗看到张守珪上的奏章后,觉得安禄山此人有大用,不但对边境各族的风土人情和山川道路了如指掌,且很有领兵的才能,所以便下旨免除他死刑,只须免除官职,戴罪立功。

玄宗的旨意,张九龄坚决反对,他说:

“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

不得不说,张九龄作为一个久经官场,阅人无数的宰相,他看人真的很准,仅凭直觉看出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本性,继而断言此人日后必反。

如果玄宗这时听从张九龄的话,下旨将其诛杀,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帝国或许也就能强盛更久。

然而历史终究没有假如——玄宗最后还是把安禄山放了。

起兵谋反

因祸得福,这就是安禄山被送往朝廷受审后的结局。

偌大的大唐帝国,像安禄山这种级别的武将不知凡几,玄宗熟悉的也就是那几位,且都在后来受到了重用。而安禄山因触犯死罪而受到皇帝的注意和关照,不是因祸得福又是什么呢?

这次死里逃生,既让安禄山得到玄宗的关照,也让安禄山明白了一个道理:

光靠在战场上拼死拼活是没有用的,即便拿命换来一官半职,一着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满盘皆输。他明白要想出人头地,不仅要会打仗,更要学会怎么做人。

怎么做人呢?那就是学会花钱。

只有和帝国重臣搞好关系,才可以既做官又升官。

从此,安禄山一边打仗,一边不遗余力地贿赂前来视察的每一个钦差大臣。

“上(玄宗)左右至平卢(营州)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

开元二十八年,安禄山升任平卢兵马使。

次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出任河北采访使,赴平卢视察军情, “禄山谄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贞,复以金帛遗其左右。利贞归朝,盛称禄山之美。”

张利贞接受安禄山的重贿后,回朝便拼命在玄宗面前说他好话,使玄宗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旋擢升他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兼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元年正月,为统一帝国边境力量,保护民族安全,玄宗将整个帝国边境从西到东、由北至南划分为十大藩镇,设置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大节度使,外加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

安禄山被玄宗擢升为平卢节度使,负责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自此,安禄山强势崛起,成为手握重兵、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成为九大节度使之一,除了有玄宗的关照,还有满朝文武力推。

在安禄山的重贿下,不但是出巡在外的钦差们说他好话,就连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夸、礼部尚书席建侯等,甚至连玄宗当时最宠爱的武惠妃,都众口一词盛赞安禄山。

此时的安禄山,在满朝文武的力推下,被本就对安禄山很有好感的玄宗视为“镇清边裔”的“万里长城”。

从天宝二年开始,玄宗频频传召安禄山入朝拜见, “宠待甚厚,谒见无时。”

随着入朝次数的增加,玄宗对安禄山越来越倚重。

玄宗的倚重,换来的自然是官运亨通。

天宝二年,安禄山加骠骑大将军;

天宝三年,代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同时兼任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使;

天宝六年,兼任御史大夫;天宝七年,赐实封三百户,封柳城郡开国公;

天宝九年,进封东平郡王,成为第一个封王的节度使,管兵五万五千人,此时安禄山管兵高达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并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

天宝十年,原河东节度使韩休珉升左羽林将军,安禄山兼之;

天宝十三年,加左仆射,兼闲厩群牧都使、群牧总监。

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藩镇节度使,又兼任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闲厩群牧都使、群牧总监等数职,安禄山的权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手握的十八万,相当于全国藩镇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当时帝国十大藩镇的总兵力约为四十九万人),而当时帝国掌控的中央禁军仅十三万,只为安禄山手握兵力的三分之二。

除此,河北采访处置使,其职责是考察辖区内地方官员的政绩,手握河北各州县官员的政治前途,而御史大夫又有弹劾河北各州县官员的权力,如此河北几乎就是安禄山说了算。

再加上其手握的藩兵,安禄山就是河北的皇帝,玄宗的话在河北都未必有安禄山管用。

对于安禄山造反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但总结而言无非就是实力够了,已经到了不反也会被逼反的地步。

手握如此雄厚的兵力,又是河北的“皇帝”,不反才怪!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集结麾下的所有部队,并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共计15万人,号称20万,于范阳起兵谋反。

是日,安禄山命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然后亲率15万兵从蓟城出发,兵锋直指东都洛阳。

一场彻底改写唐帝国历史,并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安史之乱就此拉开序幕。

下场凄惨

安禄山起兵之初,在玄宗的“助攻”下,一路势如破竹,直取东都洛阳。

占据东都洛阳后,安禄山于次年正式登基称帝,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年号圣武。

五月,南阳太守鲁炅率领荆州、襄州、黔中、岭南兵卒十万多人,在叶县城北边的枌河跟叛军将领武令珣作战,唐军全军覆没。六月,哥舒翰被擒,潼关破,唐玄宗逃往西蜀避难。

此时,对安禄山而言,形势一片大好,不出意外,半壁江山可得。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玄妙,天命在唐而不在燕。成为大燕皇帝后,安禄山由于身体肥胖,长年长疮疖,到起兵叛乱之后视力渐渐模糊,这时完全失明,且全身长满块状毒疮。

安禄山本就是一个暴虐之主,现在又饱受病痛的折磨,性格更是喜怒无常,动辄对身边的人使用刑罚,连身为谋主的大臣严庄也遭鞭棍抽打,使得重臣与他离心离德。

除此,失明后的安禄山只对幼子十分宠爱,大有立他为储君的意思,发晋王安庆绪不满。最终,安庆绪联合严庄等燕国重臣发动宫廷政变,安庆绪指使宦官李猪儿杀死了安禄山。

一代枭雄,就这样惨死在了亲生儿子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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