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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蒙古的统治曾如暴风骤雨般袭来，亦如秋风扫落叶般散去，在短短不过百年的历史岁月中，这个王朝留给后世的几乎只有杀戮、剥削、贪腐等负面形象。
反看待任何事物不可一味片面，亦不可一味求全，元朝时期的商业活动之发达相比于明清，还是有稍许的可圈可点之处的，这与游牧民族自身的贸易长营有着巨大的关系。
生产条件低下，物资相对贫乏，使得草原民族在不得不依靠外部输入，来满足自身的日常生活需求，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又发动了对外扩张侵略。
以战养战的策略可以解决军队的大部分物资需求，如蝗虫过境般打到哪儿吃到哪儿却不是长久之计，贸易往来渐渐成了蒙古战争机器的柴油来源，斡脱商业在此种大背景之下，逐步走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之下。
斡脱商业兴起的历史背景，东西方贸易往来
斡脱商人并非专指蒙古人，而是指从西域而来的贸易商人，因从西方带来了生活物资刚需品，提高了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水平，这些商人受到了当时蒙古各部的特别优待。
成吉思汗时期，这些来自西域的商人的地位又进一步提高。为了把握对外贸易的主导权，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派遣自己的三个儿子，组建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商队。
这一支商队并非完全都是蒙古人，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信徒。
当时的成吉思汗早已统一蒙古各部，尚未进行西征侵略，稳定的区域政权、互惠的贸易环境吸引了大批西方商人归附于蒙古。
这使得当时的草原贸易曾一度兴盛，那支四百五十人的商队里面大多数都是此类人，这便是斡脱商人的雏形。
随着蒙古的铁蹄开始横扫亚欧大陆，斡脱商人开始充当起了蒙古财政大臣的角色，西域商人中的回回人阿三、回鹊人（指现维吾尔族）镇海等相继效忠于成吉思汗。
重商主义越来越被视为蒙古的财政国策，物资生活用品的刚需已经解决，现在需要斡脱商人作为聚财工具，为对外战争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此时的斡脱商人开始和蒙古贵族捆绑在一起，蒙古贵族提供生意的本钱，斡脱商人拿着这些本钱去更广阔的地方进行贸易，所得之利益分红于蒙古贵族。
此种利益模式像极了西方大航海时代，欧洲皇室与殖民探险家们的合作方式。
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在对待西域商人的态度上更显大度，他常常不看这些西域商人的货物优劣，以高出货物本身市场价的百分之十购买。
随着蒙古版图的不断扩大，此时的蒙古在西方各国中都是十分强大的存在，而蒙古的可汗又十分优待商人，这吸引了不少西域商人前来归附，大大壮大了斡脱商人的队伍。
如果说一开始的重商主义是因为蒙古物资匮乏和战争刚需所致，那么在蒙古军队占领许多农业土地后，仍然实行重商政策，无疑是一种短视的表现！
这一点在蒙古灭亡宋朝之后，凸显得尤为明显，国家版图在变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针却始终不变。
由重商主义到重农抑商，由贵族贸易分红到民间高利贷
斡脱商业是在蒙古铁蹄横扫亚欧大陆的历史背景下兴盛起来的，成吉思汗时期斡脱商业开始受到蒙古上层阶级的重视。
窝阔台时期的斡脱商业，进行了野蛮式扩张与成长，但尚未形成垄断之势，亦不能左右国家政治格局。
这一时期的蒙古联宋灭金，陆上丝绸之路的障碍被扫除干净，斡脱商人的贸易之路空前通畅。
或许是植根于游牧民族基因中的贪婪性和急功近利性太深了，在占领中国北方城市后，蒙古上层统治阶级并未进行有效的农业恢复生产，而是任由斡脱商人在民间“放高利贷”。
据《元史》记载：
“前令因军兴乏用，称货与人，而货家取息岁倍，县以民蚕麦偿之。文炳曰：民困矣，吾为令，义不忍视也，吾当为货偿。”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大战之后百业凋零，规章典制也随战火一起焚烧。二是蒙古贵族和斡脱商人相互勾结，使得当时的金融市场难以管束。
大战之后必休养生息，可惜从草原来的野蛮民族不懂这个道理，这一点满清确实比蒙古人智慧不少。
此时的中国南方虽未统一，却是蒙古统治者汉化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蒙古贵族和汉族军侯尚未完全掌权。
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窝阔台，也意识到了斡脱商人的肆意妄为必然动摇统治根基，但是又不敢拿这些商人大开刀。
毕竟南方的宋朝尚未统一，西征与否暂时待定，没了这些商人作为敛财工具，蒙古军队的物质保证必将受损。
因此只是出台了一些法律政策对斡脱商人进行限制，比如：民债官偿、制止羊羔息、斡脱商人交税等，这三条法度没有从大的方面动斡脱商人的蛋糕，但也确实起到了抑制作用。
尤其是民债官偿这一条，足以看得出斡脱商人并非蒙古族，只是相当于拥有蒙古户籍的西域商人而已，当然这里的民是优先代指蒙古族的。
羊羔息是指斡脱商人在民间的贷款利息，制止羊羔息的大概意思就是逾期之后，偿还的数额须与本金大等，不可相差太大。
在此之前，斡脱商人受到蒙古最高统治者和蒙古贵族的一致优待，是不用纳税的一种户籍人口，此项法规的颁布算是对斡脱商人肆意妄为的一种警告。
之所以不用纳税，是因为当时的斡脱商人相当于蒙古贵族的职业经理人，每一位蒙古贵族均可配一名这样的斡脱商人。
据拉施特《史集》记载，一天，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别乞向窝阔台请求一名斡脱，被窝阔台拒绝之后，哭了起来。
这位寡妇便开始以丈夫拖雷之死，向窝阔台发起质问，说自己的丈夫是为了蒙古，为了可汗（窝阔台）才战死的。
这话传到窝阔台耳朵里，他最终答应了这位寡妇的请求，给她配了一名斡脱。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斡脱商人其实相当于蒙古贵族的职业经理人，与其说是捆绑不如说一种合作关系。
这些斡脱商人不仅服务蒙古贵族，也在民间从事借贷行业，这一点与西方的犹太商人极为相似。
窝阔台的继任者蒙哥，同样贯彻了“重商主义”的国家财政方针，此时的蒙哥尚未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只是意识到了斡脱商业似乎越来越不受控制。
于是也颁布了几项法规对斡脱商人予以限制，但没有多少实际作用，这个烂摊子也进而交给了后来的忽必烈。
不过忽必烈的几项改革，却将斡脱商人进一步带入了国家政治中心，政治、经济像泥和水一样混在一起后，实在麻烦。
忽必烈的元政府对待斡脱商人不同于之前的蒙古国，关于如何清除斡脱商人对于社会和朝廷的危害，元政府采取的是一边打压、一边疏通的方法，最终也成功地控制住了这股歪风邪气。
从陆地到水路，斡脱商人转行从事海外贸易
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刚开始也是对斡脱商人采取优待策略，可随着元朝初期最大的贪腐案桑哥的落马，元政府开始对斡脱商人予以清洗，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之后，以忽必烈为首的统治统治阶级，一方面开始着手实行“汉化”，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对斡脱商人的彻底动刀，毕竟此时已经不需要这些敛财工具了。
元朝以“重商抑农”著称，发达的贸易市场甚至令当时的儒生都为之羡慕，加上元朝初期未开科举。与其被人推荐做官，还不如自己从商来得实在，弃文从商的儒生大有人在。
可斡脱商人的肆意妄为又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元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斡脱商人的管理的打压。
一方面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试图将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从政府机关和大陆市场中引流出去。不过这个任务直到元朝中期，才真正完成。
元文宗时期，皇权稍有加强，朝廷对政治体制内部的回回商人（斡脱商人）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政府机关单位内的斡脱利益代理人，从此不再猖獗。
民间的市场经济得到了改善，斡脱高利贷也逐渐消失，加之当时元政府对船舶贸易的大力发展和优厚待遇。
这些备受挫折的斡脱商人便纷纷开始从事海外贸易，这也算是斡脱商人“弃恶从良”的一种归宿了。
结语：
当社会对一类人群的待遇过于宽松且惬意的时候，那么也是这类人群走向对立面的时候，古今中西概莫能外。
斡脱商人从刚开始受到蒙古贵族的优待，到后来的全面清洗，亦不过百年时间，当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对资本予以制衡时，那么其便会野蛮生长。
当今的社会金融乱象丛生，网贷、高利贷、房贷、车贷等金融模式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违法乱纪、残酷剥削财富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
这其中最明显的特点莫过于官商勾结和违法成本低，这一点与元朝时期蒙古贵族和斡脱商人的勾结几多相似。
随着全球的经济的全面放缓甚至停滞，中国金融市场必将慢慢降温，借此良机改革一下经济法规和市场监督机制，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元史》
《细说元朝》
《斡脱杂考》
《元朝斡脱政策探考》
